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纪念徐光启

　　2012年是徐光启450周年诞辰，整个上半年，上海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广受关注。

　　徐光启去世至今近380年，其间，隆重的纪念活动共有过五次，2012年上半年这次纪念活动算是第六次。

　　而新世纪的12年是明显的纪念密集期。除了上面提及的第五、六次的纪念活动，还有2003年重修徐光启墓、建徐光启纪念馆；2004年，将一栋有四五百年历史的南华春堂搬到徐光启墓附近作纪念馆；2008年，上海组织了徐光启逝世375周年的祭扫活动。

　　学者、官方、民间合力

　　纪念徐光启的这一波波高潮，要突破的最大障碍是这位爱国科学家的天主教徒身份，而这个突破是由学者、官方、民间合力完成的。

　　上世纪50年代起，徐光启的科学家身份在不断地宣传，教徒身份则避而不提，碰到与徐光启的宗教信仰有关的书籍也就不出版了。

　　1988年，青年学者李天纲发表了一篇论文《徐光启与明末天主教》，讲徐光启的宗教背景。“这个文章写出来，很多人都大吃一惊。徐光启怎么可能是天主教徒？大部分人只知道他是科学家，根本不知道他的天主教徒身份。”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的李天纲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李天纲和他的老师朱维铮持续而有力地推动社会对徐光启的重视，并找到徐汇区文化局副局长宋浩杰。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与有关部门的良性互动。2003年大修徐光启墓，大十字架重新竖立在墓前。

　　民间亦参与其中。

　　上海市南郊中学的退休历史教师王成义从“文革”起就开始了对徐光启的研究。原因有二：家与徐阁老（光启）坟山为邻；妻子的外婆、舅妈都是徐光启的后裔。

　　从获取史料的先难后易，王成义感觉学术研究的氛围逐渐宽松。“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书当时是不开放的，改革开放之后，才慢慢地放宽。”他对本刊记者说。

　　2007年之前的几次研讨会，王成义去旁听，“全是教授、博士，没有人搭理我，他们去吃午饭，我就自己去外面吃”。

　　王成义花了几万元自费出版了3000册《徐光启家世》，又花几万元制作了200个纪念大铜章，送给熟悉的与会者。学者和官员看到了这位民间研究者的学术诚意，从2007年起的纪念活动合影中，都能找得到王成义。

　　从“徐上海”到徐家汇

　　上海做纪念徐光启这篇文章，自然与上海有关。

　　上海开发较晚，“大人物”少，但在明朝晚期出了个徐光启。

　　徐光启在病逝以前，已被欧洲人士称作“徐上海”。

　　余秋雨称徐光启是“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今日上海人的一些要素，在徐光启身上有迹可寻：“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

　　利玛窦在描述上海人时说：“这里的人，特别是城里人，都非常活跃，不大稳定，头脑聪明。”说明近代上海的市民文化性格在更早期就有自己的端倪。

　　明、清时期的上海，教徒聚集的地区，如浦东、松江、崇明、青浦、徐家汇、卢湾、虹口、南市等地，至今仍是教徒聚集地区，古今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在纪念大会上的发言说“徐光启现在已融入了上海的城市精神”，这是官方对徐光启与上海精神之勾连的认定。

　　“徐光启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化的地标，对上海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李天纲说。

　　徐光启归葬于当时上海县城西门外十余里的法华乡，这里是他从事农业实验的地方，徐家后人从上海县城搬到墓地附近，在此繁衍生息，渐成“徐家汇”。

　　历史上法国的耶稣会士以徐家汇为活动中心，对上海以及江南一带的教育和科学发展都产生了巨大且持久的影响。

　　“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代人，在明清文化最繁荣发达的江南地区，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局面，这使得后来上海在19、20世纪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李天纲对本刊记者说。

　　“三步走战略”：翻译、会通、超胜

　　明清之际，中华帝国与西方近代科学有了第一次接触。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等，可谓历史上欧洲与中国首次重大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徐光启差不多后半生都与利玛窦、郭居静、熊三拔等传教士交往研习。这一跨文化的交往是中西交流史上最成功的范例。

　　学者对徐光启是否“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仍存争议，但在“中西会通第一人”的称谓上基本达成一致。

　　“融通中西是徐光启自己的主张，海纳百川是我们今天对他的概括。”宋浩杰说，“海纳百川”是上海城市精神的第一个词组。

　　翻译、会通、超胜是徐光启制订的“三步走战略”，在李天纲看来，这样循序渐进的三阶段，自信、温和、不失衡、心胸开放，比两百多年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态要好很多，“中国人应该回到徐光启的高度，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唯其如此，中国在重归世界大国舞台的过程，才不会让他国误解”。

　　“徐光启对于异质文化的包容态度对于中国人意义很大。可以克服中国一些人自大、自我甚至自恋的意识。”李天纲说。

　　“遗银一两、旧衣数件”

　　不久前，徐光启纪念馆被徐汇区定为公务员的廉政教育基地。

　　徐光启是明末最后三朝的重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宰相），是历史上京中官阶最高的上海人。

　　“官品”确实是学者研究徐光启的一个维度，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在《晚明巨人“徐上海”》一文中称赞他“清廉自守，终身苦贫而拒收合法的苞苴”、“死时京寓仅遗银一两、旧衣数件”。

　　明末党争迭起，“他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碰到朝廷有党争就躲开，去天津种地去了。现在很难查明徐光启到底是属于东林党还是属于阉党。”李天纲说。

　　《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刘耿|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