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内外的建党伟业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银幕,内外,建党伟业
- 发布时间:2011-07-18 16:45
作为送给建党90周年的礼物，电影《建党伟业》更像是在求证“为什么”--1911年至1921年这十年乱世间，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屏幕上中共一大的召开，为影片中的求证画上完美句点；而银幕外，关于那些“为什么”，还有更多可探究之处
文|《小康》记者罗屿
刘烨记得，当初和赵薇拍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时，他把头发往后一背，赵薇叫：“哎！主席主席主席！”其实上大学时，就总有同学说：哎呦，刘烨可以演毛泽东。但那时，谁都没往后想。直到有一天，刘烨和导演韩三平一起去看篮球赛，正看着，韩三平突然说：“刘烨，你来试试演毛主席吧”。猛一听，刘烨有点诧异。但仍说：好。
6月15日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中，刘烨塑造的毛泽东，和以往特型演员塑造的，有很多不同。比如，片中有一个他把杨开慧扛在肩头看烟火的情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有着每个时代年轻人爱情的特质，浪漫、美好、激情。毕竟，《建党伟业》中，无论毛泽东、杨开慧，或是其他写进历史的人物，在影片讲述的1911年至1921年这十年乱世间，都还是风华正茂问苍茫大地的年纪。
银幕上的“三段论”
说清《建党伟业》的剧情，是个艰巨的任务。如它的兄弟作品《建国大业》一样，“建党”也是由历史片断组合而成。时间，锁定在1911年至1921年。
这十年间，中国帝制瓦解，共和为政，军阀势力此消彼长；这十年间，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十年，乱象丛生。
然而，乱世出英雄。这十年间，有孙中山、黄兴等人为推翻帝制而革命；有胡适、辜鸿铭等人为文化解放而辩论；有进步学生火烧赵家楼……武昌起义、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历史的一声声响动，在1921年7月找到了回声--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一大代表”们，朗诵出的《共产党宣言》，此后，震动了世界。
1911年至1921年，中国先后成立的党派多达上千，为什么最终是共产党？《建党伟业》在完成这道论证题时，选择了三个节点--北洋时期、五四时期以及中共一大。
编剧董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先要展示时代背景，让观众了解时代背景，再去用一些当时人的情绪，把时代背景和建党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串起来。而其中“五四运动”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承上启下的段落。因为这个段落，催生了“一大”，也衔接了民国初年的内忧外患。
董哲曾是一位写穿越小说的网络写手，对军事、历史兴趣极浓的他最常混迹的地方是“铁血论坛”，因为写了网络小说《汉风》被导演米家山发现，因此结识了韩三平。《建国大业》时，他只是“文字副导演”。2009年10月3日“建国”刚刚公映，他就被韩三平叫到办公室，告知要开始准备《建党伟业》。
关于影片，韩三平的要求是，不能拍成一部13人开会的电影，“一大”只是个结果，要追根溯源--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又为什么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也就有了结构上的“三段式论证”。在韩三平看来，第一段是讲当时的中国怎么不行；第二段是探索怎么才行；第三段是解决了怎么才行的问题。
三段式结构，从最初构思，思路便如此，但“节点”却有所调整。比如故事起点，就有几个思路：1917年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1900年等。初稿则是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剧本前后调整了三十几稿，正式剧本的结构确定是第6稿，也最终确定《建党伟业》自1911年开始。
在董哲看来，影片的三段结构，第一段展现的是政治乱、经济乱，各方面都乱；第二段也“乱”，但在于思想，按照韩三平的解释，可叫做思想开放与碰撞。
于是，以北大为基地的“新文化运动”成了该段落的一大亮点。1917年，蔡元培聘请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铭等人任职北大。影片该段落一开场，就是辜鸿铭与胡适、陈独秀、罗家伦等人的激烈辩论。唇枪舌剑，字字玑珠。
“新文化运动”某种意义上就像中国的文艺复兴，因而也成了《建党伟业》同时亮相最多明星的段落。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辜鸿铭、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摆在这些人面前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中国总是不行，另一个是中国怎么样才能行。
有一场戏，毛泽东说：袁世凯复辟、张勋又复辟，中国到底是怎么了，我们到底是怎么了。他的答案是，中国绝不是换一个总统和总理的问题。董哲说，“要让观众看明白，这个时期，有人向往日本模式，有人向往西方模式，也有辜鸿铭为代表的保皇派。通过辩论表现百家争鸣。”所有人都不知思路在哪儿，但那，却是一个激情迸发的年代。
伟人们的青春造型
除故事结构外，《建党伟业》还有一大关键，就是人物塑造。20个月的筹备期，足够主创们在定下片中角色后，根据人物形象挑选演员，组合成明星阵容。
