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立下了“生死状”

　　清代《洞庭湖志》记载，“江豚见，则知风之顺逆。”这被洞庭湖渔民称为“拜风”。这里的渔民将江豚称作“江猪”，它用肺呼吸，如果将出现大风天气，江豚出水呼吸的频率会加快，并且大多迎风出水。

　　在何大明的幼年时候，一群群江豚出水“拜风”的壮观景象也能不时看到。如今，这一幕成了奢侈。江豚原本喜欢集群出没，但何大明最多的一次只看到三头江豚同行。

　　何大明是岳阳本地人，自9岁开始他就跟着父母在洞庭湖上打鱼。电打鱼，也曾是他的选择。“那效率真高！”何大明如今回想起来，仍忍不住感叹，用传统的渔网一天也不过百来斤，但电打鱼设备一下水可能就是成千上万斤鱼翻着肚皮浮上来。

　　这让何大明深受触动。

　　“巡湖日记”

　　2010年，何大明就打算成立渔业资源保护协会。

　　这个只读过8个月书的渔家汉子，重新拿起笔写了一封不到200字的劝告书，开始挨个地去游说渔民兄弟不要采用“电捕鱼”等非法捕捞方式。很快，他的倡议得到了不少渔民的认同。

　　他们决定先自行在洞庭湖上开展志愿巡逻，一支首批37人的志愿者巡湖组织迅速聚拢起来。2011年4月18日，何大明、胡伏林、孙孝喜、江科明等数位洞庭湖渔民开始正式巡湖。这都是一群跟洞庭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渔民，熟悉水性，也都熟悉洞庭湖。用何大明的话说，是“把手脚捆住，还可以在湖里活三天”的人。

　　保护江豚，是巡逻队的主要内容。何大明与江豚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他曾在洞庭湖上驾船的时候发现了一对被困在矮围中的江豚，随后几个月他坚持驾船过去看护。他跳到水里，江豚还会游过来拱他的屁股。今年4月中旬，多起江豚死讯传来，这让和江豚感情极深的何大明深为难过。“就跟自己养的宠物一样。”那几天，何大明看着一头头被打捞起来的江豚尸体，忍不住掉泪。“我11岁死娘，26岁死爸，都没这么难过。”何大明说。

　　接下来，成立协会的困难却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首先就无从获得当地渔政部门的认可。渔民周介文是首批成员之一，但尚未开始工作就有人前来劝说，“你们再搞国家油补就不发了。”周介文就选择退了出来，“我一家7姊妹都在船上呢。”

　　20多个渔民先后退了出去。但好在又有新的志愿者参与进来。何大明将大家按照四五人排成一班，每天坚持下湖出巡。他自己在一个大开本上手绘了一幅洞庭湖简略图，巡湖时一旦发现江豚的踪迹就用红、黑两种不同的笔标记好位置；上岸前，还不忘让每位巡湖的渔民一一签字确认。就在这本“巡湖日记”上，顶栏上印着何大明歪扭的手写体，“我志愿加入保护江豚志愿者行动，有难同当，生死与共。”

　　但渔民自行巡逻的公正性依然遭到质疑，何大明介绍甚至还有渔政干部指责他们是“既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何大明大感屈辱。去年7月，何大明选择了弃船登岸，在岳阳南岳坡老街开了一家名为“打渔佬”的餐馆。此后，他又率先卖掉了守候一生的打渔设备。不久，志愿者们纷纷跟进。

　　留下的只有3条船。何大明的一条铁驳船、渔民胡伏林、江科明的两条木筏构成了巡逻队的全部船队。但这也有让何大明欲哭无泪的时候，因几乎坚持每天出巡，何大明船上新买不过一年的柴油发动机使用过度，时常歇业。5月8日中午，本刊记者登上这艘巡逻船，走了不到两个小时突然停摆。本刊记者和三位巡湖志愿者一起在洞庭湖深处随水漂了近一个小时后，方才待柴油机冷却后重新发动上路。

　　在加入何大明的巡湖志愿行动前，徐立君是一名上岸后在岳阳街头卖肉的屠夫。他加入巡逻队颇为偶然。

　　有一天晚上，外出巡逻的船坏了，漂在洞庭湖中发动不起来。接到电话的何大明紧急出动，临时叫上徐立君去帮忙。所谓巡逻船不过是何大明自家有的一条铁驳船，没有遮风挡雨的顶棚，自然也没有任何照明设备。“现在想起来都挺后怕，”徐立君说。洞庭湖晚上仍不时有船只开过，渔民志愿者只有站在失去动力的巡逻船上晃动照明灯来提醒过往船只提前避让。

　　“我是被他们感动的。”徐立君说，那次回来后他加入了巡逻队。为了保证志愿者的安全，何大明为此专门掏了500多块钱买了20件救生衣放在巡逻船的底舱里，每次出巡的时候他都不忘要求志愿者一一穿上。他甚至还将上岸后没有工作的几名渔民志愿者请到他开的餐馆，闲暇时一起打工赚钱，轮班的时候再下湖巡逻。

　　为一头“猪”发表宣言

　　作为湖南日报社岳阳记者站站长，徐亚平在洞庭湖畔工作了20多年。就在何大明开始牵头志愿巡湖的时候，他也已经在为保护江豚积极奔走。2011年10月22日，他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文章《为一头“猪”发表宣言》，从此，保护江豚占据了他日常工作的重心。

