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的读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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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2-02-17 10:50
采访开始,她语速飞快,思维跳跃,标准的普通话中,带着山东方言中特有的生动,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谈自己的读书故事。
我是精神饥渴
《瞭望东方周刊》:你平时喜欢读哪方面的书?
倪萍:我读书很杂,也会锁定一些作家,只要他们出书,我一定买来看。比如张洁、迟子建、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史铁生、陈丹青,我读了他们很多年的书,属于他们的粉丝。有人好长时间不出书,我觉得老着急。董桥出的书更少,他的书对我来说,属于收藏类的。我也有点赶时髦,比如最新获茅盾文学奖的,我得看看张炜写什么,他还是我的山东老乡。
爱读书,并不是说自己是个文化人,其实标志着自己还是没有文化,就像人想吃什么,是因为身体饥渴,我是精神饥渴。书中有很多思想和智慧,很受用。所以,我从来没跟这些作家要过书,即便我们在政协开会都在一个组,我也自己买,买书很便宜,等于花了几十块钱你把人家的智慧拿来了。
像王蒙老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出小说。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学习。我跟我儿子讲一些人的成长经历,儿子说,妈妈说的全都是特别努力的人,我说对啊,一个人一定是努力了,吃过大苦,才被大家知道。这是个真理。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识那么多作家,平时跟他们之间交往多吗?
倪萍:基本上没有。就开政协会的时候,见面打个招呼,我特别不愿意打扰别人。他们的书,我都自己买,从来不管他们要书,这是对作家的尊敬。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到陈丹青,你读他的《退步集》吗?
倪萍:对,还有《退步集》续集,人能退到哪儿啊,退到老鼠洞里?说明他还是经过思考的,虽然有些语言说得有点过。我喜欢有脑子的作家,读者对作家是有期待的。
读杨绛老师新写的东西,像听百岁老人在说话。读书其实是倾听,这种倾听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放下。听一段,没有时间就该干嘛干嘛去,不影响你。不像约一个朋友,我必须坐这儿听。
一个人精神贫穷,其实挺寒酸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也读学者的书?
倪萍:对,我以前还觉得自己是个读了点书的人。看了他们的书,才知道,我根本就没读过书,特别是历史方面的。我基本还在冰面上跑呢,刨开冰,冰下一定是温暖的,有非常湍急的河流,能冲击到你。感觉距离他们的学问,很远。
我觉得一个人精神贫穷,其实挺寒酸的,很多人觉得好像寒酸是没有名牌穿,我不崇尚这个。我觉得寒酸就是,说什么你都不知道,说什么你都不懂。比如我们现在全民养生热,其实还有一种养生,要跟身体养生同步,就是精神养生,我觉得精神养生首先就要读书。
人经常觉得使不上劲,好多事儿做不成,真的是文化不够,很多人没意识到。我跟家里人说,很多问题,当你解不开的时候,读书能帮助你拯救自己。我是特别实际的人,如果没有用,我绝对不去费这个劲,浪费时间,生命是有限的。
现在社会中,一些人觉得没意思。昨天一个朋友和我一块吃饭,他挺有钱的,但说现在找不到方向了,钱也够了,老母亲也去世了,不知道该干吗了。我就说你可以找几本书来读一读。
平时闲着没事儿,一些烂杂志我也读,比空坐着强,也比整天逛商场有意思。
《瞭望东方周刊》:你会读哪方面的杂志?
倪萍:喜欢读一些比较先锋的,写人物的,纪实的。我最不爱读的一类书,是指点你怎么挣钱创业,怎么面对人生。它即使告诉你怎么能从银行取走钱,你也不一定能做到。一个人一个活法。怎么可能千篇一律地说如何对待同事、如何恋爱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看外国小说吗?
倪萍:我不爱看外国小说。过去年轻,虚荣,说没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觉得丢人。长大之后觉得那些生活离你特别远。我的朋友给我推荐,写美国的一些纪实作品,我一点提不起兴趣。我还是喜欢中国的语言和写作的方式。比如,东北的萧红,我觉得那个时代的这个女人以这样的方式说话,是我心目中的中国女人。还有丁玲,今生今世没机会跟她们交谈,很遗憾,但我可以看她们的书。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说了很多作家和书,对你影响最大或者感受最深的书能说出几本来吗?