虽然袁世凯个子矮，周润发又很高，但他的大眼睛，宽额头都跟袁世凯很像；至于范伟扮演的黎元洪，据说是当初副导演做了个PS，把范伟的头换到黎元洪的头上，给他粘上胡子，大家一看太像了。于是，定了。
不光追求“形像”，还要追求“神似”。毕竟，以前的电影电视展示伟人的都是大家特别熟的那些阶段，比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是以长征之后为主。《建党伟业》回到1921年前后，那时，领袖们都很年轻，而他们年轻时的资料特别少。周恩来、邓小平年轻时，都不是人们熟悉的那个样子，朱德年轻时和后面的形象差距也很大。这时，剧组只能刻苦“做功课”。
董哲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拿着朱德的照片反复看，发现关键点--他的眼神是军人的眼神。不管任何时期的照片，不要看他的脸，只看他的眼睛，都是尸山血海里走出的一个人。所以影片中有场戏专门表现朱德军人的勇猛。
即便形似，神也似，化妆术也是让明星向伟人“靠拢”的关键。《建党伟业》化妆师黄桦就曾向媒体解密，如何让刘烨在形象上更为接近青年毛泽东。比如刘烨是短头发，毛泽东当年是长头发，就做一个比较长的头套。刘烨的眼睛虽然炯炯有神，但和毛泽东的眼睛比，可能大小程度还不够，而且毛泽东有特别双的双眼皮--这，就成了在眼睛上技术处理的关键。而毛泽东的嘴唇比较厚、圆润，刘烨的偏薄一点，所以在刘烨的嘴型上也做了一些调整。
为了靠近当年“一大”党员形象，剧组搜集了很多五四前后的照片。他们发现，那个时候的女学生很多都是短发，比较有身份的夫人有的烫了很时尚的短卷发，但是不能剪群众演员的头发啊，于是，就用大量的头套给她们戴上。至于男人，当年有中分头有偏分头，发际线都推得老高。所以，如果拍摄群戏，难保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很多男演员在现场推头，一排排、一溜溜，全部要把头发推掉。
影片之外求证“为什么”
6月15日，《建党伟业》如期公映，电影内关于“为什么”的求证，结束在中共一大召开，而影片外，关于“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实还有很多可探究处。
就在《建党伟业》上映前两日，中共一大召开地上海，一场名为《上海·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档案展》的展览，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拉开序幕，展览采用档案重现历史的纪实手法，通过400余件档案文献、图片与实物的陈列--如，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时书名印错的错版本；在上海筹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于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后公布的第1号布告；194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祝贺上海解放的电报等，依据种种档案细节，再现了银幕下的建党伟业。
影片《建党伟业》在很多细节处都渗透出：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非常注重教育普及。在农会里办夜校，在工人里传播知识，教他们认字，共产党的支部深入到农村的每一个村庄。而在《上海·红色记忆》档案展中，也有许多关于教育普及的档案珍藏。在上海市档案馆有关专家看来，“看对象培养”，是上海当年宣传进步思想的一大特色。比如有培养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有高等学府上海大学，还有针对女工的杨树浦女工夜校。而进步读物，也根据不同人群，分许多种，甚至还有不同的封面伪装。
电影《建党伟业》在1921年画上句号，然而1921年后，仍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发生着。《上海·红色记忆》档案展就引出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比如，成立于1927年的中央特科如何保卫党的安全、惩处叛徒；比如，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地下秘密电台原型怎样发送绝密情报；比如，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如何精心保管党的重要文件……
除此外，还有一段鲜有人知的往事更为传奇--地下党如何以商人身份在敌人眼皮下，为革命提供经费。这，就是广大华行的故事。
广大华行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潜伏最深的地下机构之一，其主要领导人为卢绪章、杨延修、张平。他们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来往于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给党的一、二线机关和延安送去大量经费。
20世纪70年代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影片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便是广大华行总经理、秘密党员卢绪章。
所谓与“魔鬼”打交道，是指为掩护身份，卢绪章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保护伞。1947年4月，卢绪章成立中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聘请陈果夫任董事长，他自任总经理。1948年3月，中心制药厂举行开工典礼，经卢绪章再三邀请，陈果夫抱病出席。由于陈的到场，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也亲率警察局局长、社会局局长等市府官员前来捧场，实际上为卢绪章撑起了保护屏障。
