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抢钱才是“恶”的本源

　　金钱总是屈服于强权。“我们开出的条件你是无法拒绝的，要么是你的签字，要么是把你的脑浆留在这份合同上。”电影《教父》中的经典台词，把这种关系反映的淋漓精致。类似的事情在现实中时有发生，我们常常能听到政府官员在拆迁时含蓄地说：谁影响我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

　　难怪卡尔·马克思要在150年前感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时正值欧洲殖民者满世界掠夺的高潮期，在荒蛮的新世界，强权便是规则。但经过150年发展，世界在冲突的代价中，建立起新的秩序和价值观——以创新、公平贸易和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才是建立人类福祉的正确道路。

　　如果马克思活在今天，不知是否还会坚定的认为资本充满了血腥和邪恶，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世界上拥有最多资本的人，大多聪明而受人尊敬。比如人们熟知的比尔？盖茨，2011年拥有560亿美元的股票市值。比如沃伦？巴菲特，2011年拥有500亿美元的资产。这些人即无世袭资产，也未巧取豪夺，白手起家成为世界首富，而且把绝大部分金钱拿来回馈社会——这无疑推翻了马克思的资本邪恶论断。

　　事实上，信仰“资本邪恶”的国家，最后都走上了崩溃的道路，而那些崇尚和尊重资本的国家，不仅没有“一天天烂下去”，反而“一天天好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已有诸多经济学人的论断，但历史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明。

　　也许有人会说，历史是漫长的，不能用100年的历史来证明真理。是啊，历史是漫长的，更不能用30年的事实来证明真理。

　　过去30年，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国有资本到市场经济、私营资本的变革，自此整个国家摆脱贫穷，初现富裕。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变革并不彻底，“行政计划、国有体制”依然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甚至近年来越发有“主导”之势。

　　正是在这种半计划半市场、半私有半国有的经济结构中，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以上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独秀一枝。因此，有不少人以此下结论，半官半私，甚至以官为主、以私为辅的经济制度，优于完全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

　　不知道马克思时代的欧洲经济增速如何，但马克思关心和思考的问题，一定不是以经济增长作为唯一衡量标准，他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是当时经济制度的道德缺陷，是普通人在经济活动中承受的苦难——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一个追求人类福祉的思想家，而不是唯GDP增长的经济学家。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能绝对，在马克思的年代，有邪恶的资本，也有善良的资本，在当今的中国亦是如此。问题是，资本的善和恶，孰多孰少？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制度，是让资本向善还是趋恶？用马克思的观点看，如果社会制度最终的结果是导致资本邪恶，那么这种制度最终将走向灭亡，哪怕它在当下会带来经济的高增长。

　　判断资本善恶的标准很简单，赚钱的资本“善”、抢钱的资本“恶”。就像我们日常消费——如果是为提供令人愉悦的产品和服务而付钱，是善的交易；如果被坑蒙拐骗，或者逼迫着进行不情愿的消费，则是恶的交易。

　　张维迎教授在本报12月举办的投资者论坛上，谈到一个观点：资产寻求回报的过程，就是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谁能够为消费者创造一份多的价值，谁就能够赢得市场和利润。按张教授的理论，一种商品的价值由三部分构成，成本、资本回报（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价值，谁能更低成本创造更高的消费者剩余，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当然，我们知道他讲的是“善的资本”）。

　　恶的资本，不用考虑消费者剩余价值，它们眼中只有成本和利润，甚至没有成本只有利润——不创造价值的利润，一定来自于盘剥，来自于他人的价值损失，这种资本与其说是赚钱，不如说是抢钱。进一步思考，你会发现，不是恶的资本在抢钱，而是这种资本背后的人在抢钱。

　　资本不是个活物，它并无善恶之分，使资本呈现善恶面目的，是驱使资本工作的人，而人的善恶，又受到制度的约束或激励。如果以马克思的情怀，来审视今天的中国经济，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推断又是对的（至少一部分是对的）——资本的毛孔里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当下的中国，“抢钱”之举无处不在，而之所以可以抢到钱，是因为行政权力为“抢钱”打开了方便之门，甚至为“抢钱”提供保护。

