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2012”军演：“考试时间”谁来裁决

　　初冬的华北平原，收获后的田野静默着，干枯的玉米秸秆连片挺立，隐匿在土黄色伪装网下的异形帐篷与大地浑然一体。

　　这些帐篷内，安置着数组红蓝军师旅级指挥所。从外面看去一片宁静，走进帐篷却是火药味扑面。佩戴着不同军种臂章的高级军官们，面对密密麻麻坐满一地的红蓝双方指挥官，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这是一个不足”，成为高频率出现的评价。

　　一次例行年度军事演习——“红星-2012”于11月上旬在河北石家庄西部山区举行。300多名中级军事指挥员，演练了渡海登岛、边境地区反击作战等课题。

　　作为军演考核模式的一种崭新尝试，演习组织方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邀请了北方三大战区、野战部队、跨军种院校等单位的指挥官、专家，对演习进行联合考核与裁决。而在一体化指挥平台上率部“厮杀”的双方，红军是正在接受任职教育的学员，蓝军是学院的教员。

　　考评结果将记入这些年轻军官的成绩单，对即将回到部队指挥岗位的他们来说，这个成绩至关重要。

　　沙场秋点兵，解放军在这个季节进入“考试时间”。过去大约10年间，中国陆军对骨干部队建立了以演习为主的考核机制，来自总部的考官们每年秋天都奔赴各大战区，进行年度训练考核和等级评定。

　　以想定作业演习的综合动态方式取代单项静态考评，以随机抽取考官的总部考核取代自我评价，以条分缕析、层层量化的软件系统取代人工打分……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客观反映部队的战斗力，发现漏洞与不足。只有连年通过检验者，才能被称为中国军队精锐中的精锐。

　　事实上，由总部“空降”的考核还不能大面积覆盖所有部队，对于相当多的部队单位来说，常态的训练、演习中，内部评价仍是主要形式。就军事院校而言，学员的培养成效多由自己的教员来评定。

　　在“红星-2012”军演中，教员不再是“裁判员”，却化身学员的“敌人”，师生对阵，共同接受外来考官多角度的挑剔审视——这些新鲜尝试，看似演习考核模式的微调，却将汇入军队打磨战斗力的革新潮流，促动军队建设的大步推进。

　　受邀参与联合考评的空军指挥学院教授申晓青大校告诉本刊记者：“在形成机制后，这种考核模式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能自己给自己发合格证

　　联合考评组的办公室里，红蓝军提交的作战文书堆成小山。几位鬓角发白的高级军官，像批改作业那样细致地标注、勾画。除了像申晓青这样的各军兵种专业权威，考官们还有来自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特战旅以及扮演蓝军部队的指挥官。

　　对于演习中指挥员们运用空军的情况，申晓青毫不客气：“很难称为合格。”

　　他举例说，联合战术兵团指挥部的指挥员不太了解敌我双方的空军兵器，“红方配置的是‘歼轰7’，一些指挥员认为它只能执行轰炸任务，其实它挂上空空导弹就可以进行空战。”

　　再比如，派出陆航部队时，高空要由空军航空兵建立保护地带，因为武装直升机很难应对战斗机的突袭。

　　申晓青讲评完刚走出军用帐篷，就被几名陆军中校围住，询问有关空军出动周期的问题。

　　“不少问题连专门的空军参谋也未必能讲得清，但军种联合是大势所趋，通过这样的演习提升指挥员的联合作战意识很有必要。”他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指挥员们已经会在演习中“本能”地使用空军，对于空军在火力打击中的角色很清楚。

　　面对考官们不留情面的批评，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院长石忠武少将毫不意外，相反，他认为这正是此次探索的目的所在，“这样才能真正检验学员的能力。”

　　他说，在最后的考核结果中，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自己人”的意见只占30%，“外部评价”是主导性的。

　　这种考核模式用专业术语讲叫做“训考分离”。军事演习兼具训练和考核双重性质，以往常见的模式是“自训自考”——演习导演组、考评组都是本单位的领导和业务权威，最后为自己组织的演习打出分数、评定成效。

　　在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陆军中级指挥员对于空军、海军的了解，一般来自专门军兵种教研室的授课。虽然学院也有空军教员，但学养和经验很难与专门军种学院的高级教授匹敌。

