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剥削”绊住了脚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剥削,富士康跳楼案,黑砖窑事件,资本家
- 发布时间:2011-12-26 11:06
“如果有一家企业，刚开始只有这一家，工人获得一定的工资，但是当有另一家企业进入时，由于竞争工人的工资会降低，所以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是工人阶级自己。”在一篇反驳“剥削”的论文中，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理论学家的施蒂格勒如是说。
2011年，有关剥削的话题似乎又一次甚嚣尘上。国内出租车停运风潮引发出租车公司剥削司机的质疑浪潮，国外吸引全球关注的“占领运动”则高调竖起“99%反对1%剥削与掠夺”的大旗。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之下，剥削论的幽灵再一次借尸还魂。
如果按照《辞海》的解释，所谓剥削“ 原指搜刮侵夺， 现指使用 ( 一个人的 ) 劳动力而不给予公平的或相当的报酬 ”。近现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入中国，“剥削”这个词开始大放光芒。
“剥削”魔咒
近现代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土地革命中，中国广大的地主和资本家开始背负起剥削的原罪，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界仍然在为私企雇用工人上是否存在“剥削”而争论。
时至今日，“剥削”这个词仍然不断出现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在山西砖窑奴工案中、在新劳动法的争议中、甚至在富士康跳楼事件中，“剥削”这个词都曾经出现过，有趣的是，“剥削”一词彷佛尚方宝剑，谁先使用它，就天然地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拥有了强大的话语霸权，所有理性的争论都无法正常地展开。
比如，几年前的山西砖窑奴工案中，舆论中对“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喊打之声一片，其实从“奴工”这个词中就能看出，这个案件已经不是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了，已经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剥削了，而是涉嫌非法拘役，侵犯人身自由等行为了。
而此案中的关键因素除了是黑心老板，更重要的是村镇层层基层政府的暗中包庇和利益关系，暴露出政府监察与劳工保护方面的严重失职行为。而一边倒地高喊黑老板剥削，将焦点从政府引向企业主，甚至由此攻击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有失偏颇了。就像一个路人，遇到一个警察和土匪，土匪抢劫路人，路人高喊，警察却视而不见。
这个过程中，土匪和警察还认识，甚至有些利益关系，我们当然要骂土匪黑心，但更重要的是警察失职。土匪的黑心，是否能够转化为抢劫活动，不是源于自己的黑心程度有多高，而是源于警察的监管程度有多高。
在当时的黑砖窑事件中，有人重新学习《资本论》并撰文惊呼，“建国快58 周年了，资本家式的残酷剥削在山西洪洞出现，令人惊愕”。文章中指出， 马克思在揭露资本家剥削时，科学地发明了剩余价值率，即 m：v= 剩余劳动：必要劳动，也就是说，工人在劳动过程的第一阶段，只是生产他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过程的第二阶段，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时间。虽然耗费劳动力，但没有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却变成剩余价值被资本家获取。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
马克思的剥削观存疑
追本溯源，马克思的剥削观，有几点假设值得推敲。
第一，马克思的剥削观，认定工人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获取，并由此构成了资本家的利润，这个假设就是企业都是盈利的，但如果企业亏损了呢，是不是工人就剥削了资本家呢？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数量上是等同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的，按照马克思给出的逻辑推导，企业亏损时，就是工人剥削了资本家。
第二，马克思的剥削观的起点是，商品的价格就是生产这件商品的劳动量的体现，是劳动量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所以才会有价格中剩余价值的部分被资本家剥削。而现实中的情况是，商品的价格往往是由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与商品劳动量没有必然关系。比如，一个电视纪录片公司，他们雇用编导、摄像、配音等工作人员来制作纪录片，耗费了大量员工的劳动量在里面，但是因为纪录片的题材不对路，没有电视台愿意购买，电视台作为消费者给纪录片这件商品的定价为零，那么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个失败的纪录片生产过程中，究竟是谁剥削了谁，当商品根本销售不出去的时候，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又被谁剥削了呢？
在企业剥削了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思维定势中，新《劳动法》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伤害了企业的利益，把政府应该负责的部分转嫁给了企业来承担，结果是劳动者会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企业倾向于裁员和少雇用员工。
在富士康跳楼案中，有人认为是企业剥削了员工，其实生意失败而跳楼的企业家在企业家群体中的比例，不一定比跳楼员工在员工中的比例低。但社会情绪明显地认为企业家在压榨员工，结果就是富士康计划使用大量的机器人来生产，以此减少对劳动者的雇用。
剥削观念更可怕的是，对创造财富和进步热情的伤害，因为有了剥削的观念，拥有财富就是原罪，财富获得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安全感，这也是中国富人热衷移民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可以赚钱，但缺乏安全感。
既然剥削的概念在经济学上很可能是不成立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词，喜欢拥有这个词带来的话语霸权，可能有这样几点原因：第一，认为自己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代表弱势群体和正义的力量，并常常臆想成自己是拯救庶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这可能既受中国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的影响，又受到了“砸烂旧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观的鼓舞；第二，想当然的，不容任何辩驳的把资本家、有钱人定义为黑心的，自己就是道德审判的法官，认为无奸不商，财富是靠压榨工人获得的，有产阶级是万恶之源；这可能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农轻商的熏陶；第三，喜欢用剥削这个词的人，有可能是文革遗毒影响仍在，内心深处仍以煽动仇富情绪、仇恨心理为能事，仇恨能够唤醒人性中巨大的恶的力量，令人失去理性，亘古未变。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懒于思考和推卸责任，因为只要有了剥削理论，就能为因为自己的懒惰和缺乏远见而没有获得财富和进步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和借口。