　　在过去十几年的房地产领域，政府通过强制拆迁，强行剥夺原住民的土地使用权，然后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商，再由房地产商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给老百姓。这种模式让政府和地产商赚得盆满钵满，却让消费者挤干了自己的口袋。

　　一个国家的国民，是这个国家所有财富的天然所有者，土地的权利本该属于国民，但国有的土地制度，让土地所有权变成了政府的，而政府名义上是服务国民，但在现实中却变成了一个参与市场经营的利益主体，这种莫名其妙的产权转移，犹如第一道抢劫；之后，政府再以发展之名，先低价强行收购国民的土地使用权，再把土地使用权隐含在房价中卖回给国民（还仅是70年产权），这种来回买卖的行为，犹如第二道抢劫。

　　在股票市场，建市之初政府把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推上股市，向公众兜售股票，利用公众对企业价值的无知和赚钱本性的贪婪，以廉价的资产套取国民真金白银的存款；其后，股票上市行政审批权和国有垄断的股票经营权，使股票市场充满了不透明和稀缺性，导致股票市场存在大量的内幕交易、超溢价发行，并让股民承担巨大的行政成本（国有券商的高额收益，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行政成本），这也犹如抢钱。

　　此外，资本市场制度有利于融资者，不利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造假的处罚微乎其微，而对投资者巨额亏损的赔偿诉讼往往不予支持，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偏袒制度，让绿大地、胜景山河、重庆啤酒之类的上市公司，让大成基金(微博)之类的机构投资者，权贵们控制的产业和PE资本，肆无忌惮地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抢劫普通投资者。

　　在实体经济中，拥有行政垄断经营权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大型央企，对产品价格的控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对运营成本的控制以自身享受最大化为导向。对油品的污染排放标准一拖再拖，时常制造油荒倒闭市场接受高油价，这种不给消费者带来幸福感的垄断商业，也无异于抢劫。

　　只要是国有垄断的行业，就存在商业抢劫的事实。山西国有煤炭企业，以安全生产为由强行低价收购民营煤炭业，之后大型煤矿事故依然不断，这就证明提高安全是虚、抢劫煤炭资源是实；国有的山东钢铁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日照钢铁，在产业规模上完成了一次“蛇吞象”的收购，这也是一种抢劫。

　　这种商业垄断带来的巨额利益，也吸引民营资本想尽设法拉拢权力，老板与官员为伍，创造出局部的垄断利益，又是另一种抢劫。今年爆出的郭美美事件，其背后就是商人和红十字会合作，利用官方资源和平台，实现商业利益的“抢劫”案例。

　　在银行领域，政府为民营资本开办银行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门槛，却不惜以负利率为国有银行低息揽储保驾护航，而大量的低息存款最后又以低息放贷给国有企业、国资项目，导致民营企业贷款无门，不得不借道高利贷市场；而根据中国的法律，当前大部分民间借贷属非法集资，最高可判死刑。这种金融领域的行政控制，也无异于抢劫。

　　在财政收入领域，政府的税收和非税收入总量，每年增速远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长水平，政府开支也随收入增长而逐年增长，人们不知道各种税率的比率是多少才算合理，但政府和国民在财富分配比例的逐年失调，国富民穷的现象日趋严重，都像是一场抢劫。

　　也许有人会说，一切的税收和政府干预，都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需要，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最终还是为了服务于国民，集中力量保发展最后的收益者还是老百姓。是的，也许政府是本着好心做事，最后被人们误解为“多吃多占”。但所谓抢劫，就是没有经过你的同意而强行拿走你的东西，而现实中，我们被拿走的土地、税收、资金利率及其他不情愿的付出，哪样又是经过我们同意的呢？

　　吴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