　　“自己学校的教员考评自己的学员问题很多。”石忠武分析说，一方面，学员成绩与教学业绩相关，教员们很难完全做到对学员毫不留情；另一方面，考核结果也经常会产生争议，为此甚至一度由学员参与考评，但反复调整仍无法达到理想状态。

　　“战斗力怎么样，不能自己给自己发合格证。”石忠武说。

　　“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明，近亲繁殖会导致衰退，这是无需置疑的。”申晓青说。这位专家在空军内部就以权威和直率而知名，他对于这次演习的观察不仅限于对指挥员们的考评，甚至包括演习本身。

　　比如在演习设定中，将一个空军航空兵团编入一个旅级联合战术兵团，在申晓青看来，这更像传统的合同作战模式——用其他军种支援陆军作战。而“红星—2012”的目标更应强调联合作战。

　　济南战区扮演蓝军部队、某机械化步兵旅副旅长刘俊学对本刊说，作为演习前的一项准备工作，联合考评组曾对演习的模式、规则等进行了认真的“辩论”。

　　“一次演习能够检验一个单位的全部面貌。”石忠武说，演习不仅检验学员，也应考验教员，而这在“自训自考”的模式中无法实现。

　　从“排队打枪”到综合演练

　　“红星-2012”在华北平原的田野上排兵布阵的这个季节，也是中国各地部队外训、演习、演练的高峰时段。这些军事行动不仅具有训练的性质，也成为部队考核的主要方式。

　　像参加奥运会一样进行射击竞赛，曾经是中国军队考核的主要手段之一，另外一些重要的训练考核方式还包括像《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那样做“腹部绕杠”。

　　“现在部队中也有岗位练兵，比如评定神枪手、技术能手，不过，各种考核方式都丰富了起来。”刘俊学说。

　　一类是根据不同训练阶段、训练目的进行的成绩考核，比如新兵入伍训练，考核大多由“大单位”——即战区及相当等级的上级机关组织。

　　最受关注的则是专业战术、合同战术以及年度演习。承担不同任务的部队每年组织不同数量、种类的实兵军演，此外还有指挥员晋级考评等。

　　根据2008年颁布的新一代《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规定，部队每年野外驻训时间不少于4个月，加上外出演习和进行特别课目的施训，“大多数部队每年外训时间在半年以上，长的超过8个月，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多。”刘俊学说。

　　除了战斗部队，科研院所、军事院校等都按照大纲执行。这个已经常态化的外训时段成为提升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关键一环，而一般作为外训收尾的演习、演练也具有了检验性质。

　　新一代《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是新世纪以来军事训练改革的成果，加大信息化含量，突出了野外训练和演习的比重。正如这一大纲颁布时，某集团军装备部部长接受《解放军报》采访时所言：野外驻训以及演习、演练期间，走出营地的部队由相对集中到高度分散，环境由整齐划一到相对混杂，条件由相对舒适到比较艰苦，加上装备动用频繁，装备管理和技术保障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增多。

　　军事演习特别是实兵实装军演本身就极具风险。除了装备损失，部队整建制机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使演习成为指挥员的“灾难”。

　　过去主要的应对办法是：演习以计划性导调为主，按照既有计划步步执行。导调是军事演习中的关键词，可简单理解为导演调度。而实兵检验性演习为了避免“演习像演戏”，强调随机导调。

　　另一种降低风险的办法是减少科目，比如减少实兵实装部分的时间，缩短远程机动的距离，乃至放慢车速。总之，用最小的“动作”应对外训、演习和演练。

　　谁来考，决定着演习的“难度系数”。“大家归根结底还是希望通过演习更好地检验和提升部队战斗力。”总部“部队演习改革”研究课题负责人、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教授杨宝有大校告诉本刊，一旦涉及具体问题，牵扯成绩、利益等复杂关系，自己考自己就很难做到客观超脱。

　　他说，在对抗性、检验性演习已经取代年终考核，成为衡量部队的主要标尺之后，如何考评演习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上百个考评点让部队“过筛子”

　　目前中国军队最权威的考评方式之一，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军事训练等级评定制度：由各战区和大单位推荐，总部考核组抽签确定若干直接考核对象。

