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提问比可以说NO更重要

　　——关于中国模式、中国形象和中国道路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眼前晃动的是美国的背影，“中国能否超美、何时超美”成为全世界的“猜火车”游戏。

　　从2000年超越意大利后，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连过法、英、德、日，西方七国之中，只剩一个美国了。

　　最近有些炙手可热的萨勃拉曼尼亚在沿着经济轴预测中国，他的新意在于量化分析：一笔一笔算出中国的未来，直到2030年。

　　量化对计算前提的要求苛刻，哪个变量发生变化，都会导致结果不同。解读中国今后二三十年的国家运程和走势，既离不开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些常数，又离不开外界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中国形象等变量。

　　中国道路比中国模式更具解释力

　　中国模式的话语源头常被溯至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一个针对“华盛顿共识”的提法，偏向经济取向，亦即“市场”。

　　而实际上，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概念的第一人是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的着眼点在“政权”，一个保留着传统社会主义典型要素的政体，还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但也为党内民主及公众参与开放了更大空间，更加注重任人唯贤、高效治理。

　　热议中国模式，折射了当前关于中国未来的方向性关注。与其说是对中国奇迹的总结陈词，毋宁说是借着历史解释来达成新的未来筹划。

　　慎提中国模式，缘于对其可复制性的种种分析。未来30年，中国模式于中国还有效吗？力量正在向“信息密集型”转化，“劳动力密集型”的老模式还能延续多久？况且劳动力正随着人口红利的兑付完毕而变得稀薄。

　　中国模式的讨论让位于中国道路，使学界与中国现实之间紧绷的张力舒缓许多，在一个更从容的学术话语环境中讨论未来。“模式”更侧重于经验性话语的堆砌，会缺乏远大的历史眼光，更缺乏一种直面未来的指向。

　　而“道路”通古达今，铺向未来。

　　问路起于“五四”，路线问题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史。所不同的，1919年的中国很孱弱，21世纪的中国强壮了许多，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

　　道路不仅仅是路径，这个隐喻串起了一个时代、一个理想、一种氛围、一种情绪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包括路径依赖。

　　中国道路：带迷思的解决方案

　　当前中国的思想分化，集中在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上。

　　有从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与市场经济结合立论的，有从儒家传统与中国特殊性着眼的，有从“拉美陷阱”、金融危机表明“华盛顿共识”失败而进行反证的等等。

　　讨论中国道路，需置之于世界史的大视野，需要从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大尺度来审视。

　　时空二维视角下的中国道路，既要处理折叠的空间，又要处理折叠的时间。

　　空间轴上，邻国、伙伴国、竞争国面对全球化的反应不一，全球化并非每个国家都可无条件获益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亲娘”，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可能是“继母”。庆幸的是，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取舍得当、进退有章。

　　时间轴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三种在西方原本属于历时递进的文明形态，却在中国共时并存，后浪还没来得及把前浪推倒在沙滩上，发现第三浪已经逼近了沙滩。

　　只是“空间上的阻隔延宕”与“时间上的流转变易”，使得目标漫漶无踪。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阿里夫.德里克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捉摸不定”，正是因为中国现阶段“理想同现实隔离”，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的理想仍被视为最终目标，但“对制定现实政策不再起直接作用”。

　　中国以实践消解了德里克的疑问。当代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为争夺未来而进行的全方位博弈，这正是中国所在意的大国竞合关系。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谜”，都与发展道路紧密相连。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曾遥遥领先的中国古代科技，不知何故，没能向现代科技转化并促进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转变；另一个是，为什么没有按照标准经济学原理进行改革和发展的中国，却取得了巨大成就？据说，后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悬赏。

　　迂回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仍是一套带迷思的解决方案。

　　在正反合中纠结

　　西方对待中国的态度因为迷思而纠结、两面。既浪漫化中国又妖魔化中国，或恢弘或阴霾，变化无端。

　　“李约瑟难题”关照的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启动前夜，由此算起，中外四百年来的文化碰撞经历了一个正反合：欧洲变革前的17到18 世纪，初遇中央帝国，印象完全正面；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转为完全负面；第三次中外大规模接触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是带着第二次与中国接触得到的负面印象而进入这第三个阶段的，第一次接触的正面形象早已成了遥远的历史回忆，第二次的中国记忆还在困扰着西方。

