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预期不靠谱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GDP,CPI
- 发布时间:2011-12-05 10:34
在李迅雷转给《投资者报》记者的一份署名文章中指出，GDP增长率这一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实际上是一个软约束目标。从GDP目标与执行结果看，各级政府以超额完成GDP增长率作为功绩，所以指标定得低，实际完成时又使劲往上拉。
就此问题，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更是明白地指出，目标定得低最后完成高，是为了让国人信服。“如果实际与目标值高度一致，大家会认为是统计局造假。”
而《投资者报》记者在统计历史相关数据时发现，GDP、CPI的实际值与预设目标确实相差甚远。从1994年开始政府预定GDP目标至今，除开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GDP未能达成预定目标外，其余年份均远远超出，实际完成比预设目标平均高出2.38个百分点；而始于1999年的通胀指标（即CPI），12年来实际值偏离目标值超过50％的年份有一半以上。
现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无论实际完成怎样，无疑货币政策、财税政策都将围绕明年的经济指标而定下基调。
GDP目标低，实际完成高
每年人大会议，都要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投资者报》记者梳理，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从全国人大到省、市、县的人大都是上行下效地套用这种模式。而自上到下各个行政区域的政府部门每年都无一例外地将GDP增长率这个指标列为发展国民经济众多目标中的第一目标。
但这个首要目标，却不是硬约束。
李迅雷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软约束目标，而类似“节能减排”等排名很靠后的指标，实际上是硬约束目标，可以对政府的政绩“一票否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级政府以超额完成GDP增长率作为功绩。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87年，我国一直是以工农业总产值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1988年至1993年，用的是GNP（国民生产总值）指标，1994年之后才开始用GDP。
《投资者报》记者为此统计了1994年至今的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其结果是，16年间，除了1998年因亚洲金融危机而未达标之外，其他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
“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长（即GDP）预期目标分别是8％、7％、8％，但实际年均增速分别达到8.6％、9.5％、11.2％。据国家统计局最终修订的数据，2007年我国经济实际增速为14.2％，超出该年预期目标6.2个百分点。
CPI“报天晴偏下雨”
相比GDP，CPI更不准，其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差异更大。
自1999年开始，CPI列入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投资者报》记者统计近12年的目标完成情况发现，实际值与目标值偏离度在50％以上的年份达到7个，偏离度20％以上的年份有3个，偏离度最小的年份是2010年，目标值3％，实际值3.3％，偏离度10％。
近年来，关于CPI构成的权重问题备受关注，而国家统计局对CPI的统计工作也经常因为权重问题而受到质疑和责备。公众以及众多专家学者都普遍认为，我国CPI中各项权重不合理，造成CPI不能客观地反映国内物价变动情况，使得通货膨胀水平的度量失真。
即使是“度量失真”，这个失真的数据也与目标值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南辕北辙。1999年、2009年，CPI目标值均设定为4％，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实际值分别为－1.4％、－0.7％；2007年，设定目标3％，但结果是4.8％，偏离度高达60％。
“CPI本来就不准，统计局是政府开的，自然不好意思弄成一样。”谢国忠如此认为。此言尽管过激，但CPI目标形同虚设却是不争的事实。
偏离太远该反思
不管是GDP还是CPI，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差异长期存在，并无丝毫缩小的迹象。为什么会这样？
GDP的实际增速总是高于规划目标，这样的结果在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看来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早在2010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杨就坦承规划编制中存在的不足。
他认为，GDP的规划指标与实际完成情况差距较大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地方的发展规划总是先于国家的发展规划发布，比如，“十二五”的国家规划要明年“两会”期间才发布，但地方的规划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就出台了。一般情况下，地方的经济增速目标都要高于国家目标，市里的目标又高于省里的目标，就这样层层加码，国家的经济增速目标甚至在有的地区成了必须完成的底线目标。
地方政府都以确保完成地方指标为任务，GDP在地方官员眼里是最大的政绩，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每一年GDP增速总是超额完成。
尽管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都把GDP增长率作为首要目标，但年末在评价政府政绩的时候，实际执行结果究竟是与该目标越接近越好，还是超出该目标越大越好呢？
有些目标如GDP增长率、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等，总是完成得比较好；而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等却总是每年都提出，每年都没有明显的进展。
对此，李迅雷认为，对于每年都会强调却总是不能完成的目标，确实应该做评估和反思。
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目标的提出总是主次分明，解决方案面面俱到。但其中缺乏西方定量化的模型分析逻辑，忽视了多重目标函数之间的冲突，这就导致了每年提出同样的目标，但是实际结果却与目标离得越来越远的现象。
杨伟民曾经表示，超速的GDP是用粗放的增长方式换取的，这才是实际远超目标最大的隐患。
《投资者报》记者 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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