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捆绑了命运——评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沉静三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祖孙两代人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能说上话的人，前者因寻找走出延津，后者又因寻找走入延津，前后历时近百年的故事。刘震云本人在谈及小说时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与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独自一人感觉孤单，是因为身边没有人；置身人群依然孤单，是因为没有可倾诉的人。人与人之间的猜忌、误解、隔阂，使得人与人失去了真诚的交流，陷入孤独的人生困境之中。而这一切追根逐源是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说话而起，于是刘震云就以说话为孤独的原始，探索人为何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围绕说话展开故事，小说的叙述语言也如说话一样要拐好几道弯才能写到正处，故事也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接。比如，小说的第一章解释铁匠老李为什么“单记他娘的仇”中间就绕了好几道弯——老李八岁时偷了一块枣糕吃，被他娘用铁勺在脑袋上砸了一个血窟窿，但是“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仍然有说有笑，随人听戏去了。也不是记听戏的仇，而是老李长大之后，一个是慢性子，一个是急性子，对什么事的看法都不一样”。接着写老李为何给他娘做寿，中间又拐着好几件事。而这些都不过是为引出买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过心，而老马跟老杨其实不关心这些事。小说的语言极绕，内容也因此盘根错节，倒是书中的老裴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原来世上的事都绕”。因为事事都绕，于是想要说清一件事就得绕好几件事；说一个人也得绕好几个人，因为“每件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于是小说事无巨细，故事也就此以主人公杨百顺为众多人物的交接点展开。比如小说上部每一章的开头都围绕杨百顺为话语中心引出一个个故事——“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杨百顺十六岁之前，觉得世上最好的朋友是剃头的老裴”，“杨百顺十岁到十五岁，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过五年《论语》”等等。由此引出买豆腐的老杨、剃头的老裴、教《论语》的老汪的生活和境遇。根据以往的阅读经验会认为“杨百顺十六岁之前，觉得世上最好的朋友是剃头的老裴”，后面的发展必定是写杨百顺十六岁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使他觉得世上最好的朋友是老裴，也就是说故事会以杨百顺为中心。可小说却从老裴的故事开始讲述，直到老裴在人生道路上遇到杨百顺，前面算是交代清楚了，再连着杨百顺一道往下写。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就呈现出另一种特色——在多数小说中，叙述主人公Ａ的故事时若提到Ｂ，故事会依然沿着Ａ的脉络往下说，Ｂ只会提及一二与Ａ的发展有关联之处。但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故事在提及Ｂ之后，Ａ的故事会暂停，直到交代清楚Ｂ为何走到与Ａ相遇的人生路上，才连着Ａ一起往下叙述，这样每一章的主要内容反成了Ｂ，小说因此在叙述上就表现出事事都要追根究底，理出个源头。而生活却被包裹在一些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琐事之中。生活犹如一团乱麻，琐碎细微的小事交缠在一起，想要找出事情的源头就变得很难，于是在人生活中想要说清一件事很难，一个人想要表明自己的内心更难。人与人用说话进行交流，说话又借助于语言，于是语言就成为人彼此了解的一个工具。可是生活太琐碎，内心太复杂，能够一语中的话很少，知音更难寻。语言往往会遭到误解，产生纠纷，人与人之间也就因隔阂陷入孤独。

　　失言，有时是因为说错话；有时是话虽说对了，听的人不愿意；又或者是话过了几张嘴，意思变了，而听的人不明就里。书中的人物常常失言，追根究底还是因为“世上的事都绕”。没理清事就会说错话，信错话。主人公杨百顺因不满师母的为人处事，杀猪时便与别人嚼了几句舌根，可不想话传了几张嘴，变成了杨百顺不满师父老曾。可无论怎么解释，也都是个错，无奈师徒情份因为几句话就破裂了；杨百顺离开老曾后又辗转了几次，最后“嫁”给了馒头铺的寡妇吴香香，姓名也改成了吴摩西。吴香香“娶”他回来不是因为对他有情，只是指望他能撑住门面，保住她的馒头铺。婚后发觉彼此不对脾气，“过起琐碎日子，两人说不到一起”。吴香香能说会道，吴摩西却是个闷嘴葫芦，于是“一个总被另一个人说，一个总被另一个人压着”。生活之中没有知心人可说知心话，也没有感情的温存和家的温暖，人生于是陷入失意和孤独之中。不只是吴摩西如此，书中因失言而失情，过着失意的人生的人比比皆是。东家老秦和开粮站的老李做了半辈子的朋友，只因误信了一两句传言，儿女亲家没结成，多年的朋友友谊也说没就没了；剃头的老裴虽和老蔡绑在一起过了一辈子，可是老蔡却借着老裴有把柄在手，处处压着老裴，更别说有知心的交流和爱情的温存了。