　　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亦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分为六个时期：崇拜时期（18 世纪）、 蔑视时期（1840~1905）、仁慈时期（1905~1937）、钦佩时期 （1937~1944）、幻灭时期（1944~1949）、敌视时期（1949~），大致是一个正负交替过程。

　　如何看待崛起中的中国，并未摆脱这种摇摆惯性，反而摇频更快，捧杀中国、棒杀中国同时发声，“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轮番登场，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摆动。

　　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说：“对西方而言，亚洲一直代表着遥远、静寂、陌生的异域”。“黄祸”是一场噩梦， 是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关于异域的恐惧。

　　无论怎样形塑中国这个“他者”，皆出于西方寻求颠覆对象或共谋伙伴的目的。

　　西方人的纠结在于，中国既不是同类，也不像是异类。

　　中国人自身的纠结在于形象焦虑。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是宣言书，2008年被视为崛起元年，中国的国家公关“以北京奥运为节点，正从消极防御阶段过渡到积极防御阶段，进而转向相持、对话阶段”。

　　恰是这年，中国被宣布为蛋白质自给自足的最后一年，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担忧中国人吃肉吃得太多了，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同理，如果人们预测中国经济会比预想的增长得更快，石油、铁矿石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就会飞涨。

　　中国崛起，到底是吃肉来了还是送肉来了，这是持“中国威胁论”者最矫情的纠结。

　　崛起中国的纷繁面相：他们眼里的中国

　　国家形象片的结尾用了一句话：“中国在路上”。国家道路始终是与国家形象勾连。

　　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面中国形象的镜子，几乎每一块镜子都有人在研究。人们往往只关注美国等大镜子，而忽略了众国对中国的观感同样非常重要。

　　印度被称为“我们的遥远的近邻”，中国既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的东方对手。

　　“越南改革学中国”，这句话在越南国内流传颇广，越南的上层人士坦诚地说要学习“中国模式”，越南领导人采取了中国的“稳定、发展、改革”的指导方针。

　　中国崛起带给日本的是亚洲身份焦虑---“中国不必先结合日本，就可以单独面对欧美”，在日本甚至出现了“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的排挤对象”这样一种不安。

　　阿拉伯眼中的中国既是石油大买家，又在中东地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而位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政策规划研究所(JPPPI)在一份题为《犹太人和中国---新时代的古老文明》的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发展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非犹太人所致，但是将会对犹太人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

　　土耳其与中国各自在亚洲的东西两端创造出自身的历史和文明，目前土耳其眼中的中国既为其带来巨额的贸易逆差，又是潜力市场，土耳其还有接近上海合作组织的趋势。

　　如何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已成为澳新美同盟(ANZUS)建立半个世纪以来最根本的挑战，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对亚洲海洋控制时代的终结，似乎让澳大利亚提高了对“中国威胁”的警惕，却也难掩学界、商界对中国崛起“谨慎的乐观”。

　　拿破仑那句著名的“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全世界都会为之颤抖”，还有鲜为人知的“上帝啊，就一直让它睡下去吧”，合起来就代表了法国人面对中国的心态。从16世纪末传教士到中国起，几百年来，纠结的法国人对中国的肯定和否定、颂扬和贬低一直未绝，就像他们面对一个买LV买到你烦的中国大客户，既想赚钱，又有莫名焦虑。

　　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扩充了加拿大传统多元文化的融洽与容忍度，中国又是加拿大“太平洋门户构想”眺望的对岸。

　　无论中国还是拉美，都在政治经济的一些方面存在不足，拉美深深担心在这种同质化竞争中陷入弱势，中国的发展也确实正在使拉美更迅速地重组其生产部门，以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

　　美国《时代》使用了一个新造的词语“frenemy-ship”（亦敌亦友），对目前的中美关系进行概括。由中国学者首次主持的跨境调查项目“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发现：“如果把结论用一只刻度为 100 度的情感温度计来显示的话，结果是47.97 度，‘不好也不坏’。”

　　提问比说NO更重要

　　好莱坞一年中拍摄的影片近2000部，掺入中国元素的影片不超过10部。中国的国家形象研究者还在统计《欲望都市》中出现了几盘宫保鸡丁，西方学者大概不会在中国影视片里数汉堡。

