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缺点就是浮躁”——沈昌文谈读书和出版现状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浮躁,沈昌文,读书,出版
- 发布时间:2012-02-17 10:56
一本书刚出版就发行100多万册，现在，这在出版界是神话，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沈昌文就制造过这样的奇迹。
沈昌文，1931年出生在上海，1951年进入人民出版社，历任校对员、秘书、编辑等职，1980年开始参与《读书》杂志的工作，一直到1996年底，他是这个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杂志的操盘者。其间，从1986年起，他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主持出版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人文社科书籍。
年已八旬的沈昌文现在仍然经常徘徊在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背着一个双肩包，步行于东单的家和书店之间。
2012年1月8日，在北京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沈昌文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虽然听力已经下降，可他精神和记忆力非常好，对三联书店和关于书的人和事，说起来，如数家珍。
辉煌与遗憾
“捍卫自己的信念是难得的，但容忍别人的信念更为难得；力争一己权利的勇气是罕有的，但承认异己权利的气量更为罕有；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是可贵的，但强者对弱者的宽容更为可贵。”
1984年，沈昌文在荷兰作家房龙的作品中发现了这本著作——《宽容》。
当时中国解放思想还不久，出版界在中国作家中挖掘新思想比较困难，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便提醒沈昌文“向后看”。
“‘向后看’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外国历史上类似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沈昌文解释道。因此，他把目光转向了外文书籍，他能读懂俄文、法文、英文。
《宽容》一书中详尽描述了从古希腊至公元18世纪间的西方历史，包涵了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变革。有人把它当作一本纯粹的历史类书籍对待，但书名并未冠以“欧洲通史”，这正是作者的可贵之处，他在讲述历史的同时，强调解决那些纷争的办法就是宽容。
“当时，需要从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在这中思潮之下，我觉得‘宽容’最有启发了。”他告诉本刊记者。
沈昌文敏锐地感觉到，《宽容》对刚刚经历过种种社会冲突的中国人的重要价值，便很快把它引进出版。此书一经面世，取得巨大轰动，刊印了几十万册。有些地方把它放进了中学教材。
让沈昌文记忆犹新的另一本书是《情爱论》。
“我看到的是俄语书，保加利亚人（瓦西列夫）写的。 我们以前谈爱情都是说的心灵，精神上的，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爱的物质基础就是情欲啦。因此，谈爱情而不谈情欲，是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而且书里用马恩本人的很多例子来说明情欲的重要。”沈昌文说。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情爱论》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卖出了120万本。
“我是入党50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不敢讲情欲。《情爱论》就点破了这一点，而且用马恩的例子来点破。我花了好多工夫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你现在还可以去看，全集第十卷里边，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讲到情欲的地方，都是用原文的法文，没有翻译过来。里边还有恩格斯的一封信，附在后面，全是法文的。还好，我认识几个法文，我看懂了，里面全讲的情欲。”
可贵的领导
为了准备采访，沈昌文特意准备了详细的材料给记者，他说：“这些都是以前没有披露过的新的材料，不然，人家会说，这个老头真无聊，同样的话，反复地讲。”
这些新材料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读书》创办人之一陈翰伯的，他曾任国家出版局局长。
