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重建共识助力改革

　　经济学者华生是设计“双轨制”的参与者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对生产资料等价格进行严格管制，即使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这种情况严重扭曲了价格体系，导致了价格规律的失衡---由于无法通过市场了解供求关系，很难形成“理想价格”。当时虽然价格改革已成共识，但由于其触及诸多部门的利益甚至于经济体制，对于如何进行价格改革，产生了不同意见。

　　一个意见是主张彻底放开价格，一步改革到位，被称为“放”派。另一个意见的是可以像收音机搜寻频道那样“微调”，不断地向“理想价格”靠拢。是“调”是“放”，成为当时中国整个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

　　1984年9月在“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上，代表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展开激辩。华生等人则提出了“调放”结合的观点。

　　这种后来被称为价格双轨制的设想，希望利用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此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部分，最后达到两个价格统一。

　　这种过渡型的价格改革思路，成为此次会议的一个成果。嗣后，“双轨制”作为一种广义的改革策略在多个领域推行。赞同者认为，它最大限度调和了不同心态、利益者的意见，为推进改革创造了基础和条件。

　　然而，正如人们所知，由于“双轨制”也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它在最近10多年来受到不少人激烈的批评。

　　华生坚持认为，“双轨制”是中国改革实现稳妥过渡的必要路径。在价格改革完成之后，“生产要素的价格双轨制，土地、劳动力，这些都要解决。”这也正是他目前研究的主要领域。

　　华生认为，改革伊始，不同群体、阶层就拥有不同的心态和利益。只是面对严峻的形势，当时产生了相对而言最大的共识：推动改革。时至今日，在改革进入“深入区”的背景下，也只有再次形成共识，才能推进改革的深入。

　　先推进经济改革是必然选择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参与改革设计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整个社会似乎比以前较难达成共识了？

　　华生：今天我们的确面临着重建改革共识的问题。我觉得关于改革全国意见最一致的时候，其实是1976年。那时大家都反对极左，体制内外呼声一致，那是全面的共识。

　　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举国上下的共识，但也已经表现出意见不一致，在改革目标和路径上存在分歧，比如争论是要“四个现代化”还是“五个现代化”。

　　当然，经济改革本身，市场搞多大，开放走多远，也是在分歧中不断推进的。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一种认识是，因为经济改革比较容易，所以先推进这个领域。作为当年改革方案设计的亲历者，你如何看？

　　华生：我觉得还不单单是因为哪一个领域复杂和困难的问题。这里存在路径选择。当年的苏联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而中国经过这30年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了现在一个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此外，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先认识1979年时中国的社会基础。在那样一种普遍贫困、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利益极度单一化的情况下，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否则前途非常值得怀疑。

　　要搞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这个社会要出现利益分化，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发育成熟，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制衡。而1979年，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还没起步，中产阶层、商人群体等都还没有产生，社会是很简单很脆弱的。只有在一个成熟社会才有文明博弈的可能。

　　重建共识有四个基础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一些对于加快推进政治改革的呼声，认为可以此解决贫富差别、腐败以及道德滑坡等等问题。

　　华生：首先，道德衰落、人心不古、贪污腐败，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有。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能听到他们本国人这样批评自己。看看世界史就可以知道，所有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特别在进入市场化、商品化的阶段，都会出现道德滑坡、社会物质化、拜物教盛行等等。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关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离我们最近的例子是许多东亚国家，他们倒是有从西方学来的民主形式，但腐败程度比起中国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问题跟政治体制可能没有必然联系。

　　现在一些人动不动就会把在社会转变过程当中的所有问题都算到政治体制的头上。其实，这中间有的问题可能跟它有关，有的可能并没什么关系。

　　我们要客观分析，也应该有心理准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比如道德滑坡、贫富差距、贪腐问题等等，靠政治改革就都能解决。有的通过改革能够好一些，也有一些问题短期内可能还不会得到彻底扭转。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现在存在一定共识的东西都有哪些？

　　华生：我个人觉得有四点是可以称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共识。

　　第一是推进法治。没有法治，民主就没有立足之地。实际上，推进法治不仅对底层百姓、对中产阶层重要，对官员也很重要。一些官员在位时风光，出了问题被审查时就痛感法制的重要和可贵。极端地说，至少它能在一个官员一时失势甚至犯法时，也能保障其应有的合法权益。

　　第二是扩大参与。

　　第三是平等权利。如果每个人具体的经济社会权利没有得到确认和尊重，一味搞民主政治是危险的，社会可能撕裂。哪些是具体的经济社会权利呢？典型的如现在受到歧视的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外来移民的合法权利等等。