　　几千年来的悲情意识和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反思，在当代中国人身上产生了，以东方文化的式微印证西方文化的强大的倾向，一些作品投其所好，最终迷失于“他者”和“自我”之间，被镜中影子指挥。

　　西方有意无意中成为中国的一种解释依据。但我们对于“西方”的心态始终是矛盾而复杂的，因为我们毕竟要回归中国，回归自我，回归家园。我们惴惴于自己的“文化指纹”被修改，“浓缩思想的陈年老窖被一桶桶扎啤取代”，“中国要么崛起为世界的榜样，要么沦落为公共食堂”。

　　中国学界能否通过对“西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迂回，最终进入获得自觉的价值意识和建构当代范式的中国学术，是深层次的理想国，更深层应收归于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上的中国真的强大了吗？中国曾在1820年国民生产总值就占全球40%，远超今日美国经济所占世界比重，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主要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 1500 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

　　启蒙主义时代，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元素”是瓷器、茶叶、丝绸和“礼”；接下来的100多年里，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元素”是辫子、小脚、烟枪和贫弱；当今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元素”是中餐、功夫、中国印和高开叉的旗袍。

　　电影《2012》中，“如果没有中国，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建造这样的诺亚方舟”，确认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以及人多力量大的事实。

　　曾经的“超英赶美”口号暗含在同一条道上追逐之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的，然而，现代化的样态是唯一的吗？如果现代性是唯一的而且是西方式的，那么中国道路在什么意义上才可以成立？

　　如果一天到晚用西方设置的议程来审视自己，苦思于回答与应对西方的提问，那就永远处于被动角色。回答一个“不”字，是否值得特别炫耀？相当多的问题可以扔掉，然后，由我们来提问。“中国可以提问”有时或许比“中国可以说NO”还重要。

　　基辛格说：“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东欧转轨、西欧模式、东亚方式、中国道路？？探索无极限，道路无限多。

　　费孝通提出的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可以作为注脚。

　　中国道路的落脚点是生活方式

　　是妆扮成一个精致的他者，还是活出精彩的自我？

　　中国尚处于发展中、追赶期，奋斗改善生活质量依然是社会的一个主基调。

　　中国“累”、中国“急”、中国“忙”，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喊叫“亚历山大”。

　　西方人最怕的一个词就是BORING（枯燥），不少中国人却似乎向着BORING冲锋陷阵，我们笃信先苦后甜。干活不舍昼夜，《老友记》中凯莉说在曼哈顿，24小时都可以叫到中餐外卖，凌晨3点也不例外。

　　在当代法国诗人亨利.米肖的眼中，“中国人好像从未松弛过。他们小心谨慎，处处设防，很可能会丧失笑的能力。”

　　与其说西方妖魔化中国是从意识形态上，还不如说是生活方式上：“用薄锅之底，燃树叶之薪材”，“活吃猴脑、饮乌龟汤”；“吐痰不是陋习，而是一种消除口腔不洁的洁净仪式”？？

　　生活方式，是中国道路的一个落脚点。狭义的中国道路是一种管理与发展的模式或体制，广义的中国道路是文明与价值层面上的方向或目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文明，会将自己投射与涵化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止与细节里，坐立时该如何端正体位、闲居时口腔中的舌位、慎独时怎样驾驭飘逸的思绪，等等，中国文明都考虑得格外周详，散发着东方人性化的光辉。基于这种文明，我们不难发掘、拓延、培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无限个性化的意趣空间。

　　西方文明亦有庸俗一面，全球嚼着同一款新口味的麦当劳、看着同一部《阿凡达》、各种肤色的美女都蒸发出托斯卡纳阳光的味道，因为她们在用同一款菲拉格慕的淡香水。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失去批判性的信赖，通过市场机制渗入生活方式深层，为了生产被消费的产品而首先要生产需要消费这种产品的个人，乔布斯被奉为教主，只是没人反思自己用iPhone是不是也庸俗。

　　所谓中国模式，确乎在一些向度上粗糙化了国民的生活方式。于是，“幸福感”作为执政理念提出，从国富到民富获得了合法性。生活方式关涉每一个人的存在意义，中国更加尊重个人。

　　基督文明的末世论赋予了西方文明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福山则从社会形态角度提出“历史的终结”，无论哪种终结，中国道路都为当今的世界提供了“历史终结”之后新的可能性。

　　文|刘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