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打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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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2-02-17 10:46
而书榜的操作又有其特殊性:它的盘子很小,有时甚至几千块钱都能引起榜单波动,是一款门槛很低的“游戏”;书榜形成的背后有真实的销售数据做支撑,打榜也产生了真实买卖;好书榜与排行榜是分开的,前者往往反映的是质,后者体现的是量。打榜只能在量上动脑筋。
关于对“打榜”的评价,业内也有分歧,有人认为是“欺诈”,有人认为是“广告的变种”,有人则认为“‘买榜’是欺骗、‘打榜’不算骗”。
本文实录上海一名资深图书市场宣传经理人厉敏(化名)对图书“打榜”链的揭秘,力图还原这个链条。
打榜“靶子”:三种书榜
我们可见的大大小小的书榜有几百个,发布渠道主要有:网络书店、实体书店、媒体、第三方机构。不同来源的书榜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服务。
先说第三方机构吧,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卷”)是典型的第三方。“开卷”出售真实的市场数据给出版商---出版社(国企)、图书公司(民营)---供其了解市场,为出新书和签约新作者做参考。书店也会购买“开卷”数据,作为进货及货品摆放的参考。这些数据需要购买阅读,一般读者是看不到的。
“开卷”数据基本真实,但不完整,因为它不包括网络销售的数据,而目前网络书店的销售已经占到整个销售份额的50%了。“开卷”数据只能反映实体书店销售情况,它的样本采集下沉至县级市的新华书店,每卖出一本书,“开卷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都会采集到数据。
实体书店,以及当当、亚马逊中国等网络书店的书榜主要是为其销售服务的,客观上也为其战略伙伴---也就是出版商---服务。他们会及时地跟进新上市的书,判断有热卖潜力的,或出版商给的折扣大的,就会在其网页上做推荐,它们想推哪一本书,就能让这本书上榜。
网络书店推书完全是从盈利的最大化来考虑,与其他无关,若《杜拉拉》赚1万,《李可乐抗拆记》赚5000,肯定推《杜拉拉》上榜。
至于媒体书榜,有的媒体是拿书榜做影响力的,如《新京报》、《京华时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尤其是《新京报》,已将书榜做成了业内公认的品牌。有的媒体则是拿榜单来做销售的,一些地级市、县级市的报纸会与地方书店合作,一年打包收取服务费用,在版面上发布榜单,相当于书店在当地媒体上打的广告。还有一些省级报纸,设立一个榜单,每年收取5万、10万不等,定做几期榜单,保证客户的大约10本书上榜。
“买榜”≠“打榜”
省级报纸的这种做法叫“买榜”。另有一种更流行的做法,叫做“打榜”。
两者区别在于,即使一本很烂的书,花钱也能上榜,这叫“买榜”,走的是广告渠道;而“打榜”是有实际的销售数量做支撑的,出版商六折发货给书店,自己全价回购,然后再给书店发货,自己买进卖出,使得该书销量上涨。
“打榜”的目的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带动销售量。以“公正”的方法占据“公正”的榜单,再以榜单的影响力来达到广告效应。比如,第一天需要“打”500本,第二天可能就只需要“打”300本了,第三天“打”100本就够了,自然销量就被带动起来了,自然销售所产生的价值完全可以将出版商“打榜”的成本抵消。但这是要以图书本身的质量为后盾的,“打榜”只是给它一个助力,不好的书,再“打榜”也没有用。
“打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低成本广告,图书行业本来微利,没什么利润空间大做广告,就只能去操纵排行榜。尽管“打榜”的过程看起来是合法的,是在合理利用规则,但在国外(比如澳大利亚)是被视为不端行为,对此会有信用记录,一旦发现某出版商在“打榜”,直接就封杀掉,以后书卖得再好,也不给你上榜。而在商业信用较缺失的中国,这被视为稀松平常、理所当然,“打榜”只能证明出版方有实力:经济实力、书本身的实力。
网站更爱“打榜”
通常每周“打”2000本可以上当当网的榜单,但要进入前三,既要花更多的钱,也要看同时期有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若不幸碰上张爱玲的《小团圆》上市了,那就不要“打”了,“打”再多也超不过她。即使下大血本超了张爱玲,大家也会觉得你是“打榜”了。“打榜”不能违背常识判断,不能做得太假。
现在,“打榜”最流行的区域就是网站,它们也知道出版商在“打榜”,乐得采取放任态度,因为网站也得利了。其实,要管非常简单,封号就可以了。
