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筹集进京为官的资本，曾国藩拜了一年客，收入一千多两白银。这还不够，他还向别人借了一些银子。
“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来源。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讽谏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苦口婆心，反复申辩。给人的印象是他向来谨言慎行。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做了几件。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旧佃户彭简贤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29岁的新科进士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解地方纠纷了。
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
绅士在中国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以至于费孝通称中国为“士绅社会”。曾国藩的此类举动在当时并不招物议，盖因乡绅的一个重要社会作用就是“判断乡曲”。一般情况下，地方官视民间普通纠纷为细微之事，不愿意为此开堂审案。县令收到这类诉状和禀呈后，通常会写上简短的批词，批付地方，促使双方调解。
在这类调解中，乡绅通常都是主角。当然，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一般来说，调解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事实上，“干预公事”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说：“有些绅士以裁断纷争和调解诉讼案件为业，从而获得固定的收入。”
当然，这种情况下也难免产生如雍正帝所说的（绅衿）“或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或违抗钱粮，藐视国法，或代民纳课，私润身家。种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
曾国藩的绅士功能发挥得很全面，几乎什么事他都管。比如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九日，曾氏族人曾光文前来和他商量如何为曾逢吉办理诉讼事宜。原来曾逢吉家里祖祖辈辈一直葬在鳜鱼山祖坟，不料乾隆年间被一个叫彭如舜的地痞强行在此安葬了八口棺材，意图霸占此山。从乾隆四十九年起两家就打官司，一直没打明白。因此曾逢吉托人来打问曾国藩，和他商量怎么摆平这件事。
有了财源，曾家气焰当然不同。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入京之前，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一件，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绵布小袄、棉袍套、绵圆袍、绵套裤、棉马褂、绒领、棉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原来那些和曾家后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族人对“曾大老爷”态度也发生巨变。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日记记载，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则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仪”显然也有可观。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湖南乡下长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其居身行事，一遵地方陋习。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场一名和光同尘的庸员而已。
张宏杰：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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