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人海微澜》

　 　一

　　《人海微澜》是一部发表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署名凫公。这部小说使作者“声名鹊起”，并在当时北平知识界倍受关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甚为激赏，他甚至把这部小说与萨克雷的《纽克姆一家》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并举，推之为“当世说部第一”。

　　吴宓由这部小说而结识了作者凫公，此后诗文唱和，相知至深，友谊长达数十年。吴宓三、四十年代在清华及西南联大开设《文学与人生》课程，为学生所列必读书就包括这部《人海微澜》。当时北平学人对这部作品的欣赏甚为可观，查朱自清、季羡林等人日记均有阅读记载。吴宓日记中更是清晰地记录了他与陈寅恪等知己师友闲谈或聚会时《人海微澜》的阅读与评点。2010年，笔者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庄士敦先生所藏图书中见到这部小说，盖有庄士敦的藏书章“净乐山斋”；在北平生活数年、与北平知识界有重要联系的庄士敦先生把他在北京最珍贵的藏书漂洋过海运回家乡，捐给了亚非学院图书馆。这部小说最初发表于《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后由《大公报》馆印行出版，由吴宓、何世伦等四人作序，并有吕碧成、徐英等五人书前赋诗，这样的巍然景观，文学史上无人能比。

　　凫公，本名潘式，字伯鹰，生于1904年，安徽怀宁人。潘伯鹰自幼随桐城吴闓生（吴北江）先生学习诗古文辞；毕业于交通大学，曾游历日本，归国后曾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后为著名学者章士钊的私淑弟子，两人谊兼师友、情同手足。伯鹰的才华，深获章赏识，曾有“风流吾爱潘怀县”的诗誉；曹聚仁也对其有“书记翩翩潘伯鹰”的美称。潘伯鹰并不以小说家留世，诗名最盛，抗战之前在北平诗坛就享有盛名，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饮河诗社”，聚集当时诗坛多名重量级诗人，有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等。著有诗集《玄隐庐集》十二卷，收录诗作一千零九十九首。

　　友人眼里潘伯鹰博学多才，风度翩翩，孤傲狂狷与温文尔雅并存。现代篆刻大师陈巨来回忆旧友时，曾将潘伯鹰列为“十大狂人”之一：“他为人作书写扇，总是作伯鹰为某某书，已名高高在前者，亦狂态耳。”据说潘伯鹰大有名士风骨，问访朋友时，若主人开门稍显迟缓，即能引起他大怒；他为了避免外界闲杂人等的干扰，曾在书室张字一幅：“不读五千卷书者，不得入此室。”曹聚仁先生《书记翩翩潘伯鹰》一文中对其有过这样的描述：“潘兄，安徽怀宁人，气度潇洒……写得一手好字，作得一手好诗，和沈尹默相处得最好……陈伯庄兄长两路局时，《京沪周刊》上的诗词插页，都是他所手选，亲笔写出来的。他的书室、卧室，布置得雅洁极了，可以说一尘不染；一幅沈尹默的立轴，一堂章士钊手写的诗，一幅秋山红叶的画……书架上齐齐整整百来部精美诗词集……我走进他的书室，就想偷点走，可是不敢偷，因为无论动哪一角，都会破坏他的完整的美。许多人送诗词集给他，很多就给他垫在砚底，或是给揩笔之用；我送他一本《文笔散策》，幸而留在他的书架上。”

　　凫公一生共写过六部小说，小说除《人海微澜》外，尚有《隐刑》、《稚莹》、《生还》、《残羽》、《蹇安五记》。曹聚仁回忆说：“潘兄少年时，才华流露，能作骈俪文字。所作《蹇安五记》，近唐人传奇文。他叫我送一部给周树人先生，周先生赞叹不已。……潘兄之作，盖陈鸿《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之伦，述男女之私，乐而不淫者也。”《蹇安五记》印行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潘伯鹰（凫公）托名雪山寺火工僧人蹇安而作的仿唐人传奇的小说集，堪称民国时期最后一部文言小说。

　　二

　　《人海微澜》出版之时，吴宓就曾多次与凫公煮酒快谈，“各述其对于著作小说及文字文体意见，喜彼此之多契合”。

　　序中，吴宓说这部小说的成就可以与曹雪芹、萨克雷相比拟，尤其当中的爱情故事的别样叙述，这些故事深深触动他的心扉。在日记中，他多次记载在孤独无依、心境凄惶之时，阅读这部小说所带来的心灵震撼。

