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什么是中国天机

　　这是一个设计简单而隽永的封面：三组文字元素自上而下排列，作者“王蒙”，中文标题“中国天机”，英文标题“GODKNOWSCHINA”（天懂得中国）。浓重但并不艳丽的红色构成文字背景——这是中国人钟爱的“标准色”。

　　在这本新著中，王蒙四面出击。

　　他说，到现在依然以为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那是白痴；以为可以采取秦始皇的“法家”模式管理社会多半会更糟。

　　他说，如果大骂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孔孟之道，一心认为中国只能走西方模式，或自我作古搞一套模式，那就是败家子，那就是自外于中国的文化和百姓，那就是自取灭亡。

　　对新近的一些社会思潮他也没放过：“说什么中国应该走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听起来很可爱，简直是丹麦安徒生的童话，简直像哥本哈根的美人鱼雕像一样动人。”

　　他对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进行了一次“沙盘推演”，结果最可能上台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者。

　　刀笔甚是凶猛，可谓火力全开。

　　不过，书中观点却更凸显着他从不避讳的中庸。

　　2010年底，美国《纽约客》发表了题为《国家的仆人》的文章，文章以王蒙为主人公，开篇就提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改革者还是辩护士？

　　当本刊记者当面提起这个问题时，王蒙没有自我辩白的意思。不过在诸多问题上的表态，也将他心中的答案表露出来。

　　爆料就是一层皮儿，我们需要面对深层次的规律

　　《瞭望东方周刊》：尽管你在书中多次强调不做价值判断，但是《中国天机》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产生价值判断。天机意味着秘不可宣，不透明？

　　王蒙：我的意思本身不是这样。这里的天机，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东西，还没有掌握的东西。也就是指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的深层问题与发展规律。

　　比如对中国的国情，我们还要有更深度的解释。很多人光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工业文明还不发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是，中国的数千年文化和近百年、近几十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变化有什么关系，类似事情还没有足够深入地发掘和理解，到现在都没人敢说把中国的所有事情都弄清楚了。

　　还有，有些东西既要说又要做；有些东西可以先做但先不要说；有些东西就先说着，不急着去做。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以前在《人民日报》发表悼念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文章里面也提到，谢非告诉他，有些事你做得很好，只用做就行了，不必急着说。这也说明，中国的改革也是这样，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没有先形成一套完整的说辞，但有了想法要做。做的时间长了，就要有说辞，这形成的说辞就带有思路、天机的味道。

　　天机这个词，实际上是指一些深层次的、有待我们认识、把握和面对的规律和道理。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秘闻，而是对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解读，是从你的角度来看中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内在逻辑。对吗？

　　王蒙：现在有一种浅层次的阅读，要的就是爆料，可是爆料就是一层皮儿。说一点政治秘闻、某个著名人物、跟谁的私交是好是坏，而且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也没法核实。那是浅薄的说法，我们的问题是对历史有没有深入的认识。

　　比如常有人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靠的是人海战术。我说没错，共产党靠的就是人多势众，把人心争取过来了。我紧接着写，马克思说，理论掌握了群众就变成了物质的力量，中国革命就证明了这个说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了群众，变成了强大的力量，推翻了国民党800万机械化军队。同时事情也有另一面，即群众掌握了理论，就不会太在乎理论本身的构成，尤其是理论的原点。

　　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掌握的是一种说法，一战中的俄国士兵掌握的是另一种说法，古巴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参加起义的军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中国的喜儿、大春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里不是说谁好谁不好，而只是说明一个事实：理论和群众是互动的。所以研究中国的事，就要研究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群众，光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绝对弄不清楚中国是怎么回事。

　　不能因为尴尬就不改革

　　《瞭望东方周刊》：书中着墨颇多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其中提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会遇到巨大的差别。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王蒙：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按照延安精神要求共产党的官员。我到现在读《共产党宣言》还会热泪盈眶，如果让我给学生推荐抒情散文，我首先推荐《共产党宣言》。但是，无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马恩著作中提到的事情，有些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

　　《瞭望东方周刊》：从革命到执政会面临一次转变，改革也会带来新的挑战。

　　王蒙：改革会带来某些尴尬，但是不能因为尴尬就不改革，因为尴尬的另一面就是机遇。

　　我们强调理论创新，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因为改革对我们不断提出挑战，我们要正视和回应这个挑战。如果能做到，那我们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有大发展，对全人类都是巨大的贡献。

