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蒙自往事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西南联大
- 发布时间:2012-03-15 16:38
蒙自位于昆明南部，昆明到安南（今越南）边界路途的3/4处。滇越铁路以西，开远站南边的碧色寨岔出一条窄轨支线——个碧石铁路，其终点是个旧和石屏。通过这条支线可以到达蒙自。
决定把这两个学院临时设在蒙自，跟当时把文学院设在衡山一样，都是因为校舍不敷使用。像长沙和昆明这样难民遍地的省会城市，根本不可能一接到通知就能安置一所超过千名教师、职员和学生的大学。
文法学院师生在蒙自逗留的时间是四个月：从1938年5月到8月。
穷乡僻壤中的“先锋队”
尽管有铁路相通，但蒙自仍是一座沉睡的小城。它的人口自20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大约有一万人，与周边的乡村大体相当。
蒙自城外有个南湖，更确切地说，是南湖的湖床，因为联大师生到来时已是旱季的后期，湖里没有一滴水。在城墙和湖的一角之间有座海关大楼，联大教室就在那里。为安排男生住宿，联大当局在附近租借了几栋小楼，后来获准翻修破旧的法国医院作为宿舍。
在城墙外面，海关区不远处，有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这栋楼属于一位犹太希腊商人，他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歌胪士”。联大便租用歌胪士洋行作为教师宿舍。一栋带有围墙的大公馆是周柏斋一家的。周氏是个富有的锡商，住在昆明。他同意把公馆的一面租给联大，用作女生宿舍。
联大的校舍集中在小城东边，来往很方便。从女生宿舍穿过东门到歌胪士洋行，步行只需五分钟，从洋行到海关大楼也是五分钟。
隔着周家公馆坚实的围墙，四五十个寄宿生在一楼宽敞的房间里用餐。晚饭后，有人会点燃两盏硕大的煤油灯，于是食堂就成了自习室。上面两层楼各有一间大寝室，里面摆放着十数张上下铺双层床。每个女生配有两只木箱，可以用来装书和个人用品；所谓桌子，其实就是把木板水平固定在床架末端；此外，她们还有一根天黑以后用来照明看书的蜡烛。
夜晚令人心悸。透过烛光，女生可以观察到爬过窗户的蜥蜴肥白的腹部。春风从黄昏一直吹到天亮。一边忧心国家的命运，一边忧心自己的前途，思乡的女孩听着呼啸的风声，一直听到远山外晨曦初露，她们就这样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因此，这些女生管周宅叫“听风楼”。
对于在现代沿海都市长大的年轻女孩来说，除了午夜的风声，还有其他因素使她们顾虑重重。
她们每次出入周家公馆，都会遭遇看客好奇的目光，这些人住在方圆几英里内，没事就来探察初来乍到的陌生人。当地的习俗是，女性得撑着雨伞遮着面孔才能出门。每当有女生经过时，赤着脚、穿着打满补丁的裤子的苗族妇女，就在一旁驻足观看，还不时指指点点。要是联大女生敢于冒险，穿上高叉旗袍和肉色丝袜走进人流拥挤的商店或餐厅，她很可能会发现有一只手悄悄地伸到她的大腿下——不是下流的老男人猥亵的手，而是妇人或孩童的小手——她们只想看看，这些极有教养的知识青年在充满诱惑的外套下面是否穿了什么东西。
女大学生的穿着和举止，俨然成了小城居民与大学师生关系的焦点。蒙自还没有做好接受现代女性的准备。当地几乎没有女孩小学毕业，中学是专为男孩设立的，也几乎没有人上过大学。未经媒婆的介绍，青年男女不敢相互交谈；而做媒是订婚、结婚的前奏。在当地百姓看来，联大男女学生并肩行走肯定是一种忤逆和挑衅。不止一对无辜的联大情侣外出散步时被暴怒的警察拉到路边拳打脚踢。一对男女在田野徘徊，表达爱意时，他们可能发现怒气冲冲的农民正拿着老式火枪对准他们。
由于边远地区治安不靖，常有小偷强盗出没，当地人差不多都备有武器，因此，即使是白天，走在乡间也不很安全。在外文系任教的英国青年诗人燕卜荪（WilliamEmpson），在乡村散步时就被洗劫过好几次。海关区的图书馆在天黑以后才开放，但每个钟点都会敲钟提醒完成功课的学生，持有武器的护送者已做好准备陪护他们返回宿舍。
北大心理学教授樊际昌是蒙自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处理与周边群体关系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肩上。不过，在一次访问期间，梅贻琦亲自揽过问题，解决疑难。在学生大会上，梅贻琦提醒大家注意，联大女生的穿着打扮可能会冒犯当地人的感受，男女学生手牵着手散步会违反传统习俗，很可能会引发摩擦。因此他宣布，以后女生得穿朴素的蓝布大褂，男生得穿咔叽布制服。他的举措得到了“正风团”的支持，这个学生社团时刻监督着同学之间的亲密举动。
教授们
除了没有日军的空袭，蒙自的学术环境比长沙时期更加糟糕。