　　“我一生处处感到Love（所欲为）和Duty（所当为）的冲突，使我十分痛苦。”正是因为秉持新人文主义的文学观，吴宓对情感的认识才具有深刻的矛盾性。自幼熟读古书，浸泡于儒家传统文化伦理之中，使他对爱情婚姻的认识必然是传统的，他多次撰文表达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所带来的人伦纲常的敬意。因而，维护旧传统，又追寻新理想，就成了吴宓充满矛盾性的人生历险，他自比雪莱，“情热的人，当然是不能取悦于社会，周旋于家室，更或至于不善用这热情的”。林语堂也说他：“雨僧一副不识世故面部盖有极丰富之感情，亦求得中道而行者耳。而中国社会未必肯让人有丰富情感，有情感者亦必讪笑之，讥讽之；有情感而坦白者，更必讪笑之，讥讽之。”

　　《人海微澜》所讲述的爱情故事，恰好佐证了吴宓的爱情观念，是新人文主义文学观念的绝佳实践。

　　小说中郑彦文这一名字极大地触动了吴宓，彼时，正是吴宓苦恋毛彦文并准备为爱而离婚的时期。恰凫公翻阅北京女高师学生名册，看到毛彦文之名，引发感慨，特为自己小说男主人公取名郑彦文。其时凫公与吴宓还互不相识，当然凫公一定已经听说过吴宓与毛彦文那则颇为轰动的爱情故事，所以取这个名字肯定不是纯为偶然。小说中郑彦文对冯敏娴的执著爱恋与现实生活中吴宓对毛彦文锲而不舍的追求颇为相像。吴宓曾经详细记述他因《人海微澜》而与凫公相识相知的过程：“知友凫公以小说名于时。（予尝推为今日中国做小说者第一人）始予未识凫公，于天津《大公报》中，读其所撰小说《人海微澜》而善之。除凫公撰《人海微澜》，偶拈北京女高师同学录，得海伦之名，取以名其书中之人，其后予又介海伦与凫公相识，故予诗《故都集》中所述之行事及心情，凫公知之最悉，时时深致慰藉，予与海伦甚感凫公者也。”

　　在吴宓看来，爱情中的浪漫主义即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具有宗教情怀，因此他反对儒家的夫为妻纲、反对以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面来考察女性问题，要在对女人的爱与对上帝的爱之间寻求统一，所以他说：“爱情＝宗教精神。”据此，他盛赞《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爱情，乃是富于理想之爱，乃是浪漫或骑士式之爱，而非肉欲之爱。贾宝玉之于爱情，纯是佛心：无我、为人、忘私、共乐；处处为女子打算，毫无自私之意存。故自《红楼梦》出，中国人对爱情之见解达其最高点，他盛赞曹雪芹“把一种新的、较高级的、对人生和爱情的概念引入中国文学与社会”。

　　郑彦文对冯敏娴的爱情，就是这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理想之爱。这位留学东洋和西欧，学习西医的人，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能词会曲，然他的婚姻观念秉承西方文化而来：婚姻必须因爱情而起，否则宁愿不婚。当他结识冯敏娴后，坚信此女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爱情。郑彦文并不是基督教徒，但他对冯敏娴的爱情充满了圣徒与骑士的浪漫之爱，他始终把冯敏娴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看待，敬重与亲爱并存。

　　吴宓曾经自比郑彦文，他对毛彦文的爱情同样有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放弃婚姻，背弃名誉，义无反顾，吴宓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浪漫之爱。《人海微澜》中郑彦文蹈海而死，对吴宓的触动最大，虽然他没有为爱殉情，但是抛家舍业，吴宓也做出了让那个时代惊呼的骇人之举。吴宓离婚之年，正是他与凫公过从稠密的时期。

　　《人海微澜》中，冯敏娴不缺乏上新校、读西书、演新戏，溜冰、跳舞、压马路等等这些现代社会新女性的生活方式，但是她的旧道德、旧思想却如岩石般盘踞脑海而不自知，一遇适当条件就会肆意发酵。所以，在父亲给她描绘了一幅未来生活的理想蓝图之后，她就轻而易举地牺牲掉了郑彦文视之如生命的爱恋。最具悲剧性的是，父亲展示的理想蓝图不过是旧式少奶奶的生活、衣食无忧的寄生。冯敏娴的父亲和她母亲的谈话中一再强调：他把女儿送到新式学校就是为了在交际场所不失面子；装点门面，增加嫁妆的砝码而已。所以说着英文、看着洋书的冯敏娴并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去实现自我价值。作为新女性冯敏娴又把自己倒退为不劳而获的少奶奶，并以为这是一种值得憧憬的幸福，这真是对那个时代“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一主题的绝大讽刺。