　　有些问题搁置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一直回避。

　　中国的希望还是在党本身，不能寄托于空想者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书里提到，哪些东西该民主与开放，哪些东西应该封闭与私密，不可一刀切，一窝乱。所以是否可以认为，在你眼中，民主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王蒙：外国最不民主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反倒民主了。比如民主评工资，这人跟人还不得打起来？在外国，大家连别人工资是多少都不知道。还有宗教信仰、政治派别，我是不是支持共和党，用得着告诉你吗？

　　《瞭望东方周刊》：你书中谈到的一些问题及看法，似乎认为中国的问题更多要靠技术性和专业的手段解决。但今天也有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疑问，改革进入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还能否前行？你怎么看？

　　王蒙：我无法准确预见未来，但是书里也提到，再过十年到二十年，中国将面临更严重的挑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推进的话，可能会碰到比较严重的问题。

　　我有一点乐观的想法。在我的接触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领导，他们的教育程度、文化素质、眼界、政治逻辑有很大的进展，包括省一级的、地市的、县一级的，甚至乡一级的领导，尤其是南方。我在江苏碰到过乡一级的领导，他们是大学生、研究生，在乡里当党委书记。这和我们原来想象的不同，他们的思维状况，不是固步自封的，不是稀里糊涂的，而是有头脑的、有认识的，这种情况让我产生乐观的一面。

　　书中我引用了美国汉学家傅高义的话，他说不能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他提出，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做到三点：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条不紊地进行社会改革，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民主法制；成为中华民族利益与尊严的代表者，它的政权就是合法的。这个思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致的。

　　我把希望寄托在这里，而不能寄托在某些空想者身上。中国的希望还是在党本身。

　　在维护总体体制的情况下提出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同样是经历过过去几十年的中国革命、改革历史的老人，一些人对历史和当下的看法及理解，与你并不相同，你怎么看待这个差别？

　　王蒙：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同，我接地气接得多。虽然我是写小说的人，但我早就开始工作了，先在北京市的区里，搞过征兵，到了新疆还当生产大队的副队长。我是干过实际工作的人。有的人除了写作，没干过别的。

　　虽然共产党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知道国民党是怎么回事，我对国民党绝无幻想。

　　有的年轻人提起蒋介石对胡适是怎样礼遇有加，简直要流哈喇子。但是蒋介石也枪杀了闻一多、李公朴，枪杀了左联五烈士，怎么不说这个了？闻一多研究楚辞的，他该死？闻一多哪是共产党？都是借题发挥。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登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有空想社会主义，也有空想民主主义和空想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什么样，有多少人见过？

　　写《中国天机》这本书，我本着的就是建设性的姿态。我为什么要谈建设性，因为中国目前的情况不同，中国共产党执政了许多年，现在大家的思想非常活跃，其中有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

　　如果没有足够的建设性，书就出不来。不能说这本书会有多大的影响，是一家之言，也发出了一点声音。对于国家和党来说，建设性的建议、建设性的批评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国家搞乱了对谁都没好处。

　　中国文化讲究高远大，论万世，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但我说，要知真实情况，更要下一层楼。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说，自己非常文学，又非常政治，但从来没有去追求过、真正感兴趣过，哪怕是一星半点的“仕途”。那么，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政治？

　　王蒙：公民的政治、党员的政治。我是一个公民、一个党员，而且我有实践经验。我总说我服过役，不是只会纸上谈兵。我当过区团委副书记，当过国有大厂的团委书记，当过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当过文化部部长，当过中央委员。

　　与一般的文学写作者相比，我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比较深，也在政治各方面扮演过一定的角色。网络上有人对我的政治选择也有不同的解读。

　　有人把我看成魔术家，有人把我看成油滑的泥鳅，我觉得特别可笑。有好多年了，我产生一个想法，与其让别人瞎猜，不如自己谈清楚，我没有什么不可对人谈的。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书评网站上，对《中国天机》这本书的评价，除了四星五星，就是一星的（一星最差、五星最好）。还有人评价：或许我思想真的偏激，今天买本王蒙的书中和一下。

　　王蒙：我不是要折腾、要闹，我的目的恰恰是在维护总体体制的情况下提出问题。我在书中写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当然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珍惜保卫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

　　但是我也说了不少新话，自有说辞的话，独出心裁的话，我还要说，除了我谁也不会说这样与众不同的话。

　　《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河北北 戴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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