号称“史上最严”的新公车管理办法,并没有赢得多少民众的喝彩,民意对新政的观望,并不是对公车改革的失望,而是不相信口号,只相信效果
文|《小康》记者李秀江
十七年,公车改革徘徊反复,收效甚微;十七年,公车依然坚挺,民意已然伤心。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公务用车的标准进行了重新修订。
新一轮的公车改革号称“史上最严”,新办法能否让公车改革突破坚冰,让民众回复信心?《小康》杂志“民情观察室”的调查显示,对于《办法》,近六成受访者认为“看起来很好,但很难操作”,近四成人认为“《办法》会对公车改革有推动作用,但也不能过于乐观”。
难操作,不乐观
十七年间,中国经历了三轮公车改革,每一轮都是令人兴奋的话题,而每一次都是看不到效果的失望。
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规定》,标志着第一轮公车改革的开始,浙江、江苏、北京、黑龙江、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成为试点。
2001年,以江苏省为试点的车改开始推进,并带动了其他省市的跟进,这被认为是第二轮车改。
第三轮车改从2004年开始,包括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上海、广东等20多个省份参与,涉及范围最广。
此次,《办法》的发布拉开了新一轮公车改革的帷幕,虽然没有人否定新政的新意,但民众响应的热情并不高。
在《小康》的调查中,90%的受访者不愿意过早地表达对《办法》的信任,不是“很难操作”,就是“不能乐观”。
《小康》“民情观察室”在调查中发现,民意对历次公车改革很失望,继而形成了“怀疑”的惯性。
比如,2009年,杭州市和辽阳市,几乎同时进行了“货币化补贴”改革试验,而结果却大相径庭:一个被评为最好的车改,一个被评为最差的车改。
杭州的方案是:取消市局(副厅)级以下专用车,公车向社会公开拍卖;实行货币补贴,按职务层级将车补分为9档,最高2600元,最低300元,车补打入市民卡中,不能变现。
杭州方案公布之初,也遭到市民的质疑,大家认为按级别确定补贴多少有失公平,并不是官越大外出的次数越多,反而是越在底层的公务员在外面跑的越多。
不过,杭州模式推行到现在,得到了专家和民间的最终认可,认为是当前“相对最合理”的车改方案。
而采取同样模式的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因为补贴方案太离谱而被叫停。
“成也民意,败也民意”,目前“相对合理”的“货币化补贴”,也存在“借车改之机变相为公务员涨工资”的非议,在一些城市根本无法推行。
有专家认为,民意需要引导,不能一味迎合,要挺得住。因为每一个新措施都可能遭到舆论的质疑。
最近的一次是,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办公室向24家省直单位免费发放100辆公务自行车,要求在市区3公里范围内执行公务活动,原则上使用公务自行车出行。
由于涉及到公车改革,这条新闻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很多网民和媒体都认为此举有哗众取宠之嫌,不是真正的车改。
这正如杭州市委副书记、杭州车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叶明所说:“公车改革是自讨苦吃,往往吃力不讨好。”
这次号称“史上最严”的公车改革,会不会像前几次一样,开始的时候轰轰烈烈,最终可能会不了了之?在《小康》的调查中,一些网民“不相信口号,只看疗效”,也有很多人赞同“改就比不改强,不能让改革者总是承担骂名”的观点。
四成人认为“不在于立法,在于守法”
公车改革要不要立法?在《小康》的调查中,完全赞同公车立法的还不到两成,认为“不在于立法,而在于守法”的占了近四成,说明民意认为,只要认真执行现有的政策法规,完全可以推进公车改革。
但在学界,对于公车改革要不要立法的争论非常激烈。赞同立法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公车改革阻力太大,屡屡陷入因境,推动起来很难,需要借助立法来助力改革。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员刘武俊称,公车改革难就难在触及太多利益集团,“在政策文件难以彻底调整现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还得需要法律来助力。”
不赞同立法的观点认为,中央已经颁布了很多“限制公车使用”的文件,即便是以立法形式推动公车改革,如果执行不力,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比立法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更要带头守法。
在此次调查中,只有少数人反对立法,有近四成人对公车立法能够推进改革“不抱希望”。
不透明的改革让民意“很受伤”
2010年7月,山东省烟台市对全市7000多辆公务用车,全部实行统一标识,在车辆前挡风玻璃右侧明显处张贴“公务用车,欢迎监督”,并标明了编号和监督电话,便于识别和监督。
这一方案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因此有人进一步提出,可以把所有公车的车门上都用醒目的油漆喷上具体的单位部门名称,以便于更好地接受监督。
在《小康》调查中,30%的公众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公开才便于监督”,25%的公众反对,理由是“会产生新的特权车群体”,40%的公众认为“如果公车数量都不透明,怎么做都没有意义”。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但有专家2004年按照模型测算,仅北京的公车预计就有100万辆左右,全国总计400万辆,数据相差太过悬殊。
公布公车数量是公众最基本的知情权,没有这个最基本的数据,也许就是对民意积极性的一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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