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亲历改革二三事

　　今年71岁的徐景安，1979年初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那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他以《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文参会，“既有一点理论，还有一些设想，影响很好。就是这篇文章，使我步入了改革战线。”

　　徐景安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他以参与者的身份亲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多项改革，先后任职于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1987年调深圳市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

　　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承包、城市企业扩大自主权起步，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建立商品市场，90年代主要是建立要素市场。产品、土地、资本、劳力、企业等资源逐步进入市场，由此带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资源配置效率极大提高。

　　他认为，资源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了发展，也出现负面效果。但无论如何，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容置疑。其次，中国改革的成功归于双轨制渐进改革模式，可成功的原因往往也是产生新问题的根源。加快向新制度转型的步伐已是当务之急。不过在新的改革中，依然可以运用双轨制理念，也就是用新的双轨制来替代旧的双轨制，逐步完成体制的过渡。

　　以下，就是他向本刊记者讲述的改革故事。

　　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如何出台

　　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柳随年和我，另有一位是进出口委的，他不是专职。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位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位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

　　当时，对企业本位论这个说法很难被人接受。尽管我们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国家承担宏观管理职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企业的利益来调节。当时，理论工作者还有“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的主张。总的理论趋向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取消，要以计划调节为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这是一个核心观点。

　　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对企业的认识。企业是全民所有，就是计划调拨，为什么要引入市场机制，承认价值规律呢？为了改变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恢复了奖金制度，还要进一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有利润了就留出一块，建立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这样企业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论上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国家在管理企业的时候就要引入市场机制。

　　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生产结构不断调整，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无法保障经济按比例发展和企业产供销的平衡。

　　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设想的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体制历次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而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

　　一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二是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

　　三是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经营管理自主权；

　　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

　　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顾全局利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整个起草过程中，柳随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主要做文字工作。

　　劲夫同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常会讲着讲着就激动起来，离开座位，摊开双手，兜一个圈子，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热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很平易近人。他当过科学院院长、财政部长、安徽省委书记，后来当国家经委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我对他非常崇敬。

　　记得是1980年初在中南海，国务院召开财经会议讨论这个稿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似乎大家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集中在文件的各种问题上。我很着急。

　　到8点45分，主持会议的领导说话了。他指着我们这些人对参会的各方面领导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

　　现在想想，当时会上，没有任何人表示全部赞同，但也没有任何人提反对意见，是可以理解的。是啊，本来对怎么改革、改什么，就没有定论，就需要探索。像国家计委、财政部这样的权力部门也没有反对，在当时应该说是不容易的。

　　住房制度改革决策前后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失修失养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当时的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

　　这同价格改革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有意见。提房租、涨工资，住大房子的，就要多掏钱。算下来，还不如不改。改了以后，国家还得多掏钱。

　　1984年底和1985年初，我两次向中央领导当面建议，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米的公有住宅，就是以每平米50元出售，国家也可收回450亿元，投入住宅再生产。极而言之，至少不用再补贴了。

　　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职工也不愿接受。

　　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房子伸手向国家要，国家则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会减轻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

　　中央领导赞成我的意见，成立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我是小组成员之一。

　　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我则主张卖房。

　　住房在地方手里，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决策。形成了青岛模式，提高房租，发放住宅券作为过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价出售，一步到位。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现在买不起房，成了指责住宅商品化的一个原因。但20年前，1.95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不足5平米；今天5.4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达到20平米。20年前，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占人口的0.3%；今天买得起房的，占人口的30%。

　　当然今天还有不少人买不起房，房价暴涨，涉及分配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住房制度改革。

　　与之联系的，还有土地制度改革。深圳特区率先起步，因为建设急需资金，就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现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靠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

　　1984年，我应当时的上海市政府领导之邀，讨论开发浦东问题。碰到一个难题，政府拿不出钱来建黄浦江大桥。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向日本银行贷款，再用养殖对虾的钱来还贷。可怜到什么程度？政府连建桥的钱也拿不出来，可谁也不愿开发浦东。如果使用土地要花钱，浦西的地越来越贵，自然会到土地成本低的浦东开发，政府从土地中受益，盖一座桥还不是小事？

　　当时还有一件趣事。当时我看到一份内部材料说：上海住房紧张，侨眷手里有钱也买不到房。香港来了一个商人，对市政府说，只要划一块地给他，就可解决这个难题。政府正为这事头痛，就给了他一块地。他从香港请了设计师，画出图纸，就在报纸、电视上做广告，预交房款，在规定时间交房。结果房子被侨眷一抢而空。他请施工队建房，自己就回香港了。就这样，他没掏什么钱，大捞一笔，还为上海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呢？

　　没错，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就不许做。这个香港人打的旗号不是房地产开发，而是帮侨眷解决住房困难。此后10多年，我们才明白房地产是怎么回事，原来自己拿着金饭碗讨饭。

　　股份制试点与股票市场的兴起

　　企业改革怎么搞，一直是争论焦点。一种是搞承包，一种是股份制。我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当时的争论非常激烈。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中央大报上发表文章，说是小企业适合搞股份制，大企业不适合搞股份制。我觉得说反了。

　　当时对股份制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一些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则认为股份制中国家占大头，换汤不换药。

　　几乎每次改革都碰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来自旧观念的反对，另一方面激进地要求改革彻底、过瘾、痛快。

　　国家占大头是会带来一些毛病，但所谓“彻底、过瘾、痛快”的改革，是超现实的理想化东西。

　　改总比不改强。与其争论，不如下去试点。

　　1987年，我去河北沧州、浙江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了。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这样跑了一年，很辛苦。

　　当时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李灏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当市长、书记。应他之邀，1987年底我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

　　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1990年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我主持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市政府讨论通过后颁发。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当时搞股份制也得有勇气。王石找我要求万科上市。他的上级公司是特发集团，作为直属企业，他随时可以被罢免。王石想搞成股份公司，再上市，特发集团就变成一个股东了。特发集团董事长也许看穿了王石的用心，以股份化就是私有化的理由，反对万科改造为股份制。

　　那时，谁想搞股份制，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我为万科上市可以说是上蹿下跳。一是找李灏寻求支持，二是找特发集团董事长做工作，三是到万科做动员，四是为万科发行股票搞推销。

　　当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求企业啊！股票发行也不顺利，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和买国库券差不多。

　　到1990年3月，深圳股市热起来了。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要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今天看，这是股票供不应求，多搞几家公司上市就是了。但有领导说，5只股票搞得全国沸沸扬扬，再发股票，那还不翻天？要我们先把5只股票的价格压下去再说。

　　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多次开会研究，先规定股价不得超过10%，后来是5%，再后来是1%。但股价越压越涨，并出现了场外黑市交易。没办法，只好向国务院写报告，请求允许发行股票。同时跑北京向主管股票发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汇报。

　　当时高层有一个疑问，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我们到北京就是讨论股票与存款有什么区别这样的问题。

　　我讲，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可提取用作消费，而买了股票，就是投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股票是企业的资本；企业融资只有贷款一个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老百姓有钱，可以存银行、买债券，也应该允许买股票，让老百姓自己选择。发行股票是存款搬家，但这个家应该搬。这是企业改革的需要、金融改革的需要、投资改革的需要。

　　现在看来，这岂不都是常识问题？是啊，中国当初的改革，哪一个不是常识问题？种地由农民决定，经营由企业负责，价格由供求影响，土地有偿使用，住房要花钱买，有钱可以消费，也可存银行、买股票、开工厂。

　　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我国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是成功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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