当当、亚马逊中国本身也是可以通过书榜来提高销售的,所以,他们自己也会“打榜”。主要针对这样一些图书:出版商的实力不强,无钱“打榜”,而且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能够大卖,此时,网站就会充当伯乐,把它挖掘出来,重点包装、重装上市。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年出那么多书,其中肯定会有起初卖得不那么好的好书,网站就会捡漏。当然,网站在做这件“好事”之前,通常不通知出版商,一是折扣在决定“打榜”前已经谈定;二是卖得好了,网站自己也会赚钱,而且与出版商双赢。《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就是这样一本被网络书店自己挖掘出来的畅销书。
当当、亚马逊中国并不直接操纵书榜,其书榜完全是由销售量直接生成,它们是通过促销间接影响书榜。比如,搜索框里的浅灰白显示、根据用户浏览记录自动推送、首页放张封面、置顶等等。当然,如果这些手段都失效了,那就证明自己看走眼了,会放弃对这本书的推介。
所以,这种推销以及“打榜”都算不得“黑幕”,是销售商正常的商业活动,就像超市里促销醋还是酱油,悉听其便。
实体书店榜单,县级市新华书店的榜单,一天最多卖十来本,没有“打榜”必要,像上海书城这些吞吐量大的书店,出版商要“打榜”,就要派人手现场去买自己的书。由于实体书店在媒体榜单的计算公式中所占的权重不大,所以,这种人肉“打榜”十分罕见。出版商也不会特意养一批专门去书店买书的人。
同样作为销售终端,实体书店也有码堆、挂海报等促销手段,但通常不会像网站那样为某本未被挖掘出的书主动“打榜”,因为实体书店的码堆、挂海报等是出版商销售员的公关目标,支配权最后不在书店手里。
“超战”伙伴
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售书网站的榜单,往往有较大的差异,这基于各网站面对的消费群不同。
当当是从卖书起家,有大批的固定客户,购买体验已经形成,主攻的是畅销书;亚马逊中国品种更全,有许多外版书、老书,对应的是小众人群,比如科幻爱好者或欧洲政体研究者;京东是新来者,有大批的电子爱好者,以男士居多;快书包的特色是“快”,1小时内送达;凡客、苏宁也在网上卖书。
另外,网站榜单还受供货商的影响。当当将出版商分成“超战”伙伴(超级战略伙伴)和战略伙伴。战略伙伴同时也给亚马逊中国、京东供货。“超战”伙伴则只给当当发货。“超战”伙伴在榜单上的痕迹就比较重,会出现榜单的十之四五被一家出版商的书占据的情况,业内人能明显地感觉到。
而这样的“超战”伙伴由于只跟当当一家合作,也就有更多的精力集中于一处“打榜”。若是亚马逊中国觉得这一本书有利可图,又和该出版商没有合作,就只能去二级市场搬运、贩卖,此时,“超战”伙伴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超战”是当当的发明,亚马逊中国没有将战略伙伴做如此的分类。
“打榜”影响有限
媒体发布榜单会参考网站的数据,因为媒体本身并不卖书,发布榜单没有销售数据的支撑。
媒体在制作书榜的计算方法当中,会综合各方面的数据,比如,《新京报》榜单的数据采样来源包括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等大型地面书城,万圣书园、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等专业书店以及当当、亚马逊中国等网上书店,最后综合加权统计出最终榜单。
相对于网站的死板数据运算,媒体在其书榜的计算方法上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媒体为了保证“公信力”,最后得出的结果看起来靠谱度会高一些。当然,媒体拿到的数据都是二手的,虽然真实,但也许是已在销售环节被“打榜”过了的。
在经过了公式过滤之后,一些地域性因素也会残留在榜单中,比如养生书在广东卖得好,周立波的书在上海卖得好。
由于实体书店基本不存在“打榜”的行为,其销售数据的纯洁性,在作为原始数据被“开卷”采纳之后,只以实体书店数据为基础的“开卷”数据,也就具备了“完美”的真实性。但是,实体书店的数据有时也非100%“完美”,书店采购员与出版商的私人关系,进货折扣高低都影响着书在该书店的销售,进而也会影响数据的可信度。
由上,书榜反映的主要是销售渠道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作者则是坐享其成的受益者。通常,作者也不会将享受“打榜”待遇作为与出版商合作的条件之一,作者其实对图书销售操作层面的事情了解不多。作为产品的书,在从生产环节进入流通环节之后,除非是以版税的方式获得稿酬,大约就和作者不再有什么大的关系了。
对消费者来说,判断一本书是不是靠“打榜”打上去的,就要看这本书在榜单上hold住多久,若是昙花一现,多数可能是“打”出来的。
从以上书榜的生成及操作来看,书榜是销售的业绩单,一般情况以广告或者促销手段操作。因其广告性质,又因发布机构的商业属性,它的任何商业操作也就无可非议了。
厉敏 | 口述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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