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子的身体政治学

　　在《周礼·天官·膳夫》当中，涉及到“八珍八元”的最早说法。“八珍”是“取用八物”，后人为强调其珍稀品质，往往附会为龙肝、凤髓、豹胎、鲤尾、饕炙、猩唇、熊掌、酥酪蝉为八珍；“八元”即是有才有德之士了。这就意味着古人对豹子的态度，依然是口福主义的标准。人们相信胆子小的人吃了豹胆，就会变得勇敢，而王者则必须吃熊蹯豹胎。到汉魏六朝风云际会，筵宴昌盛，不可方物。枚乘在《七发》中为“生病的楚太子”设计了一出无与伦比的超级宴席：煮熟小牛腹部的嫩肉，加上笋蒲；用肥狗肉烧羹，盖上石花菜；熊掌炖得烂烂的，调点芍药酱；鹿的里脊肉切得薄薄的，用小火烤着吃；取鲜活的鲤鱼制成鱼片，配上紫苏和鲜菜；兰花酒上席，再加上野鸡和豹胎。与商周、战国时的饮食风格相比，在原料选配、烹调技法与上菜程序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古人对豹子的认识，一直徘徊在味蕾主义的中心，与其说是豹尾、豹胎、豹鼻、豹胆、豹骨激发了古人的占有欲，不如说是豹纹入梦，让御女太多的达官贵人频频夜溺，急需豹子的回阳之力。

　　豹子是十分谨慎的动物。豹子名叫“程”，暗示了审慎、衡量的意思。一是绝对不能因为冒险而受伤，二是具有脚步如雾的柔体功夫，就像美国诗人桑德堡笔下的雾气，用猫一样的身影在港口潜行。《淮南子·兵略训》：“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见齿。故用兵之道，未之以柔而迎之以刚。”就是由仿生学而来的韬略总结。吕尚（号太公望）所撰兵书《六韬》中有“豹韬”八篇，后来用兵之术一般都称为“豹韬”。《豹韬》纵论战术，分为林战第一、突战第二、敌强第三、敌武第四、鸟云山兵第五、鸟云泽兵第六、少险第七、分险第八。庾信《从驾观讲武》诗曰：“豹略推金縢，龙图揖所长。”东汉大学者高诱指出：“《金縢》、《豹韬》，周公、太公阴谋图王之书也。”可见，把华佗创造“五禽戏”的原理应用于阳谋或阴谋，固然是“道法自然”的实践，但也体现出传统体制文化的诡道本色。

　　2000年8月的《春城晚报》，刊发了一则报道：当年７月出没于中甸县三坝乡安南村吉丁坝牧场的一只金钱豹，一个夜里遭到藏獒的顽强抵抗，负伤遁迹山林，但藏獒也三死五伤，受伤的藏獒有的没了耳朵，有的断了胳膊或后腿，有的咬伤鼻子嘴巴，全身狗血淋淋。这则消息被《人民日报》转载后，激发起藏獒拥趸的愤怒，纷纷认为这是假新闻，是对藏獒战斗力的污蔑。呵呵，这就是事实。在群狗狂吠的战斗中，豹子不过低低的叫了几声，结果，就成了这样。如同你去触摸没有明火的炭，灼伤是必然的。在我看来，这只豹子，还是不够谨慎。它的火苗稍稍满溢出了身体……

　　但“豹隐”一出，改变了豹子的文化居所。

　　西汉刘向《列女传·陶答子妻》：“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后世以“豹隐”喻洁身自好，隐居不仕。他们在豹隐蛰伏的时光里，并未闲云野鹤，走马南山，而是渴望东山再起，来一场华丽的豹变。这种骑墙主义策略，就是鲁迅先生一向看不起隐士的一大原因吧。

　　但公允一点讲，人生总是忧喜参半，避祸蛰行，本是一种本性，不然豹子就不该举“勺”而思，而应该一味暴跳，挑战万物，成为圣斗士。何况在隐士中，确有不少豹隐一生的高人。于是，“豹隐”总算成为了失意者、断念者的防弹衣。

　　这就让我们发现，豹子对主流文化贡献的元素并不多，它的血肉除了“令人志性粗豪，食之便觉，少顷消化乃定，久食亦然。豹脂合生发药，朝涂暮生”（元代·贾铭所《饮食须知》卷八“兽类”）的作用外，就是希望观察者像它那样，像一朵花在大地摊开，再毫无声息地匿去。这个指标过于艰难，非修炼三十年而不可得。一些人比较焦急，不停在豹子内部寻找，哦，他们不但发现了豹皮的美学，还发现了巨大的豹胆。

　　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第三折：“老元帅！我有熊心豹胆，怎敢掩藏着赵氏孤儿。”这就是“熊心豹胆”的出处。豹子如此谨慎，豹胆显然不是搏杀、力量的关键，你就是吃了十斤豹子胆，估计还是一个次轻量级的阮小二，又如何让你的肾上腺素如自来水一样一拧即出？对此，李时珍是谨慎的。《本草纲目》里开列了虎胆、熊胆、蛇胆的效用，他放过了豹胆，让它在豹子的体内控制阴晴圆缺；而文化人和统治者则管不了这么多，刻意用豹胆来炮制伟力和战无不胜。

　　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正德帝武宗朱厚照，显然是吃了太多豹子胆的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体制豢养动物最鼎盛的时期，京城内建有虎城、象房、豹房、鹁鸽房、鹿场、鹰房等多处饲养动物的场所。武宗在西苑建造豹房，为了区别于其他豹房，后人称它为“武宗豹房”或“西苑豹房”。

