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好书必须自己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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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2-02-17 10:52
2012年1月11日,作家祝勇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他出版了两本关于辛亥的书:《辛亥年》和《血朝廷》。但这次和他以往接受的采访不太一样,话题主要是他去年的读书情况,而非写作。当然,这二者之间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联系。
2011年读书单
《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你读了哪些你认为有价值的书?
祝勇:学术和历史书读得比较多,文学书读得比较少。
印象比较深的是金观涛新出的一套学术作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持续2000多年,很有思想性的一本书,叫《兴盛与危机》,这本书特别好。这本书原来是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2006年我在美国时看到这本书,印象特别深。去年法律出版社出了简体字版,我就买了一本。这本书现在是学术界、思想界少有的思想性特别强的书。
另外读了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和三联书店出的北大陈来先生的一套学术著作集。还读了一些历史方面的书。回忆录也读得比较多,包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的史景迁写的《太平天国》、《王室之死》等。
因为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自己写了一本《辛亥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一直在排行榜上。我去年还出版了一本献给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长篇小说《血朝廷》。这几年历史方面的书读得比较多,其中也有大量辛亥革命的史料。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书对你的生活和写作有没有影响?
祝勇:这些书本身没有对我产生什么直接的作用和影响,比如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但我觉得这些书是我读书的一个盲点,有些东西自己不是特别明白。虽然对先秦诸子有一定的了解,对明清的学术也有一点了解,但对宋明理学的了解就非常少,不知道它的历史地位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人都做了些什么事。读这些书填补了自己的知识空白,因为自己有些东西不懂,读起来就很新鲜,觉得特别有意思。
像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能够引起我们去思考很多司空见惯的历史现象。原来通常以为就是约定俗成的,不去做深入的思考,但里面有很多问题。读这些书并不直接有用,比如可以用来写点什么东西,并不是这样,但它可以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所以我读起来津津有味。我现在读这些学术著作,丝丝入扣,比看小说还要有意思。
阅读史景迁、孔飞力的启发
《瞭望东方周刊》:对你写《辛亥年》和《血朝廷》也没有影响吗?
祝勇:很难说哪一本书有很具体的影响,实际上读书对写作的影响就是一个长期阅读、积累,慢慢发酵、领悟的过程。不是说读了哪本书突然一下子就有什么领悟,并不是这么直接为我所用。
比如说,我写《辛亥年》,实际上在写作过程中也受到了西方一些汉学家的影响,比如史景迁的作品。《辛亥年》是写历史的一本著作,不算是文学性很强的著作。中国人写历史著作,容易陷入八股文的形式,比如辛苦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政治经济情况,然后怎么成立的革命组织,不太会有板有眼地讲故事。其实史学著作也要引人入胜,也要讲故事,在这方面史景迁就是大师。他的那些作品非常引人入胜,比如《王氏之死》透过一个不知名的普通中国妇女之死来剖析整个中国社会,这种方法让我们就觉得特别新鲜。美国有位汉学家孔飞力,他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一本历史学著作,视角很独特,牵连出的问题特别多。这种研究和描述历史的方法,对我的写作有影响。
我比较喜欢这种写法,不太喜欢八股文和一二三四的写法,要带着问题进入历史。一些中国学者写历史书,经常是带着结论进入历史,就是说在进入历史空间之前,都已经先入为主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带着问题进入历史更好,这样在叙述过程中就非常有悬念。
我写《辛亥年》更多是从社会学和社会转型的角度,中国怎么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不是简简单单的革命者和封建王朝的斗争,这样视野一下就扩大了。服饰、风俗、思想、文化的变化,包括城市的变化,都纳入进来,空间一下就打开了,我们看历史的视角就变了,把自己给解放一下。
好书必须自己去发现
《瞭望东方周刊》:你既要写作,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但你又读这么多书,怎么做到的?
祝勇:我家里书特别多,我曾经想不买书了,而且也有很多书都没有看,能够把家里的书看完就行了,但是看到这些新出来的好书,还是想看、想买,书越买越多,但的确有看不过来的问题。
我看书,不是一本书从头到尾看完,再看另一本,很多书都是交叉看的。比如一本书看了一部分,会觉得疲倦,那明天就可能不看这本书,去看另一本,那本书会引起你的兴趣。等那本书看得疲倦了,就再换一本,实际上很多书都是采用这样一种交叉的方式慢慢看完的。
我的茶几和床头上到处都是书。不必把看书当成是一个很严肃的功课,比如一两个小时必须看多少页、几天看一本书,不必这样。随手翻,拿起一本书就看,看完夹个条就放在那里。这样慢慢积累就会看很多书,很随意,就觉得不累。我觉得应该把看书融入自己的生活,不是一门功课,就跟看电视一样,很随便、很轻松的一件事。靠在沙发那里,可以拿起一本书看一下。
我还有一点特殊,我不开车,出门的时候挎包里永远背着一本书。出门之前会想一下带哪本书,当然不要太重、太厚的,要稍微轻便的。在地铁里一坐就是一个小时或者40分钟。在地铁里很无聊,地铁的人都很茫然,都在那里一站一站熬时间。捧一本书,时间就过得很快,无形中就会看很多书。
放一本书在包里,心里就会踏实,就不觉得浪费时间。比如有时约一个人谈事,在咖啡馆、三联书店或餐馆,如果这个人迟到,因为北京经常堵车,迟到一个小时你会非常焦虑,因为你觉得自己的时间被别人侵犯了,但如果包里有一本书,你就不会焦虑,等人的时间可以看书。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怎样才能找到一本真正的好书?
祝勇:现在好书还是很多的,因为经常有人——特别是普通读者——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或者认为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好书,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好书还是非常多,层出不穷,写得好的人也很多。可能普通读者很难去发现,无所适从。但好书必须自己去发现,别人是没办法去代劳的。
怎么发现好书呢?你只有读的书多了,你才能自己去发现,这是必须自己来完成的一个过程。你读的书多了,你才知道你想要什么书。到书店以后,你就会对好的书非常敏感,这种对好书的敏感是你通过读书培养起来的,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是一个培养自己对书的敏感然后去主动发现的过程。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张杰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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