　　失言不只是说错话，更是失去了说话的对象，失去了说的热情。在冷暖自知的孤独中，失意的人总要找点嗜好打发时间，摆脱孤独的吞噬。开染坊的老蒋逢人不说话，只盯着人看，在脑子里琢磨，虽然不爱和人说话，却喜欢养猴子。“杨百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是吃过人的亏，对人有些发憷；老蒋不喜欢跟人打交道能看出干脆是厌烦人，才喜欢猴子”。不爱说话，必然是因为曾吃过说话的亏，于是干脆就沉默，从根上断了语言造成的误解和纠纷。县长老史嗜好和男旦苏小宝手谈，手谈到深处会相拥而泣。或许是感慨人生如棋局，生命如棋子，人在冥冥之中被无形的力量摆布了一生，做了一辈子的“别人”。就如瞎老贾所说：“所有人都生错了年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延津县城每年元宵节都会舞社火，一百多人化妆成妖魔鬼怪，尽情闹腾制造喧嚣，用狂欢来驱赶孤独，暂时忘记寂寞失意的人生。孤独无处不在，就连时间也没能湮没它。七十年前，“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了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七十年后，“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七十年前吴摩西杀猪、买馒头从一个村到另一个庄要走好几天路，七十年后牛爱香在商场买丝袜，买手机，出门骑摩托车，乘火车。人物吃穿住行的方式改变了，但是人还是会吃穿住行却永远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生活方式，不变的是生活状态。刘震云淡化了社会背景，前后一百年的时间里看不到任何历史事件。把人置放在一个常态的环境之中，显然是因为突显时间并没有改变人生活的本质，也不能帮人挣脱语言的枷锁。

　　主人公的名字从杨百顺变成杨摩西又改成吴摩西，最后成为罗长礼，表面看似是被生活所驱使，实际上却踏出了一条寻找之路。主人公每一次更换工作，要么是因为说错话做错事没法对人交代，要么就是因为和人说不上话。杨百顺丢掉在染坊挑水的活后，遇到了意大利的传教士老詹。老詹一直希望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一样，用神来拯救处于孤独中的中国人，于是把第九个信徒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然而杨百顺跟随老詹信教，并不是真的因为信主，而是因为老詹能给他介绍一份吃饭的活；丢掉了这份工作后，杨摩西就选择和老詹分手了。杨摩西和吴香香结婚时老詹送了把银十字架给他，不光只是祝福，也是希望他能一直把主放在心里，可是杨摩西和吴香香却只能看到十字架的物质材质——银，转眼十字架就被熔成一对银耳坠。因为中国人不信看不到摸不着的主，只相信摆在眼前的现实利益。放弃了与神对话，就只能在俗世找一个说的找话的人，于是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的人生路上。

　　吴摩西为了给众人一个交代，带着养女巧玲外出假找与人私奔的吴香香。可在假找的过程中却把巧玲丢了；为了寻找唯一能说上的巧玲，吴摩西远走他乡，并在死前留下了一句知心话给巧玲也就是被拐卖后的曹青娥。七十年后，牛爱国和吴摩西一样假找和私奔的老婆庞丽娜，在假找的过程中无意间走回了延津，并由假找老婆庞丽娜变成真找情妇章楚红。章楚红是美食城老板李昆的妻子，但章楚红与丈夫李昆没话说，与情夫牛爱国却有说不完的话。在故事结尾的七个月前，章楚红要求牛爱国带她离开李昆，但牛爱国却犹豫不定离开了章楚红。七个月后牛爱国在寻找吴摩西留给曹青娥的那句话的过程中，明白了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于是终于放下过去，决心去找未来的幸福，而且此时牛爱国也有了句新话要对章楚红说。显然，这句新话就是能一句顶一万句的知心话。只是我不禁疑惑，牛爱国说话的对象是他心中章楚红，也就是七个月前的章楚红。七个月过去了，章楚红是不是还是七个月前的心境，我们无从知晓。那么在七个月之后，就算牛爱国找到章楚红，并对她说了那句新话，章楚红是否就会被感动？就算被感动，又能维持多久？章楚红嫁给比她大二十多岁的李昆是因为两人当初有说不完的话，可是短短两年之后两人已相视无言。七个月前牛爱国想带章楚红私奔时，崔立凡曾对他说“你跟她说得着，是因为她现在由丈夫养着，你就是与她说个话；等你养她，就成了过日子，到时候就该说过日子了”。和人过日子是一回事，光说又是另一件事。日子太琐碎，缠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关系利益，一句话说不好，也会受影响两人的感情。县长老史即使能和苏小宝手谈到相拥痛苦，也需要时机和条件。老史被罢官后，苏小宝曾要跟他一道走，但老史却说“是县长，才能手谈；不是县长，跟我走也无用了”，“手谈，也不是光用手的事”。这与崔立凡所说是一样的道理，是县长时光想着手谈即可，不是县长了首先要解决如何生活。

　　总而言之，人依赖语言，语言又捆绑了人的命运。人唯有找到一句顶一万的知心话才有可能走出语言的束缚；抽出缠绕在身体周围的一万句废话，用一句直达心扉的知心话，沟通彼此，找到摆脱孤独的出路。只是这一句话是否真的能找到，谁也不敢保证。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苏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