倪萍:就像吃自助餐一样,你能说这顿是因为哪一道菜吃饱了?你明白吗?这不是具体的哪本书对你影响很大,它们潜移默化地在我生命中都起作用。
更深厚的美:被《邓肯自传》感动
《瞭望东方周刊》:你好像对自己的容颜很坦然,有些明星你看她都快60岁了,还能化得像少女。
倪萍:(有人)好像不收拾就不出门,是吧?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女人,50多了,你真的要花精力和钱去做美容,当然也可能需要。但其实,越做越觉得脸煞白,都是表面,这些东西不能够长久,谁能阻挡容颜衰老?看上去很不舒服的美,是脱离了人本质,是面具。我当年看《邓肯自传》的时候,被她感动,她的美,就是自然,这是一种真正深厚的美。
《瞭望东方周刊》:是啊,邓肯是美国现代舞蹈的创始人,她的美是内心情感的外放。
倪萍:她没有一个动作是刻意设计的,同一个舞蹈,她每天跳得都不一样,去看她的舞蹈的人说,“昨天你不是这样跳的”,她说,我今天情绪没到那儿。我崇尚这样的美。我也喜欢杨丽萍(中国当代民族舞蹈家)的风格。我问过杨丽萍什么时候练功夫,她说早上起来梳头洗脸就是开始了,很自然的。
艺术在一个人身上化成生命的时候,就很美。
这些不是来自绝对意义上的读书,而是审美。我们太不重视美育,好像考分最重要。美育来自对文化的感受。过去没有指甲油,花瓣碾碎了,染上一点,嘴唇上稍微用月季花涂一点,也觉得很好看。为什么?中华民族过去还有美的标准。现在呢,大家看到麦当娜什么样,就也要那样。
《瞭望东方周刊》:哈哈,现在人们还要学LadyGaga,好像才算时尚。
倪萍:对,也是那样。合不合适,都往身上糊。漂亮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的一些人对文化的解读读歪了,以为漂亮就是蓝眼窝。
《瞭望东方周刊》:也有些人把读书当成一种装点。
倪萍:装点也要看风格是不是搭调。就像穿衣服,我喜欢布的、麻的衣服,但不合适穿金戴银,带上跟偷来的似的。
姥姥的书
用倪萍自己的话说,她特“显摆”, 2011年,她办了个人画展,还出了《姥姥语录》和《和姥姥一起画画》两本书。如今,明星出书并不是新鲜事,但倪萍的书里说的不是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明星出书一般都是不厌其烦地说自己的故事,你出书怎么选姥姥这个普通老太太来写?
倪萍:姥姥一没钱,二没权,但她对我影响特别深,就像书一样给了我思想。
2003年我跟顾秀莲(时任全国妇联主席)说要为“母亲水窖”(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实施的慈善项目,重点帮助西部地区老百姓特别是妇女摆脱因严重缺水带来的贫困和落后)捐款一百万。那时候我才挣了几个钱?就跟姥姥商量,我断定她会同意。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农村老太太,怎么会同意你捐出那么一笔钱呢?那是相当大的数额。
倪萍:所以我就说她不是普通老太太,她心里有一杆秤。然后,她说,“你没钱了,以后大手大脚不行。”她走到哪儿都把灯关了,省电。把我儿子裤子剪了,秋天穿完,第二年夏天不用买,缝上边还可以穿。帮我省钱。我说,“咱有的是钱,姥姥,吃。”我领着她去贵宾楼吃饭,因为怕她活不太长了。但是她活到99,修行得好。
现在老听说,一家人为一间房子打官司上法庭,兄弟姐妹和父母之间也反目成仇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视野太窄了,心里没有秤。多念书,就知道房子不是房子,住一间和住两间是一样的。人们好多事儿还没有明白。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怎么会有这个爱好?
倪萍:一年多前,写《姥姥语录》,出版社说要加点插图,我说哪有插图?他们说找点呗。我觉得还不如我自己画。姥姥曾经养了几大盆月季,她走了之后,月季还开,我就先画月季,也是表达一种情感。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人拿起画笔来就会画画,很神奇,是不是原来学过一点?
倪萍:真是一点都没学过。姥姥说,人肚子不怕饿,吃不起稠的喝点稀也饿不死。但眼不能饿着,眼饿着,人就像傻子。她没有高深的理论,但这就是所谓的美育。比如,床单破了,我妈补个补丁,弄块布剪个枫叶缝上,特好看。
再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采访过许多大画家,吴冠中,黄胄、黄永玉等,我对他们的崇拜没法表达。我画画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风格,因为不会画嘛,但是我内心充满着对美的理解和感受。
又是书帮了我,比如以前看的《傅雷家书》、还有丰子恺的画,吸收过来,当你用的时候它就会往外溢。
阿宝(丰子恺漫画中的人物,原型为丰子恺的小儿子)问“为什么桌子不穿鞋”?所以阿宝把四个桌子腿都穿上了鞋。丰子恺对孩子观察和理解特别感动我,有多少父母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事情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应该是个非常忙的人,想不到还有这么多时间读书、画画,这都是需要心里静下来才做的事儿。
倪萍:比如今天,我五点半起床,一点到这儿来,中间大概有七个小时,我都在画室画画。想一会儿画一会儿。有人说特别忙没时间吃饭,实际上有人常年不吃饭吗?当你把它(读书画画)当成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没有“没时间”这么一说了。
《瞭望东方周刊》:我理解,不同的人生命的宽度和深度是不一样的。
倪萍:这两天我重读《平凡的世界》,就在想:路遥要求自己写出大块头的作品来,为了安静地体验生活,找了一个煤矿,住下来。他吃的东西只剩下馒头和咸菜了,他想去一个小店买一点蔬菜什么的,走到那个小店大概也就需要几分钟,但是他都没有时间去。特别夸张吧?但是我特别能理解他,就是放不下。他内心还是愿意这样,一个人一个活法。
《瞭望东方周刊》:可惜路遥英年早逝。现在的一些作家恐怕没有这样的了,开开笔会,凑个饭局,住五星级饭店,更多些。
倪萍:那个时代也不是都像路遥一样。就是放在现在,我相信,路遥也不像那些到处吃饭的人。人和人不一样,他有自己的要求。
并不是说谈这些特别高尚,我觉得往脸上抹粉,其实还不如往内心抹点文化。
《瞭望东方周刊》:心灵美容。
倪萍:对,心灵美容。看书和不看书,人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下一个人生目标是要做画家吗?
倪萍:没有,很多人说,倪萍真会设计,主持人不当了,拍电影,电影的奖全拿了,又开始画画。这都不是设计的,兴趣所致。明年我要干吗?我都没有想过。
《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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