勾新雨 王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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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有关剥削的话题似乎又一次甚嚣尘上。国内出租车停运风潮引发出租车公司剥削司机的质疑浪潮，国外吸引全球关注的“占领运动”则高调竖起“99%反对1%剥削与掠夺”的大旗。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之下，剥削论的幽灵再一次借尸还魂。
如果按照《辞海》的解释，所谓剥削“ 原指搜刮侵夺， 现指使用 ( 一个人的 ) 劳动力而不给予公平的或相当的报酬 ”。近现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入中国，“剥削”这个词开始大放光芒。
“剥削”魔咒
近现代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土地革命中，中国广大的地主和资本家开始背负起剥削的原罪，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界仍然在为私企雇用工人上是否存在“剥削”而争论。
时至今日，“剥削”这个词仍然不断出现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在山西砖窑奴工案中、在新劳动法的争议中、甚至在富士康跳楼事件中，“剥削”这个词都曾经出现过，有趣的是，“剥削”一词彷佛尚方宝剑，谁先使用它，就天然地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拥有了强大的话语霸权，所有理性的争论都无法正常地展开。
比如，几年前的山西砖窑奴工案中，舆论中对“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喊打之声一片，其实从“奴工”这个词中就能看出，这个案件已经不是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了，已经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剥削了，而是涉嫌非法拘役，侵犯人身自由等行为了。
而此案中的关键因素除了是黑心老板，更重要的是村镇层层基层政府的暗中包庇和利益关系，暴露出政府监察与劳工保护方面的严重失职行为。而一边倒地高喊黑老板剥削，将焦点从政府引向企业主，甚至由此攻击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有失偏颇了。就像一个路人，遇到一个警察和土匪，土匪抢劫路人，路人高喊，警察却视而不见。
这个过程中，土匪和警察还认识，甚至有些利益关系，我们当然要骂土匪黑心，但更重要的是警察失职。土匪的黑心，是否能够转化为抢劫活动，不是源于自己的黑心程度有多高，而是源于警察的监管程度有多高。
在当时的黑砖窑事件中，有人重新学习《资本论》并撰文惊呼，“建国快58 周年了，资本家式的残酷剥削在山西洪洞出现，令人惊愕”。文章中指出， 马克思在揭露资本家剥削时，科学地发明了剩余价值率，即 m：v= 剩余劳动：必要劳动，也就是说，工人在劳动过程的第一阶段，只是生产他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过程的第二阶段，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时间。虽然耗费劳动力，但没有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却变成剩余价值被资本家获取。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
马克思的剥削观存疑
追本溯源，马克思的剥削观，有几点假设值得推敲。
第一，马克思的剥削观，认定工人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获取，并由此构成了资本家的利润，这个假设就是企业都是盈利的，但如果企业亏损了呢，是不是工人就剥削了资本家呢？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数量上是等同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的，按照马克思给出的逻辑推导，企业亏损时，就是工人剥削了资本家。
第二，马克思的剥削观的起点是，商品的价格就是生产这件商品的劳动量的体现，是劳动量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所以才会有价格中剩余价值的部分被资本家剥削。而现实中的情况是，商品的价格往往是由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与商品劳动量没有必然关系。比如，一个电视纪录片公司，他们雇用编导、摄像、配音等工作人员来制作纪录片，耗费了大量员工的劳动量在里面，但是因为纪录片的题材不对路，没有电视台愿意购买，电视台作为消费者给纪录片这件商品的定价为零，那么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个失败的纪录片生产过程中，究竟是谁剥削了谁，当商品根本销售不出去的时候，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又被谁剥削了呢？
在企业剥削了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思维定势中，新《劳动法》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伤害了企业的利益，把政府应该负责的部分转嫁给了企业来承担，结果是劳动者会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企业倾向于裁员和少雇用员工。
在富士康跳楼案中，有人认为是企业剥削了员工，其实生意失败而跳楼的企业家在企业家群体中的比例，不一定比跳楼员工在员工中的比例低。但社会情绪明显地认为企业家在压榨员工，结果就是富士康计划使用大量的机器人来生产，以此减少对劳动者的雇用。
剥削观念更可怕的是，对创造财富和进步热情的伤害，因为有了剥削的观念，拥有财富就是原罪，财富获得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安全感，这也是中国富人热衷移民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可以赚钱，但缺乏安全感。
既然剥削的概念在经济学上很可能是不成立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词，喜欢拥有这个词带来的话语霸权，可能有这样几点原因：第一，认为自己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代表弱势群体和正义的力量，并常常臆想成自己是拯救庶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这可能既受中国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的影响，又受到了“砸烂旧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观的鼓舞；第二，想当然的，不容任何辩驳的把资本家、有钱人定义为黑心的，自己就是道德审判的法官，认为无奸不商，财富是靠压榨工人获得的，有产阶级是万恶之源；这可能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农轻商的熏陶；第三，喜欢用剥削这个词的人，有可能是文革遗毒影响仍在，内心深处仍以煽动仇富情绪、仇恨心理为能事，仇恨能够唤醒人性中巨大的恶的力量，令人失去理性，亘古未变。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懒于思考和推卸责任，因为只要有了剥削理论，就能为因为自己的懒惰和缺乏远见而没有获得财富和进步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和借口。
勾新雨 王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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