陈翰伯是《读书》创办人之一，新闻编辑出版家（曾用笔名梅碧华、王孝风）。（《读书》另外两位创办人分别是陈原，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时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翰伯也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老《读书》杂志的主编，当时他已是上海有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他是老的燕京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中共党员，埃德加.斯诺的学生——斯诺就是他送到延安去的。
1979年《读书》杂志创办不久，陈翰伯给《读书》编辑部亲笔写信，并特意注明“这里无甚高论，仅供改进文风参考。”
他建议“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指按官职大小排目录）”等。
“在‘文革’刚刚结束后的解放思想初期，（陈翰伯）提出这些意见是非常不简单的。”
领导的支持给了没有经验可循的《读书》巨大的力量。
《读书》创办近两周年的时候，陈翰伯亲自为《读书》写了《两周年告读者》，“再有两个月，就是两周年。借此机会和读者商量一下怎样继续办好这个刊物，看来是必要的。正如一个人一样，一种刊物总要有点自己的性格……”
这篇文章是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哪有领导亲自写文章不署名的？而且，他还拿来征求我的意见。”谈到陈翰伯，沈昌文内心充满敬意。
“这样的领导实在可贵，不仅不干预我们工作，还积极出主意，写文章，排除困难。做的事情非常可爱。”
沈昌文当年遇到这样的领导有几位。
1980年沈昌文成为《读书》主要负责人，因为文章尺度问题，“要不断地做检讨”。
“当我到会上准备做检讨的时候，领导又说今天没有时间让我发言，改天再说，这样我始终没真正检讨过。我怀疑领导在有意保护我。”沈昌文说。现在这位领导仍然健在。
保护《读书》杂志的一位重要领导是胡乔木。
读书杂志的宗旨是陈翰伯提出的“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一些老同志意见很大，认为思想评论刊物已经有《红旗》了，我们没有资格办思想评论刊物，”因此，《读书》杂志一度陷入可能被停刊的困境。
就在杂志最困难的时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主动向《读书》投稿。
因为胡乔木是中央领导，沈昌文回信非常客气。胡乔木则在回信中特意写道“来信对一个投稿人的礼貌用语有越常规，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彼此说话亦有许多不方便也”。
沈昌文给本刊记者看了一份文件，是1983年8月13日上午文化部出版局（当时新闻出版局并入文化部）分党组会议纪要，纪要中提到“关于思想评论杂志问题，会议认为，遵照乔木同志的指示精神，《读书》月刊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性格和自己的读者对象，今后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社会科学类书籍的评价，在原有的基础上办得更好。”
沈昌文读出了其中的“真意”，一言以蔽之：《读书》可以不停刊了！
《读书》创刊以来，经历过不少风浪，至今得以保存，得益于很多领导的支持。
“老先生们都去世了，有些话也好讲了，不然怕对他们有影响。”沈昌文说。
沈昌文至今珍藏着丁聪为《读书》一百期时画的漫画：一个人身上写着‘读书’二字，撑着一把伞，顶着风雨踽踽而行。
“这一百期，不断地下雨，但是大家还是捧着这本杂志，呵呵。”他说。
还是要强调启蒙
“我希望自己读的书是用生动的语言来讲一个深刻的思想。语言不生动，就打动不了人了，我就不感兴趣。”沈昌文跟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喜欢能启发、引导读者思考的书。
“此外，我的读书兴趣没有什么很值得称道的，因为我是编书的，读书都很功利，我读书不是为了获取知识，主要是为了能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说。
“现在一些著名出版社出的书，翻开看，里面的错别字简直让人触目惊心，为什么？”“读者的阅读心态也大致倾向休闲快餐式消费，读让人思考的书，都嫌太沉重了。”“现在的图书排行榜不那么可信，有作者与出版社联合炒作之嫌，读者跟风的情况不少，这些现象怎么形成的？”
对本刊记者上述一连串的问题，沈昌文开始笑而不答。最后说了一句，“浮躁。什么时候读书界、出版界都要注意防止浮躁。”
“我觉得现在的出版，一方面学术著作不太注意深入浅出，表达过于深奥，一般的人很难读懂，当然读者就没有兴趣。而一些表达通俗的大家愿意看的，思想又太过浅薄了。这是希望能够突破的一个问题。”沈昌文接着说，“读书不仅提供你知识，更重要是教会你思考问题的方法。现在读书，概括起来一句话，还是要强调启蒙。”
沈昌文现在喜欢读怀旧的东西，“想从过去的东西里边找一些安慰”，比如最近积极地看老上海的东西，因为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上海生活过。
除了读书，他还喜欢旅行，不是到外国，也不是到外地，而是在北京市旅行。
“北京市很好啊，给我的这个证，坐公交车不用买票。我拿了这个证，看见哪趟公共汽车有空我就上，一坐到底，很高兴。我一上去，售票员一般就说，哎，大家给老人让座，我当时就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就不敢说给老人让座，因为不知道老人是属于什么阶级，万一他是地主资产阶级，这不是犯错误了吗？现在社会真是进步，宽容了。” 他拿着“老年证”给本刊记者看。