因此，1947年底，当卢绪章听说，国民党特务机关因发现自己去过东北，又与苏联驻沪领事馆有来往，已怀疑广大华行是共产党秘密机关，卢绪章是共产党后，他一面减少与苏联驻沪领事馆的来往，一面通过关系做陈果夫的工作，取得陈的信任。于是，当陈果夫接到有关卢绪章“通共嫌疑”的案卷时，只批了“归档”两字，事情便不了了之。这样有惊无险的事还发生过多次，但每次都被卢绪章抬出各式各样的后台，巧妙化解。
广大华行一直运营到1949年3月，公司资产清理后，上交党组织近100万美元，圆满结束了历史任务。
历史中还有许多类似于广大华行这样的细节没被写进影片《建党伟业》。但它们却都像是对电影中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某种回答。毕竟，历史有许多偶然，但也有许多注定会发生的必然。
“一大”会址寻访记
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始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等人，专门负责此事。上海市公安局根据指示，把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放出，请她协助寻找。周佛海虽然后来成了汉奸，但当初是中共“一大”代表。
根据周佛海之子，后与父亲分道扬镳的周之友提供的线索，其父《往矣集》一书中，提及过他出席“一大”的情形--“在贝勒路李汉俊家。”
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沈之瑜约杨淑慧去贝勒路。第一次，杨淑慧没有找到会址，此后，又去几次。有一天，杨淑慧觉得，望志路106号很像是当年的李公馆。
此后，经过反复调查，“一大”会址确实就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而106号和108号的最早住户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他们将两幢房屋打通，人称李公馆。
不久后，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先后找到的《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兴业路“一大”会址拍了照片。1951年5月，毛主席和董必武看过照片证实，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
1952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对“一大”会址进行初步修缮，一开始，会议室布置在楼上。1956年春节，董必武来到纪念馆，他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
1957年6月，纪念馆负责人前往北京，走访了李达、包惠僧、薛文淑和刘仁静等人，最后根据董必武的意见将会议室布置在了楼下。
1961年3月4日，中共“一大”会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文|《小康》记者罗屿
刘烨记得，当初和赵薇拍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时，他把头发往后一背，赵薇叫：“哎！主席主席主席！”其实上大学时，就总有同学说：哎呦，刘烨可以演毛泽东。但那时，谁都没往后想。直到有一天，刘烨和导演韩三平一起去看篮球赛，正看着，韩三平突然说：“刘烨，你来试试演毛主席吧”。猛一听，刘烨有点诧异。但仍说：好。
6月15日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中，刘烨塑造的毛泽东，和以往特型演员塑造的，有很多不同。比如，片中有一个他把杨开慧扛在肩头看烟火的情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有着每个时代年轻人爱情的特质，浪漫、美好、激情。毕竟，《建党伟业》中，无论毛泽东、杨开慧，或是其他写进历史的人物，在影片讲述的1911年至1921年这十年乱世间，都还是风华正茂问苍茫大地的年纪。
银幕上的“三段论”
说清《建党伟业》的剧情，是个艰巨的任务。如它的兄弟作品《建国大业》一样，“建党”也是由历史片断组合而成。时间，锁定在1911年至1921年。
这十年间，中国帝制瓦解，共和为政，军阀势力此消彼长；这十年间，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十年，乱象丛生。
然而，乱世出英雄。这十年间，有孙中山、黄兴等人为推翻帝制而革命；有胡适、辜鸿铭等人为文化解放而辩论；有进步学生火烧赵家楼……武昌起义、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历史的一声声响动，在1921年7月找到了回声--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一大代表”们，朗诵出的《共产党宣言》，此后，震动了世界。
1911年至1921年，中国先后成立的党派多达上千，为什么最终是共产党？《建党伟业》在完成这道论证题时，选择了三个节点--北洋时期、五四时期以及中共一大。
编剧董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先要展示时代背景，让观众了解时代背景，再去用一些当时人的情绪，把时代背景和建党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串起来。而其中“五四运动”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承上启下的段落。因为这个段落，催生了“一大”，也衔接了民国初年的内忧外患。
