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两会刷新“官话”体系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两会,
- 发布时间:2012-03-15 16:26
2011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就这样被“难住”了。
“我很少在这种会议被别人难住过。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我想钱还是不少的，如何节约又足够满足会议需求的，我们有一位专门的秘书长管理。容我会后一两天内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赵启正说。
5天后，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通过短信将数据告诉了提问的记者：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
从赵启正漂亮地回答了“最难的”问题开始，今年全国两会，狭隘意义上的官话体系就已经在被逐渐刷新。
“官话”也可以很亲民
王岐山的发言无疑是其中的又一个范例。
3月5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很不好意思，这件事我们很不好意思。”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王岐山连称“惭愧”，他回忆起年轻时曾吃不饱，“结果现在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好东西多了，吃起来却有点不放心”，“越白的面还越不踏实，亮晶晶的大米也不踏实。”
王岐山的这段表态，引起网上热议。除了体现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和自责，副总理脱口而出的“不好意思”，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官员话语体系的转变。
口语化的表达，不仅相对更容易传播，也更能让受众产生亲近感。3月9日，商务部长陈德铭出席记者会，一开始，他就主动表示：“我想今年有新的形势，大家又有问题要考我，我力争能够回答得准一点儿、好一点儿。”谦虚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
同样说“大实话”的，还有外交部长杨洁篪。在谈到中国购买欧洲国家国债遭遇国际担忧时，杨洁篪发出了“中国人做人难”的感叹。“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分析。中国人做人也蛮难的，朋友希望我们施以援手，到底是做还是不做？不做有人说话，做了也有人要说话。”
官员发言口语化表达的，当然也不全是轻松和幽默。比如也是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赵启正就直指奸商“丧尽天良”：“总会有少数的不讲诚信，甚至丧尽天良、不惧怕法律的食品方面的奸商，还需要强大的舆论监督。”“‘无诚信者必亡。’像生产三鹿奶粉这样的企业，必亡。”
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让“官话”不再冰冷生硬，而是多了几分感性和亲民。
不回避敏感问题
对于跑两会的记者来说，两会既是勾画和寻找中国未来一年政经发展轨迹的舞台，也是就过去一年各地各部门发生的焦点事件，“抓”负责的一线大员进行考问的最佳机会。所以，官员如何应对记者的提问，是一走了之，还是敷衍塞责，抑或直面问题，都成为观察中国官话体系的又一风向标。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全国两会上，“一走了之者”明显变少，无论是面对上海胶州路大火，还是江西宜黄拆迁、浙江钱云会案，各地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没有回避。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被问及“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教训时公开表示，“最严重、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严治党的力度不够，暴露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谈到宜黄拆迁事件时则坦承“教训很深刻”。苏荣同时谈到互联网的作用，他说，我们不去苛求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不去苛求每一个报道都真实，一切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务实，需要的当然不只是勇气，更要有底气。刚刚走马上任不到一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显然很有底气。
3月8日新疆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在记者的包围下，张春贤主动表示“会后打开围栏，大家所有问题我都回答”，当维稳、财产公开、子女情况等众多问题一股脑涌来，张春贤还主动问“还有敏感的没有？”有记者问他会不会带头公示自己的财产，张春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已经按照中央现在的有关规定，如实填报了自己有关的情况。如果将来有制度设计，需要向全社会公布财产的话，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的财产。”
这位主政湖南时就深得民心的书记，两会期间还在网上开了微博，成为第一个“织围脖”的省（区）委书记。
不仅地方，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本次两会上的说话水准和面对公众舆论时的态度，也都可圈可点。
对于铁道部新任部长盛光祖来说，前任刘志军落马的轰动效应令他自然成了媒体追访的焦点。除反复表示“刘志军案”不影响高铁建设速度外，盛光祖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亦毫不回避。
一位跑两会的记者在宁夏团碰到盛光祖后表示，敏感时期，本以为他不会轻易接受采访。会议中途休息，盛光祖还没起身，该记者就上前递出了自己的名片，提出想采访他。“接下名片，他爽快地答应了。”而有关“高铁负债率”等问题，盛光祖亦毫不回避。
另一个和名片有关的故事，发生在新任工信部部长苗圩身上。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前，苗圩很快被记者们发现。他主动走到采访区，询问记者“有什么问题”。散会后，众多记者再次上前和苗圩打招呼，没想到的是，苗圩居然掏出一叠名片，给记者们一个个分发。《新京报》记者褚朝新感叹，“从业9年来，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发名片给记者的省部级官员。”