《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 北京报道
……
沈昌文，1931年出生在上海，1951年进入人民出版社，历任校对员、秘书、编辑等职，1980年开始参与《读书》杂志的工作，一直到1996年底，他是这个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杂志的操盘者。其间，从1986年起，他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主持出版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人文社科书籍。
年已八旬的沈昌文现在仍然经常徘徊在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背着一个双肩包，步行于东单的家和书店之间。
2012年1月8日，在北京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沈昌文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虽然听力已经下降，可他精神和记忆力非常好，对三联书店和关于书的人和事，说起来，如数家珍。
辉煌与遗憾
“捍卫自己的信念是难得的，但容忍别人的信念更为难得；力争一己权利的勇气是罕有的，但承认异己权利的气量更为罕有；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是可贵的，但强者对弱者的宽容更为可贵。”
1984年，沈昌文在荷兰作家房龙的作品中发现了这本著作——《宽容》。
当时中国解放思想还不久，出版界在中国作家中挖掘新思想比较困难，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便提醒沈昌文“向后看”。
“‘向后看’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外国历史上类似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沈昌文解释道。因此，他把目光转向了外文书籍，他能读懂俄文、法文、英文。
《宽容》一书中详尽描述了从古希腊至公元18世纪间的西方历史，包涵了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变革。有人把它当作一本纯粹的历史类书籍对待，但书名并未冠以“欧洲通史”，这正是作者的可贵之处，他在讲述历史的同时，强调解决那些纷争的办法就是宽容。
“当时，需要从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在这中思潮之下，我觉得‘宽容’最有启发了。”他告诉本刊记者。
沈昌文敏锐地感觉到，《宽容》对刚刚经历过种种社会冲突的中国人的重要价值，便很快把它引进出版。此书一经面世，取得巨大轰动，刊印了几十万册。有些地方把它放进了中学教材。
让沈昌文记忆犹新的另一本书是《情爱论》。
“我看到的是俄语书，保加利亚人（瓦西列夫）写的。 我们以前谈爱情都是说的心灵，精神上的，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爱的物质基础就是情欲啦。因此，谈爱情而不谈情欲，是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而且书里用马恩本人的很多例子来说明情欲的重要。”沈昌文说。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情爱论》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卖出了120万本。
“我是入党50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不敢讲情欲。《情爱论》就点破了这一点，而且用马恩的例子来点破。我花了好多工夫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你现在还可以去看，全集第十卷里边，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讲到情欲的地方，都是用原文的法文，没有翻译过来。里边还有恩格斯的一封信，附在后面，全是法文的。还好，我认识几个法文，我看懂了，里面全讲的情欲。”
可贵的领导
为了准备采访，沈昌文特意准备了详细的材料给记者，他说：“这些都是以前没有披露过的新的材料，不然，人家会说，这个老头真无聊，同样的话，反复地讲。”
这些新材料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读书》创办人之一陈翰伯的，他曾任国家出版局局长。
陈翰伯是《读书》创办人之一，新闻编辑出版家（曾用笔名梅碧华、王孝风）。（《读书》另外两位创办人分别是陈原，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时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翰伯也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老《读书》杂志的主编，当时他已是上海有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他是老的燕京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中共党员，埃德加.斯诺的学生——斯诺就是他送到延安去的。