由于图书馆少量藏书大都处于从湖南运往昆明的途中，因此教材和参考资料都少得可怜。图书馆本身的空间极小，仅有十七个座位。开馆前半小时，学生就站在门外等待，开门后立即抢阅书刊、抢占座位。师资力量也受到限制。许多原先在长沙任教的老师转到其他大学任教，或进入政府服务部门，或回到家乡。有些教师因战时交通困难而延期抵达，或滞留在外。法律系只有蔡维藩一位教授按时到达蒙自。他时年三十三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在北大任教八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蔡氏工作一丝不苟，但他很快发现无法承担所有重任，于是革新教学方法。他以学生自学取代讲授，以报告和论文代替考试。在一个长期以来注重死记硬背的国家，这种教学是大胆的尝试。结果，他成功了。与那些通过程式化的课堂讲授来学习的毕业生相比，他的学生更胜一筹。
相比之下，别的教学单位师资阵容显然比较充实。例如，历史系有陈寅恪、姚从吾、毛子水、刘崇和钱穆；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和刘文典；经济学系有陈岱孙、陈达和李卓敏；政治学系有张佛泉、崔书琴和王化成。由冯友兰、罗庸等学者在衡山创建的哲学研究会恢复活动。学生簇拥着去听优生学家潘光旦的社会学讲演、“红学大家”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的专题讲座。
钱穆的“中国通史”即使在早晨六点到七点上课，仍然很受欢迎。一身中式蓝布长袍，脚穿布鞋，戴着黑边眼镜，这位年轻结实的教授踏上讲台，不带讲稿，娓娓讲述中国的历史。浓重的无锡口音，加上手势和肢体语言，钱穆使繁复的历史场景变得栩栩如生，巧妙地把入迷的听众引进另一个时代。
教授们住在不同的宿舍。少数教授带着眷属来到蒙自，他们对“服务问题”颇有微词——当地女工又懒又笨，指挥不灵。单身教授或者几个人一同住在小镇附近，或者在富户人家租房，那些房东为能够与著名学者同处一屋而骄傲。有些人与系里的同事共居一室，如哲学家郑昕与贺麟，政治学家张佛泉与崔书琴。在一个雅致的公馆，院内有石狮，石狮顶着红漆廊柱，当潘光旦一瘸一拐地走下狭窄的楼梯时，邻居可以听见联大闻名遐迩的木腿敲击声。陈达和政治学家王化成同居，他们一块负责小型伙食团。有些教授住在歌胪士洋行，闻一多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住在二楼，一心钻研学问，极少离开避难的书斋，为此赢得“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并非所有教授都那样深居简出。海关大楼隔壁网球场，地面硬实，那里是留学哈佛的经济学家陈岱孙清晨经常出入的地方。学生在教室里可以听到球拍击球的声音，还有陈氏低沉的喊声，“Out！”或“Goodshot！”李卓敏是陈岱孙的老搭档，他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刚从伯克利学成回国。网球协会很快就成立了，有十来位会员。陈达和崔书琴打入决赛，结果陈达获胜，奖品是一只鸡，他慷慨地与其他同事分享。
在蒙自这样的小地方，因条件所限，只有勇于“创新”，才能自得其乐。吴宓是个浪漫的文人。他和汤用彤等三四位同事共居一室，设备很简陋。吴宓非常喜欢下围棋，但当地市场上连围棋的影子也找不到，于是他便自制木板棋盘，另外买来四百粒纽扣——黑白各二百粒——当做棋子，这样就可以对弈了。
吴宓还是雷少卿经营的稀饭店一位有名的顾客。雷氏是个四川人，生性平和，爱好古玩，有时会把家里的宝贝拿出来跟同好赏玩一番。蒙自的联大师生十分喜欢这位雷老板，亲切地管他叫“稀饭雷”，店铺则叫“雷稀饭”。雷老板满头银发，总是笑容可掬。吴宓很喜欢又甜又热的稀饭，也很喜欢这位老板。作为对这份友情的回报，每逢下雨天，雷老板会派儿子把热腾腾的稀饭送到吴家。吴宓曾送给他一副对联，使“雷稀饭”更加出名。
当然，联大教师所遇到的当地百姓并不都像吴宓遇到的那样友好和善。吴宓的朋友、性情古怪的同事刘文典看到一个农民正在揍一位妇人，便斗胆走到那个男人面前，质问他在干什么。那人脱口而出，“打婆娘么。”在那个农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反倒这个外人粗鲁的干扰令他懊恼不已。刘文典震怒之下，狠狠地搧了那个男人一记耳光。
咖啡屋和南湖漫步
咖啡屋是联大师生最喜欢光顾的地方。
从东门到海关大楼的鹅卵石街上就有数家破旧的咖啡屋。除了咖啡和其他饮料，还可以点奶油蛋糕、西红柿鸡蛋饼和什锦点心。越南老板总是很乐意倾听与他一样移居于此的师生的心声，如有困难，还会报以同情。在昏黄而带有一丝暖意的灯光下，寂寞的学生可以一边小心翼翼地捧着咖啡，一边谈论他的家庭、战争和时事，或谛听陈年往事，或随之齐声歌唱，有时还会有吉他伴奏。
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可以远足去周边山区和部落村寨欣赏优美的风景。每年农历六月底，蒙自会举行火把节，这项活动能有效促发联大文人骚客的想象和灵感。在炽热的火光中，朱自清仿佛看到象征着打破沮丧沉郁的战时气氛的“光、热、力量和青年”。
六月初短暂的雨季的到来，改变了蒙自的景色。干涸的湖床曾是农民前往市场的一条捷径，也是学生的跑马场、骑驴场，这些马和驴都是租来的。某日早晨，一场特大暴雨过后，人们突然发现曾经骑马骑驴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湖泊。岸边，尤加利树枝繁叶茂，垂柳婆娑动人，为湖景增色不少。四周的矮山也从早到晚变换容颜。向晚时分，湖水倒映着落日粉红橘黄的霞光。