董哲曾是一位写穿越小说的网络写手，对军事、历史兴趣极浓的他最常混迹的地方是“铁血论坛”，因为写了网络小说《汉风》被导演米家山发现，因此结识了韩三平。《建国大业》时，他只是“文字副导演”。2009年10月3日“建国”刚刚公映，他就被韩三平叫到办公室，告知要开始准备《建党伟业》。
关于影片，韩三平的要求是，不能拍成一部13人开会的电影，“一大”只是个结果，要追根溯源--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又为什么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也就有了结构上的“三段式论证”。在韩三平看来，第一段是讲当时的中国怎么不行；第二段是探索怎么才行；第三段是解决了怎么才行的问题。
三段式结构，从最初构思，思路便如此，但“节点”却有所调整。比如故事起点，就有几个思路：1917年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1900年等。初稿则是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剧本前后调整了三十几稿，正式剧本的结构确定是第6稿，也最终确定《建党伟业》自1911年开始。
在董哲看来，影片的三段结构，第一段展现的是政治乱、经济乱，各方面都乱；第二段也“乱”，但在于思想，按照韩三平的解释，可叫做思想开放与碰撞。
于是，以北大为基地的“新文化运动”成了该段落的一大亮点。1917年，蔡元培聘请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铭等人任职北大。影片该段落一开场，就是辜鸿铭与胡适、陈独秀、罗家伦等人的激烈辩论。唇枪舌剑，字字玑珠。
“新文化运动”某种意义上就像中国的文艺复兴，因而也成了《建党伟业》同时亮相最多明星的段落。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辜鸿铭、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摆在这些人面前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中国总是不行，另一个是中国怎么样才能行。
有一场戏，毛泽东说：袁世凯复辟、张勋又复辟，中国到底是怎么了，我们到底是怎么了。他的答案是，中国绝不是换一个总统和总理的问题。董哲说，“要让观众看明白，这个时期，有人向往日本模式，有人向往西方模式，也有辜鸿铭为代表的保皇派。通过辩论表现百家争鸣。”所有人都不知思路在哪儿，但那，却是一个激情迸发的年代。
伟人们的青春造型
除故事结构外，《建党伟业》还有一大关键，就是人物塑造。20个月的筹备期，足够主创们在定下片中角色后，根据人物形象挑选演员，组合成明星阵容。
虽然袁世凯个子矮，周润发又很高，但他的大眼睛，宽额头都跟袁世凯很像；至于范伟扮演的黎元洪，据说是当初副导演做了个PS，把范伟的头换到黎元洪的头上，给他粘上胡子，大家一看太像了。于是，定了。
不光追求“形像”，还要追求“神似”。毕竟，以前的电影电视展示伟人的都是大家特别熟的那些阶段，比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是以长征之后为主。《建党伟业》回到1921年前后，那时，领袖们都很年轻，而他们年轻时的资料特别少。周恩来、邓小平年轻时，都不是人们熟悉的那个样子，朱德年轻时和后面的形象差距也很大。这时，剧组只能刻苦“做功课”。
董哲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拿着朱德的照片反复看，发现关键点--他的眼神是军人的眼神。不管任何时期的照片，不要看他的脸，只看他的眼睛，都是尸山血海里走出的一个人。所以影片中有场戏专门表现朱德军人的勇猛。
即便形似，神也似，化妆术也是让明星向伟人“靠拢”的关键。《建党伟业》化妆师黄桦就曾向媒体解密，如何让刘烨在形象上更为接近青年毛泽东。比如刘烨是短头发，毛泽东当年是长头发，就做一个比较长的头套。刘烨的眼睛虽然炯炯有神，但和毛泽东的眼睛比，可能大小程度还不够，而且毛泽东有特别双的双眼皮--这，就成了在眼睛上技术处理的关键。而毛泽东的嘴唇比较厚、圆润，刘烨的偏薄一点，所以在刘烨的嘴型上也做了一些调整。
为了靠近当年“一大”党员形象，剧组搜集了很多五四前后的照片。他们发现，那个时候的女学生很多都是短发，比较有身份的夫人有的烫了很时尚的短卷发，但是不能剪群众演员的头发啊，于是，就用大量的头套给她们戴上。至于男人，当年有中分头有偏分头，发际线都推得老高。所以，如果拍摄群戏，难保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很多男演员在现场推头，一排排、一溜溜，全部要把头发推掉。
影片之外求证“为什么”
6月15日，《建党伟业》如期公映，电影内关于“为什么”的求证，结束在中共一大召开，而影片外，关于“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实还有很多可探究处。
就在《建党伟业》上映前两日，中共一大召开地上海，一场名为《上海·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档案展》的展览，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拉开序幕，展览采用档案重现历史的纪实手法，通过400余件档案文献、图片与实物的陈列--如，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时书名印错的错版本；在上海筹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于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后公布的第1号布告；194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祝贺上海解放的电报等，依据种种档案细节，再现了银幕下的建党伟业。