　　接下来，成立江豚保护协会就成了徐亚平的首要工作。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成立协会需找到挂靠单位。徐亚平首先找到了岳阳市畜牧水产局，结果被泼了冷水，“你一个处级干部不要搞这样的事情。”“江豚又不是你的。”

　　徐亚平不死心，他凭借自己记者身份可以参加岳阳市各种大小会议的机会，挨个找到岳阳市的大小官员，在饭桌上不厌其烦地向其宣讲江豚保护的重要。“我这叫‘从领导抓起’。”徐亚平笑言。最终，他获得了岳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严华的支持，严华建议岳阳市科协出任主管单位。

　　2012年1月8日，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正式成立，徐亚平出任会长。徐亚平还邀请何大明出任副会长和巡逻队队长，凭着正式合法的身份继续展开志愿巡逻。

　　协会的成立，让岳阳市的江豚保护工作得以迅速推进，可是困扰依然存在。让徐亚平最头痛的就是经费。巡逻队巡湖一次4个小时左右需要花费掉近200块钱柴油。在何大明制作的“巡湖日记”本上，清楚地记载着过去一年中的所有花费，“油费早就已经大几万了”。

　　徐亚平开不出工资，但这巡逻的油钱他认账。大家的做法是，谁轮班谁加油，饮水、干粮各自准备。何大明说，“每个人都贴了一两千了。”不仅如此，徐亚平还在岳阳市内、湖南日报等媒体制作户外宣传牌、刊登大幅公益广告，“负债超过一百万了”。

　　去年巡湖时，徐亚平看到当时洞庭湖上遍布的“迷魂阵”、矮围、滚钩，很忧心，他站在船上将看到的各种情况一级级地向有关部门举报。 “搞舆论监督不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嘛，”岳阳县有关领导在电话里劝他，并承诺再给十天时间一定清理干净。

　　在如今的洞庭湖，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和徐亚平、何大明等人保持着有关江豚最为齐全的一手资料。甚至在前段时间江豚集中死亡事件后，当地渔政部门也跑过来找到协会索取最新的数据。作为岳阳县渔政局长，李天怀也承认徐亚平和江豚保护协会的作用，“证明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足。”48岁的徐亚平用“梅妻鹤子”来形容自己跟江豚的关系，“在岳阳，很少有人能理解我。”

　　生死状

　　2011年圣诞平安夜，徐亚平和何大明、彭祥林、谢拥军等数名志愿者按计划巡湖。午夜时分，两条电捕鱼船撞进他们视野。何大明驾船包抄过去，不料撞到了湖底暗礁，船身倾斜，何大明立即倒船方才脱险。

　　上岸后再谈起此事，驾船的渔民何大明、范钦贵等人一脸平静，但很少下湖的徐亚平等人却依然后怕。“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徐亚平不免担心。“弟兄们是不是立个‘生死状’？”这一提议得到了渔民志愿者的响应。

　　就在2012年1月8日，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成立的这天，渔民志愿者凑在一起写了一段话：我志愿加入保护江豚志愿者行动。在行动中，听从指挥，团结一致，不违章，不喝酒，驾好船，穿好救生衣，确保人身安全。有难同当，生死与共。在巡湖过程中，若有人出现意外伤亡，所有人都应尽全力救助并抚恤其家属、子女。特立此状。

　　徐亚平将其取了个标题《守护江豚生死状》，带头第一个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副会长彭祥林也签了名。渔民胡伏林、李正良、何意如不识字，何大明见状自告奋勇在一旁的白纸上写下他们仨的名字，三人依样画葫芦把各自的名字签了上去。

　　最终，整份生死状有14个签名。他们是徐亚平、彭祥林和渔民何大明、范钦贵、江科明、孙孝喜、余国明、向忠于、黄迪飞、徐立君、胡伏林、李正良、李乾坤、何意如。

　　除了面对可能存在的生死考验，志愿者还不得不面对来自个人利益受损的渔民、鱼贩等的威胁。5月6日，本刊记者跟随巡湖志愿者进入到洞庭湖核心水域。面对水面上密布的“迷魂阵”，徐亚平、何大明等人抄起电话立即举报给了岳阳市县两级渔政监管部门。

　　泊在洞庭湖中等了2个多小时后，市渔政管理站、县渔政局的两艘快艇于下午1时许赶了过来，当场承诺将立即拆除。第三天，本刊记者再次随同巡湖志愿者前往洞庭湖探访，何大明接到了一个来自华容的陌生电话。对方威胁他，要再举报会弄死他，“弄不死你就弄死你‘屋里的’”。

　　5月8日下午，在巡湖回来的路上，何大明又看到数只江豚出没的身影。这让他想起上午出发时发现的一排排挂钩。站在船头上，他直接将举报电话打给了湖南省畜牧水产局的领导。甫一上岸，他就被渔政部门开来的快艇接到了设在大型渔政船里的办公室，岳阳市渔政管理站党支部书记卢益卫把他拉到一旁说话。“让我以后有事不要直接打给省里，先跟他说。”

　　当天上岸后，筋疲力尽的何大明一路沉默。和当天下湖的志愿者回到自己开的“打渔佬”餐馆，在餐桌旁坐下，突然冒出一句，“太没劲了。”他身旁是一块临街的窗玻璃，从开业的时候起上面就贴上了一句话：永远留住江豚的微笑。

　　《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湖南岳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