　　第四是追求共富。现在贫富差距拉大了，大家开始说要平等。可是要平等地穷还是平等地富呢？很显然，回到改革前那种大家都贫困的状态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共识肯定是共同富裕。西方社会贫富差距大了，社会也不稳定。贫富差距太大，机会就不可能平等了。

　　我觉得这四点基本上可以作为重建共识的基础。

　　《瞭望东方周刊》：扩大参与在民间是共识，在执政党内部会达成这样的共识吗？

　　华生：党的文件和政策都明确主张发展民主、扩大参与。当然，党内也好，政府内部也好，也会有多元声音。

　　我们的干部队伍，一方面，由于制度原因，在一定意义上是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不公平感。

　　不同的领域，改革的方式肯定不同。刚才讲的扩大参与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信息透明，改变信息的不对称，这样才可能减少误判。至于怎么使它透明，可以讨论。

　　第二就是扩大参政渠道。比如怎么逐渐改革普遍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体制；怎么发展社会上的民主参与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现在面临的情况，跟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改革的局面类似。

　　当年的状态是计划经济，目标是要向市场化方向转化。那时对市场经济要到怎样的程度，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是存在分歧的。但有一个模糊的共识，就是对计划经济不满意，知道我们不要什么，认为计划经济管得太死，必须松动，逐步引进市场调节。有这个共识就可以前进，而转变过程中有不满意不一致的地方，也会调整。

　　改革方向一致，这个方向就是共识的基础。

　　民主是需要训练、需要学习的。中国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许多缺掉的课必须补。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创造，它没有一个必然的终极模式，人类永远都在探索和实践。对中国来说，这条路还很崎岖。这方面的改革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当然就符合执政党的长远利益。

　　知识精英的诉求未必都能代表大多数人

　　《瞭望东方周刊》：你前面谈到的四点，平等似乎比较容易形成共识？

　　华生：这一条看起来容易。当然，做起来难。当一个社会的一般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利不平等时，改革是有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权利是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最近这段时间我着重研究了中国的土地问题。从权利角度来说，城乡问题、土地问题、户籍问题等等，可以说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权利问题。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期，这个问题累积的风险可能性越来越大。户籍歧视成为范围最广、关系最多人切身利益的权利不平问题，需要解决，不然，问题会越来越多。

　　在中国的很多沿海城市，外来人口超过了本地人口。外来人口受到经济、社会的制度歧视。当然，城市户籍人口内部的利益也是分化的，城市中一般中产和市民也呼吁改革。但一些城市里呼吁改革的人，本身又是户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稍有不慎，就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陷入困境。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改革的诉求不同。比如知识精英和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对改革的期待肯定不一样。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中国大多数人对改革的诉求与一部分知识精英们提出的改革诉求不一样。一部分知识精英从来认为自己的诉求就应该是首位的社会诉求，这并不客观现实，也未必能代表大多数人，七八十年代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更多的人，比如进城务工的农民，比如从中小城镇到大城市工作的普通大中专学生，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可能是改变身份不平等，消除歧视。而对大多数普通农民、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来说，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更重要。

　　包括“追求共富、缩小差距”，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但一旦开始付诸行动，就一定会有分歧。比如追求共富要怎么追求？初次分配、再分配怎么调节？都会有分歧和争论。

　　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在其他触动人们具体利益的改革调整上难度大、分歧大，形成共识的难度也大，而简单化地抱怨政府，大家在情绪上容易形成一致，导致对泛政治改革的要求放大了。

　　对改革前景保持乐观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共识，其实有多个层次，起决定意义的是哪一部分？

　　华生：要重建改革共识，横向的所谓“左右”和纵向的“上下”共识都需要建立。我倾向于认为，目前建立上下共识更为重要，改革才有可能务实有效地推进。

　　从历史上看，所有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共识很多也要逼出来。所谓形势比人强。所以几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官方和民间上下共同推动的结果。看看我们的经济改革就知道。当初政府着手改革的时候，民间已经有了强烈呼声，所以很多政策民间才有积极响应。建立特区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则是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推动。一旦形成了上下共识，改革就成为必然趋势，改革也才可能成功。

　　《瞭望东方周刊》：你个人对于这种共识的前景有何评估？

　　华生：我抱乐观态度。我认为这种对改革的上下共识是可以达成的。

　　民间期待改革，党内的主流力量正在推进改革的深化，这就是共识的基础。中国靠改革推动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改革的动力也很大，比如中国的主体国有资产还很有实力，可以为一些领域的改革创造条件。党内存在强大的理性力量，就是要注意必须遏制极少数权势者为私利而牺牲党的事业。从国家和人民的长期和根本利益出发，推动改革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富裕幸福。困难在于对风险的评估和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

　　当然，从身边的朋友来看，也有人与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所有声音和压力，最终都可能成为变革的动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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