　　据说，房命名为“豹房”，有双重含义：豹子是朱厚照最喜爱的动物；云雨之时，渴望敏捷如豹，勇猛亦如豹，故而豹代表坚不可摧。另外，离豹房不远有一个“虎豹园”，是厚照豢养奇珍异兽及凶猛虎豹的地方，也是皇帝率文武百官及后宫嫔妃观看人兽大战的斗兽场。

　　清代龙文彬主撰《明会要·方域二》：“正德二年，帝为群盲蛊惑，乃于西华门别构院筑，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谓之豹房。”《明史·钱宁传》：“引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及诸番僧，以秘戏进，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清代作家毛奇龄《明武宗外纪》特别强调：“初，日幸其处，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豹房祗候’，群小见幸者，皆集于此。”但豹房的确有豹。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司牲所》：“豹房土豹七只，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苑豹房蓄文豹一只，役勇士二百四十人，岁廪二千八百余石，又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此皆供内臣侵牟影射之资。”这暗示了豹房、“西苑豹房”是两个地点，但都畜豹。

　　如此看来，“西苑豹房”不但是明武宗所谓的行政别墅，而且主要是淫乐场所。《明史·钱宁传》所言“复诱帝微行”是富有深意的，错都不是帝王的，而是奸臣的诡计。这样的历史结论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但是，武宗到底在豹房领悟到了些什么呢？

　　毛奇龄的《明武宗外记》详细描述说：“宫中六局者，有尚寝者，司上寝处事，而文书房内官，每记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宫嫔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却省记注，掣去尚寝诸所司事，遂遍游宫中，日率小黄门为抵蹋麹之戏，随所驻辄饮宿不返，其入中宫及东西两宫，月不过四五日。”记载了武宗和后妃同寝一月不过四五天，其它时间都和宫廷中的小太监在一起大玩足球，由此可知其性趣之浓。他最宠幸的男子有江彬、写亦虎仙（少数民族首领，后因犯罪而从所驻的甘肃被遣至京师，被卖给宦官钱能，以后自己也成了宦官，受武宗宠幸）、钱宁等。他常在豹房重温“断袖”大梦。“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明武宗常以太监钱宁的身体为枕。

　　看来，豹子、豹房带来的不是武功与伟力。史载，明代男风、性小说、春宫画的大举风行，是明代风化三个最突出的指标，但高拔其上的，却是不衰的春药文化。古代的春药是始自宫廷，后散入民间；春药和一些豹隐于山的房中术士、道家炼丹大有关系。汉有“慎恤胶”、魏晋有“五石散”、“回龙汤”（又名轮回酒），唐有“助情花”，宋有“颤声娇”，明有“温肭脐”（就是海狗肾）。晚明的士大夫中，使用春药已是蔚然成风，在“千金姬”靓女的猛攻下，名臣张居正魔高一丈，但还是死于“胡僧药”。明武宗的继位者万历帝朱翊钧，他继承父业，广好男风。《万历野获篇》云：“今上壬午癸未以后，选垂髫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廷皆目之为十浚。其时又有一缇帅，为穆庙初元元宰之曾孙，年少美丰姿，扈上驾宰天寿山，中途递顿，亦荷董圣卿之宠，每为同官讪笑，辄惭恧避去。”“董圣卿”即董贤，但长江后浪似乎没有超过前浪，被人耻笑，就“惭恧避去”，说明这个“缇帅”羞耻心未泯，孺子可教也。

　　终日缠绵酒色，加之大量吞服春药，武宗很快一病不起。临终时，神智都不清了，但他还清醒一点：让美人坐在他身边，摸摸这个，摸摸那个，把二十几个美人都摸了一遍，他竟然搂住她们让侍寝，临去之前双手死死地搂住这些美人。

　　中国古代帝王对春药狂喜的结果是：四百多位皇帝平均年龄不到四十岁，大多在三四十岁的青壮年就神秘驾崩。明代从太祖朱元璋至崇祯的十六位皇帝，除了太祖、成祖、世宗、神宗活过五十岁，及建文帝其终不可考外，其他活过四十岁的不过仁宗、宪宗两人。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分析明朝皇帝的荒诞行为说：“……在和战的关头，君主与臣僚通常意见一致，很少有争辩的地方，反而他们的私生活倒成为公众的问题，百官争吵不清，通常牵扯着皇帝御前的行止和他家庭中的纠纷，好像人世间最重要的事体不发生于他们祖庙之内，即发生于宫闱之中。”

　　有意思的是，1994年3月《北京文物报》刊发《豹房非豹房之新探讨》一文，提出“豹房”原字音出阿拉伯语“巴欧坊Ba—Fen”之谐音转成，其意译为“技艺学术研究中心”。在如此“活动中心”以管窥豹，所见与豹子早已毫无关系，但到底研究的是何等高深的“技艺学术”，只能供人联想了。

　　“文革”期间，陈寅恪被关进牛棚时，以他夫人口气写的自挽联，也许是现当代有关“豹隐”的唯一知己。他写道：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等眼枯人。

　　对已双目失明又跌伤脚的寅恪先生来说，“豹隐”是何等艰难之事！不久，一代史学巨匠含愤与世长辞了，夫人在一月后也郁郁而终，应了“九泉稍等眼枯人”之谶。

　　蒋 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