　　吴宓对此颇为共鸣。在《学衡》中，吴宓曾痛陈对妇女解放的深切忧虑：“近年中国妇女尽言自谋生计，经济独立，而为男子所轻视，则较昔为甚。新派之人，大都视妇女为玩物，婚姻视同游戏，信用付之东流。自表面观之，吾国妇女之地位视较前增高，而究其实，则较前降低……一旧一新之间，天渊之别矣，此中原因甚复杂，然而兹所言之关系，愿吾国之热心妇女运动者一深长思也。”吴宓意识到，走出家庭的新女性，那个绝决的姿态身后一定要有真正独立的人性情怀，否则，旧永远在新中寄生，新永远被旧所蚕食。对于新式婚姻的热切寻觅中如果放弃了真正的人格培育这一先决条件，妇女解放之路一定会险象环生。

　　郑彦文、冯敏娴的爱情悲剧恰恰证明了婚姻不完全是个人的，但婚姻幸福的最终决定权不是封建家长和万恶的社会，而是在于当事人自己，妇女解放之路必定与爱情成长之路并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争取“婚姻自由”的过程被视为社会解放的过程，现代小说中，尤其是“五四”时期的小说，大都表达了对爱情如飞蛾扑火般的自由追寻。然而很快，无论是作者还是主人公都会发现爱的脆弱，最终又会确认世界的荒寒。

　　三

　　《人海微澜》以章回体成篇，按照新文学的标准被称为旧派小说理固当然，然而完全据此判别新、旧也就必有遮蔽。按照新人文主义的文学观，文学本无“新”、“旧”之分，只有好、坏之别。吴宓就曾说过：“最佳文学作品含有人生最大量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趣的部分（或种类），得到最完善的艺术的处理，因此能给人以一个真与美的强烈、动人的印象，使读者既受到教益、启迪，又得到乐趣。”而这种真正具有“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的文学典范一定是建立在“博采东西，并览古今”之上。因此，只有“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才是文学发展之正途。

　　新文学运动之后，短篇小说得到长足发展。1918年胡适发表其著名论文《论短篇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亮出一面理论旗帜，倡导“横截面”短篇小说创作的建言一时成为经典说法。他认为“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短篇小说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

　　吴宓却与此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作短篇小说易，做长篇小说难”，“长篇小说非有绝大智慧绝大才力绝大经验绝大学问不能从事”。写作长篇小说不但要有智慧才力还要有必要的闲暇，也就是要对社会人生从容透视，不能营营苟苟，在匆忙杂乱中草率成篇。“长篇小说者，非仅以其字数之多，篇幅之长，而须有精整完密之结构。结构之优劣，可别小说之高下种类”。所以，他非常忧虑对小说创作的倡短抑长，甚至认为“今日吾国所盛行之短篇小说，而足证吾国国民性已陷於衰弱萎靡也”。“篇幅甚长，人物甚多，事实至繁。然结构精严，以一事为骨干，以一义为精神，通体贯注，表里如一，各部互相照应起伏，丝毫不乱。而主要之事，又必有起原、开展、极峰、转变、结局之五段，斯乃小说之正宗、文章之大观。而其撰著之难，亦数十百倍于短篇小说。非有丰识毅力，不敢从事也”。所以小说家应该迎难而上，创作出精严宏大的长篇小说。

　　吴宓不以章回体还是现代体、纵写还是横写、文言还是白话作为判别新旧小说的标准。他认为文学无新、旧之分，小说创作之法则也无新、旧之别，无论是横写、纵写，都各有优长。他把《红楼梦》作为长篇小说的典范代表，说“纵写横写之小说，中西各皆有之。《红楼梦》则纵横兼到，成为艺术巨制”。

　　在长篇小说的做法上吴宓也有独到见解，尤其重视长篇小说的结构体式。比如他就认为《子夜》是茅盾小说中结构最佳之作。他认为晚清小说的形式之节制大有问题：晚清小说情节之芜蔓，资料的无尽堆砌，主题的无聊炫学，以及角色之接踵而至，合而组成了一种可怕的叙事类型，威胁到结构的统一性和我们对其结构的感知。……太急于说故事，根本没时间好好发展一个角色或一幕场景。在叙事正当中他们会转向不相干的事，他们会彼此剽窃或重复。尤其糟糕的是，他们连作品完成与否都不放在心上，如晚清四大小说家。

　　同样是以章回体结构故事的《人海微澜》，吴宓认为它不但毫无晚清小说这种结构形式上的大问题，反而比之很多现代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都更为细致、环境描写景物铺陈都更为精当，小说借鉴《儒林外史》写法，结构精密舒缓，开合自如，故事的展开也层层有序，相比很多同时代小说的欧化文风，其白话运用简洁古雅，是一部颇值得重视的现代长篇小说。正因为如此，《人海微澜》作为新人文主义精神映现的个案是中国文坛上稀有的文学作品，别有价值。

　　刘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