直面敏感问题，还要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两会期间，还有一个官员的表态引起了媒体热评，他就是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3月7日，张平在记者会上针对一些地方为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采取拉闸限电等行为，张平“主动认错”。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这些做法也是不妥当的，我也如实地向社会、向记者朋友做出检讨。”
事实上，同一个问题，温家宝总理两会前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也已经提到。当时总理说：“我看到这些问题以后十分气愤，要求各级政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居民用电。我们已经处理了一批干部。”从部长到共和国总理，不回避问题，且能将自己对问题的真情实感和公众交流，这本身就是一种变化。
巧妙对外宣示政策
敢说话，会说话，还要巧说话，说得恰到好处。因为很多时候，官员说话不仅仅代表个人风格，其背后还有政府的施政方向或政策对外宣讲。刚刚落幕的2011年全国两会上，中国部分官员也可谓交出了一份巧妙的答卷。
3月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刚回答完中国军费预算问题，就遭遇一名印度记者的追问：中方增加国防费会不会给邻国，比如印度带来更大的压力？
李肇星在首先表示欢迎来自“友好邻国印度”的记者提问后话锋一转，“中国国防预算占GDP比例在全世界是相当低的，比许多国家都低得多，远远低于本国GDP的2%。你来自印度，我相信作为一个资深记者，你肯定知道印度国防预算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据我了解，印度的国防预算远远高于印度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2%。”
数字对比，一目了然，很多网民直呼这个答复“很给力”。
同样给力的宣讲政策，也来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代表团开放媒体参观会现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浓重的广东口音成为汪洋“调侃”的对象：“后面的记者朋友们，有多少人能全听懂我们欧广源主任说的话？如果你们没听懂的话，谁还敢说广东‘推普废粤’？我们人大主任的普通话都讲成这水平，所以我们没有‘推普废粤’。”
让官方政策润物细无声地传达出来，不仅考验官员说话的技巧，也对其知识储备能力和平素的学习提出了要求。所以，说得好，关键还要先做得好。
从“最牛官话”到“最给力局长”
当亲民的官话从两会上流传开来，很多人会自然地产生疑问：两会后，官员说话还会如此亲民吗？或者，除了部委和地方党政的一二把手外，其他下面的官员是否也能如此“亲民地发言”？
事实上，据记者观察，中国官话的演变体系至少经历了3个阶段。从早期的“千人一话”，到后来的不敢说话或“说雷人话”，再到如今正在逐渐接近“个性化表达”，构成了中国官话发展的三部曲。
在媒体相对不甚发达的时期，中国多数地方官员的发言几乎都经过二次转述，不仅书面化，而且几乎是“千人一话”，官腔十足。相声段子《灭鼠》曾形象地展示了早期的官话形式。村子里的鼠灾已经泛滥，但“领导”仍不同意灭鼠，原因很简单，用什么方法灭鼠，领导还要“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曾被认为是最难捉摸的官话，与其同一时期且生命力类似的官话，还包括“无可奉告”“要向领导汇报”等敷衍之词。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生态的改变，要么不说话，要么说“雷人话”，又几乎成了地方官场的另一道风景。
早在2008年，时任重庆副市长的黄奇帆就曾当众打断官员发言，令其“不要说这些官话”。2010年，党报党刊曾多次盘点“最牛官话”，其中，“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等都在入选之列。
如今，随着网络问政的提速，政府施政新风的推进，一些政府官员和部门也在通过参与互联网改变说话的方式。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微博上被称为“可爱厅长”，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则以“医生哥波子”身份与十几万粉丝谈医改。而各地众多以“平安XX”为ID的警方微博，更是不断尝试着网络语言的方式与网民互动，微博办公。
2011年初，一条《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斗智”央视主持人董倩》的视频火爆网络。在央视节目中，面对董倩“咄咄逼人”式的提问，郑宇民以睿智和幽默的语言一一化解。郑宇民就裸捐、富二代、拉闸限电和节能减排等热点问题作答，言谈幽默风趣。网友的赞美之词接踵而来：“这局长给力！”“不官话不套话，赞一个。”
从“最牛官话”，到“最给力局长”，中国官话的话语体系就在这一点一滴中不断刷新。
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语言风格
当然，让所有官员都能“亲民地发言”显然还需要一个过程。
同样是在2011年两会期间，某省领导在面对记者大谈当地十二五规划时，突然听到有记者询问当地某名牌产品涨价问题，却选择了“拔腿就走”。而时至今日，一些地方仍不时冒出官员的“雷人官话”。
至于有些干部为什么喜欢说空洞的套话、写官样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指出，根源就在于：要么没“料”，要么没“胆”，要么没“法”。在张鸣看来，正因为他们对问题不了解，工作不扎实，心里没底，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所以“只好躲到官话套话里混日子”。而还有的干部则是缺乏责任和担当，说话办事瞻前顾后。当然也有一类是不懂得改善交流方式实现有效沟通和传播的方法，所以只是“习惯命令、指示、训导等老一套”。
资深评论员刘洪波则在评论中指出，真实的政治，必然要求真实的官话，必然使官话与民话之间的差别缩小。如果仅仅是让官员改变语言风格，作用不会大，只有改变社会治理的办法，狭隘意义上的官话才会自然慢慢消除。
“正是人家不解的问题，我们回答起来，意义才特别大。老让人家赞扬幸福，有什么意义？”
2011 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曾这样告诉媒体。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
文|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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