影片《建党伟业》在很多细节处都渗透出：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非常注重教育普及。在农会里办夜校，在工人里传播知识，教他们认字，共产党的支部深入到农村的每一个村庄。而在《上海·红色记忆》档案展中，也有许多关于教育普及的档案珍藏。在上海市档案馆有关专家看来，“看对象培养”，是上海当年宣传进步思想的一大特色。比如有培养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有高等学府上海大学，还有针对女工的杨树浦女工夜校。而进步读物，也根据不同人群，分许多种，甚至还有不同的封面伪装。
电影《建党伟业》在1921年画上句号，然而1921年后，仍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发生着。《上海·红色记忆》档案展就引出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比如，成立于1927年的中央特科如何保卫党的安全、惩处叛徒；比如，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地下秘密电台原型怎样发送绝密情报；比如，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如何精心保管党的重要文件……
除此外，还有一段鲜有人知的往事更为传奇--地下党如何以商人身份在敌人眼皮下，为革命提供经费。这，就是广大华行的故事。
广大华行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潜伏最深的地下机构之一，其主要领导人为卢绪章、杨延修、张平。他们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来往于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给党的一、二线机关和延安送去大量经费。
20世纪70年代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影片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便是广大华行总经理、秘密党员卢绪章。
所谓与“魔鬼”打交道，是指为掩护身份，卢绪章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保护伞。1947年4月，卢绪章成立中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聘请陈果夫任董事长，他自任总经理。1948年3月，中心制药厂举行开工典礼，经卢绪章再三邀请，陈果夫抱病出席。由于陈的到场，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也亲率警察局局长、社会局局长等市府官员前来捧场，实际上为卢绪章撑起了保护屏障。
因此，1947年底，当卢绪章听说，国民党特务机关因发现自己去过东北，又与苏联驻沪领事馆有来往，已怀疑广大华行是共产党秘密机关，卢绪章是共产党后，他一面减少与苏联驻沪领事馆的来往，一面通过关系做陈果夫的工作，取得陈的信任。于是，当陈果夫接到有关卢绪章“通共嫌疑”的案卷时，只批了“归档”两字，事情便不了了之。这样有惊无险的事还发生过多次，但每次都被卢绪章抬出各式各样的后台，巧妙化解。
广大华行一直运营到1949年3月，公司资产清理后，上交党组织近100万美元，圆满结束了历史任务。
历史中还有许多类似于广大华行这样的细节没被写进影片《建党伟业》。但它们却都像是对电影中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某种回答。毕竟，历史有许多偶然，但也有许多注定会发生的必然。
“一大”会址寻访记
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始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等人，专门负责此事。上海市公安局根据指示，把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放出，请她协助寻找。周佛海虽然后来成了汉奸，但当初是中共“一大”代表。
根据周佛海之子，后与父亲分道扬镳的周之友提供的线索，其父《往矣集》一书中，提及过他出席“一大”的情形--“在贝勒路李汉俊家。”
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沈之瑜约杨淑慧去贝勒路。第一次，杨淑慧没有找到会址，此后，又去几次。有一天，杨淑慧觉得，望志路106号很像是当年的李公馆。
此后，经过反复调查，“一大”会址确实就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而106号和108号的最早住户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他们将两幢房屋打通，人称李公馆。
不久后，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先后找到的《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兴业路“一大”会址拍了照片。1951年5月，毛主席和董必武看过照片证实，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
1952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对“一大”会址进行初步修缮，一开始，会议室布置在楼上。1956年春节，董必武来到纪念馆，他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
1957年6月，纪念馆负责人前往北京，走访了李达、包惠僧、薛文淑和刘仁静等人，最后根据董必武的意见将会议室布置在了楼下。
1961年3月4日，中共“一大”会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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