　　“军事训练一级师旅级单位”评定的“保质期”为3年，表彰名单会在军队媒体发布。2011年，全军及武警部队有49个单位被授予这一称号。

　　“一级师旅”的考核由静态展示与动态演示、多媒体演示与实兵实装考核等几部分组成，随着全军统一的等级评定覆盖面扩大，统一训练考核标准也提上议事日程。

　　此前，各大军区都是自己考核，骨干部队的数据和指标水涨船高。“有时候说部队能不能打，还会提起他的历史传统和作风。”曾任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合同战术训练局局长的石忠武回忆说。

　　为了解决部队演习的考核问题，陆军演习评估系统在2003年正式建立。它以整体作战能力为着眼点，当时确定了五大类、26个分能力。

　　杨宝有解释说，五大类能力是指挥控制、远程机动、火力打击、整体防护、保障能力，后来又分解为32个分能力、100多个考评点。目前，为应对信息化条件作战，增加了第六个大类即信息侦察能力。

　　“在五大能力中，指挥控制和火力打击一直是各级首长和部队关注的重点。”杨宝有说，这从侧面体现了当前军队建设的方向。

　　演习评估系统希望通过信息导调员和自动器材，将演习数据进行量化演算、分析，最后自动形成考评报告，从而细致、客观地反映演习情况。也就是考试工具的客观化。

　　“比如部队在机动任务中，什么战场环境、什么装备、什么路况、什么天气条件，用多长时间能够抵达，多长时间是合格、多长时间是优良。”石忠武说。

　　2005年，总部首次运用“部队演习评估系统”对陆军部队实施考核。根据通报，3个“一级师旅级单位”在以实兵检验性演习为主要方式的考核中，被降为二级单位。

　　裁判员的变化使军事演习的面貌大为改观。在被视作经典案例的“确山-2006”军演中，总部考核组归纳出部队存在的八大类500多个问题，并向公众舆论公开，反响强烈。

　　第二年，这支受考核部队所属的济南战区主动对其再次考核。当时担任演习总导演的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登上一辆坦克，命令其用高射机枪完成对低空目标的射击，这一科目并未预设。

　　期待顶层设计

　　总部对骨干部队的演习考核体系逐渐完善，但因条件约束，目前“一级师旅”抽检考核覆盖面有限，且并不涉及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面对更多部队的外部考核机制尚未形成。

　　联考联评也曾在作战部队进行过尝试，一般由战区组织，而跨军种、面向联合作战的外部评价，更是需要高级指挥机关的协调部署。

　　在历经10年建设之后，如何将“训考分离”下沉，使其贯彻于各级军事单位并成为常态，已成当务之急。

　　申晓青更关注联合作战，他上次到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这座中国最著名的陆军军校还是在1998年。

　　在演习场地，申晓青认真地了解了陆军的装备情况，还坐进坦克驾驶舱体验一番，“遇到搞炮兵的，就抓紧问问火炮的发展情况。”

　　他坦承，即使是自己这样的空军高级军官和技术权威，对其他军种也会缺乏一些基础性的常识。在“红星-2012”演习过程中，他帮助陆军专家修改了涉及空军的演习文件，令后者获益匪浅。

　　“这种联合多军种、来自第三方的常态考核机制，将是解放军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申晓青说。

　　引入外部评价，风险明摆着：可能造成业绩指标下滑，肯定会带来压力。“这就得看首长的决心”。

　　石忠武则强调，这种机制对于教员知识能力的转型和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红星—2012”演习中，由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教员编成蓝军与红军对抗，蓝军最终被裁决获胜。老师和学生一样，在野外指挥所60小时连轴转，在演习结束后的讲评中，并肩坐在小板凳上，聆听考官们对于自己作业的严苛批评。

　　从军事院校的角度，石忠武更注重来自作战部队的评价，“到底学员能否达到部队的要求，最有发言权的还是部队”。申晓青强调，建立这一机制很有挑战性，“必须下决心，有了开头，才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一个新模式的尝试，哪怕只是微调，也会碰触很多实际问题：是否有决心承受“自曝短处”的压力？是否有无缝对接的技术平台？能否建立科学实用的考核体系？跨军种、跨战区邀请考官，能否调动最权威的力量？

　　这些具体问题，无一不指向“顶层设计”。用申晓青的话说，这些都需要更高层次机构的决心和谋划。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特约撰稿张富强|河北石家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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