这时，湖畔漫步是何等惬意。自然，南湖成了联大师生格外喜欢的聚会场所。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手杖，步伐却很矫捷。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
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夕阳西下，他们并肩徘徊，直叫人感叹“只羡鸳鸯不羡仙”。
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钱穆解释道，“中国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譬如说《论语》讲‘仁’，你把所有讲‘仁’的话，归纳排比在一起，就可以下个定义，这就算懂得‘仁’了吗？”
照此看来，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忧患与乐观
在某种程度上，蒙自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宁静的小岛，但联大知识分子十分清楚，他们来到这个秀丽的地方不是自主的选择，而是残忍的侵略者入侵的结果。有深切历史感的人总是对现实的历史意义极为敏感。他们想起南宋（1127—1179），文人学士为躲避蛮族的侵扰由北而南，在长江下游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这两个时代，流亡知识分子的使命并不只是救亡图存，还要保护华夏遗产。
北大历史学家姚从吾专研宋史，更感责任深重。某日晚上与同事共餐时，姚从吾宣布，生活在这种乱世，知识分子有责任留下历史纪录。他发誓要作一部抗战编年史，供将来的历史学家参考，就像李心传的记载（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使后来人能够重修宋史一样。
历史系同事热烈支持姚从吾的主张，不过，他的评论却引人哀伤怅惘。因为，现今这些流亡者完全明白，南宋最终还是屈服于蒙古征服者，中国被野蛮人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那悲凄的思绪仍萦绕在内陆偏远小城的知识分子的脑际，由宋朝列祖列宗奠定的伟大的长江中下游文化中心，眼下却被异国军队占领。“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寅恪悲叹道。
陈氏时年四十八岁，可能写下这样带有宿命色彩的诗篇，但他二十来岁的学生决不会听天由命——在流亡中度过余生。他们记得，差不多三年前，北平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唤醒了整个民族，协助建立统一战线反抗侵略。在这些活跃的青年当中，许多人还是长沙爱国运动的骨干。他们相信，奋起反抗的百姓有五万万人之众，定能战胜日本强大的机械化力量。有一位以前攻读经济学的学生表示，“经济学家真是一无是处，而文科生能做宣传工作，十分重要。”
对语言文字的力量充满信心的学生到处发表演讲，张贴海报，唱爱国歌曲，他们的声音在七月七日这样的纪念日到达顶点。
这年的“七七”正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其要旨简单明了：竭尽全力反抗日本侵略。在这座小城，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门上都张贴着以抗日为主题的对联，同时洋溢着传统节日的气氛，引起爱国青年的广泛共鸣。
学生在当地的改良运动，不仅是政治和教育活动，他们还进入公共卫生领域。
对于接受过城市文明的学生而言，他们来到蒙自，感到对民众幸福威胁最大的还不是黄种日本“倭奴”，而是当地饭馆里黑压压的苍蝇。当地餐馆里盛鱼、肉、家禽和大米的盘子似乎都有一层污垢。听到挑剔的外人抱怨时，老板会大口大口地吃饭，以此表明饭菜并没有什么问题。
面对这种无知和冷漠，学生们发起了“灭蝇运动”。通过口头、海报和漫画宣传，他们指出这些带有细菌的小动物像携有炸弹的大飞机一样危险。尽管普通百姓仍无动于衷（城里人使用苍蝇拍尚在十多年之后），但学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餐馆老板开始用薄纱遮盖食物了。
摘自《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美】易社强著
饶佳荣译
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版
文|易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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