1979年《读书》杂志创办不久，陈翰伯给《读书》编辑部亲笔写信，并特意注明“这里无甚高论，仅供改进文风参考。”
他建议“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指按官职大小排目录）”等。
“在‘文革’刚刚结束后的解放思想初期，（陈翰伯）提出这些意见是非常不简单的。”
领导的支持给了没有经验可循的《读书》巨大的力量。
《读书》创办近两周年的时候，陈翰伯亲自为《读书》写了《两周年告读者》，“再有两个月，就是两周年。借此机会和读者商量一下怎样继续办好这个刊物，看来是必要的。正如一个人一样，一种刊物总要有点自己的性格……”
这篇文章是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哪有领导亲自写文章不署名的？而且，他还拿来征求我的意见。”谈到陈翰伯，沈昌文内心充满敬意。
“这样的领导实在可贵，不仅不干预我们工作，还积极出主意，写文章，排除困难。做的事情非常可爱。”
沈昌文当年遇到这样的领导有几位。
1980年沈昌文成为《读书》主要负责人，因为文章尺度问题，“要不断地做检讨”。
“当我到会上准备做检讨的时候，领导又说今天没有时间让我发言，改天再说，这样我始终没真正检讨过。我怀疑领导在有意保护我。”沈昌文说。现在这位领导仍然健在。
保护《读书》杂志的一位重要领导是胡乔木。
读书杂志的宗旨是陈翰伯提出的“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一些老同志意见很大，认为思想评论刊物已经有《红旗》了，我们没有资格办思想评论刊物，”因此，《读书》杂志一度陷入可能被停刊的困境。
就在杂志最困难的时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主动向《读书》投稿。
因为胡乔木是中央领导，沈昌文回信非常客气。胡乔木则在回信中特意写道“来信对一个投稿人的礼貌用语有越常规，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彼此说话亦有许多不方便也”。
沈昌文给本刊记者看了一份文件，是1983年8月13日上午文化部出版局（当时新闻出版局并入文化部）分党组会议纪要，纪要中提到“关于思想评论杂志问题，会议认为，遵照乔木同志的指示精神，《读书》月刊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性格和自己的读者对象，今后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社会科学类书籍的评价，在原有的基础上办得更好。”
沈昌文读出了其中的“真意”，一言以蔽之：《读书》可以不停刊了！
《读书》创刊以来，经历过不少风浪，至今得以保存，得益于很多领导的支持。
“老先生们都去世了，有些话也好讲了，不然怕对他们有影响。”沈昌文说。
沈昌文至今珍藏着丁聪为《读书》一百期时画的漫画：一个人身上写着‘读书’二字，撑着一把伞，顶着风雨踽踽而行。
“这一百期，不断地下雨，但是大家还是捧着这本杂志，呵呵。”他说。
还是要强调启蒙
“我希望自己读的书是用生动的语言来讲一个深刻的思想。语言不生动，就打动不了人了，我就不感兴趣。”沈昌文跟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喜欢能启发、引导读者思考的书。
“此外，我的读书兴趣没有什么很值得称道的，因为我是编书的，读书都很功利，我读书不是为了获取知识，主要是为了能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说。
“现在一些著名出版社出的书，翻开看，里面的错别字简直让人触目惊心，为什么？”“读者的阅读心态也大致倾向休闲快餐式消费，读让人思考的书，都嫌太沉重了。”“现在的图书排行榜不那么可信，有作者与出版社联合炒作之嫌，读者跟风的情况不少，这些现象怎么形成的？”
对本刊记者上述一连串的问题，沈昌文开始笑而不答。最后说了一句，“浮躁。什么时候读书界、出版界都要注意防止浮躁。”
“我觉得现在的出版，一方面学术著作不太注意深入浅出，表达过于深奥，一般的人很难读懂，当然读者就没有兴趣。而一些表达通俗的大家愿意看的，思想又太过浅薄了。这是希望能够突破的一个问题。”沈昌文接着说，“读书不仅提供你知识，更重要是教会你思考问题的方法。现在读书，概括起来一句话，还是要强调启蒙。”
沈昌文现在喜欢读怀旧的东西，“想从过去的东西里边找一些安慰”，比如最近积极地看老上海的东西，因为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上海生活过。
除了读书，他还喜欢旅行，不是到外国，也不是到外地，而是在北京市旅行。
“北京市很好啊，给我的这个证，坐公交车不用买票。我拿了这个证，看见哪趟公共汽车有空我就上，一坐到底，很高兴。我一上去，售票员一般就说，哎，大家给老人让座，我当时就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就不敢说给老人让座，因为不知道老人是属于什么阶级，万一他是地主资产阶级，这不是犯错误了吗？现在社会真是进步，宽容了。” 他拿着“老年证”给本刊记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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