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梁庄，却走不进城市

　　和众多中国农民一样，河南穰县梁庄人自三十多年前开始离开家园，随迁徙洪流，到城市去，到工厂去。这两年，学者梁鸿一直寻找散落在各地的梁庄乡亲，从南阳、内蒙古、北京，到西安、深圳、青岛……梁庄人打工传销做生意……他们欢乐热情，他们打架反抗，他们哭泣自嘲

　　“再见我，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这是梁鸿离开西安前一晚，不到20岁的民中，在饭桌上和她讲的“告别语”。梁鸿记得，民中说话时，嘴角牵起一丝诡异的微笑，而他的眼神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外人无法进去，也无法打破。

　　梁庄走出的少年民中，曾在新疆、广州、东莞打工，做过工人、汽修厂学徒，后来到西安，和父辈一样，在当地做起三轮车夫。与父辈们在镜头前的热情不同，对于拿着相机的来访者梁鸿，民中更多是无视。而这其中，隐藏着他对“闯入者”梁鸿的拒绝、排斥，甚至某种仇恨。

　　1973年生于河南梁庄的梁鸿，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2008年梁鸿回到故乡，在五个月中，她对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以及梁庄的自然环境、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用纪实的方式写出梁庄人的故事，最终以《中国在梁庄》为名出版。

　　“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鸿说，“‘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

　　2011年1月和7月初，梁鸿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并在接下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奔波于中国的各个城市，采访他们，并创作了《梁庄在中国》，发表于今年《人民文学》第一期，新书单行本将于近日出版，改名《出梁庄记》。

　　西安，只是梁鸿走访的城市之一。南阳、内蒙古、北京、深圳、青岛……梁鸿跟随梁庄人的脚步，行走中国大江南北。她出入他们的打工场地、出租屋，看他们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所在的城市，看待自己的生活。

　　你再有尊严，也没有尊严

　　“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都是一个贬义词。本来只是一个职业。为啥叫‘农民工’，而不叫‘工人’。”梁鸿记得，在谈到“农民工”这个称谓，或说“标签”时，从梁庄走出的大学生梁东字斟句酌，语气激动。

　　从郑州的学校毕业后，梁东留在当地，目前在一家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房建监理。私企，没有三险，梁东感觉内心不大安全。但这样的工作“有多少人想来还来不了”，他又怎能“挑三拣四”。 梁东的难受在于，“好坏也是大学生，家里供出来，有工作，可不但帮不上忙，还让家里再操心。”

　　父母操心的，是梁东的婚姻。梁东女朋友家在县城，漂亮，工作好，有郑州户口。女方家提出，先买房子再结婚。两个年轻人的存款加起来只有两万。问谁借？只有父母。“最后，还是我爹给我借了七八万。去银行刷卡看钱时，真是想哭。”

　　梁东的父亲在郑州“出的是死力气”，不管天寒地冻，拼着老命蹬三轮车挣钱。

　　“没房子就低人一等。你再有尊严，也没有尊严。你再争气傲强，也都没用。”在和梁鸿交谈时，梁东对一些强调城乡对立和藐视乡村的观点常常表示强烈的愤恨和担忧，他甚至排斥一些流行的电视剧，也排斥自己身上所谓“凤凰男”的标签。细腻敏感的梁东，某种层面上甚至连“凤凰男”都够不上资格。因为他既没有城市户口，也没有农村户口。他身份证上的户籍为“吴镇派出所2号”。

　　2004年梁东参加高考，之后户口不是转到郑州的集体户口上，而是转到家乡的吴镇派出所。“这样，在算农村户口时，就没有算上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户口，算是帮助实现政府的‘农转非’目标。”梁东说，妈妈见儿子的身份被“悬”起来，总觉得不踏实，想把他的户口转回梁庄，于是去派出所找，问人家，“派出所2号”到底在哪儿？“派出所人都笑她，说就在派出所2号嘛。”

　　对外界赋予标签的不认同，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迷惑，充塞在如梁东一样的年轻人的心灵和现实生活中。他们拒绝隐藏歧视的词语，拒绝社会偏见，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什么。

　　这种迷茫感，在丁建设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2011年1月，梁鸿到厦门著名城中村安兜村，参观当代乡村建设者邱建生创办的“国仁工友之家”。在那里，她遇到了30岁的丁建设。

　　“工友之家”主要开展针对城市外来务工青年免费教育培训，试图给在城市打工的年轻农民一方更为开阔的天地。一些年轻人成立了学习小组、互助组，给城中村不识字的妇女上课。有些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工厂宣传，成立类似于工会组织的小组，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丁建设每天下班后从工厂步行四十分钟来到这里。“但很少参与活动，只是一个人默默坐在角落，翻翻报纸，看其他人打球、讨论、争吵，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那样眯着眼睛，睡着的样子。九点多的时候，又徒步回去。”

　　2012年4月，梁鸿再去厦门，又一次在“工友之家”看到丁建设，他比去年健谈了一些。他讲了自己的工作、相亲经历以及打算离开厦门。丁建设始终没有被厦门吸纳，在梁鸿看来，这不光是制度问题，“生活中每时每刻的遭遇，都在告诉他，他不属于那里。”

　　丁建设的眼睛始终是疲倦而无奈的。那双眼，总让梁鸿想起卓别林《摩登时代》里的那个工人和卖花姑娘，大大的黑眼圈，黑眼圈里是巨大的哀愁。“这哀愁和外面的世界--机器的坚硬和无所不在的孤独--形成对视。”

　　在梁鸿看来，丁建设如同一个非典型性“孤独症患者”。而城市里，还有太多和丁建设一样的群体，他们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孤独所带来的摧残性的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

　　贫苦人的发财梦

　　“进城农民”对尊严的诉求与渴望，或明或暗，闪现于《梁庄在中国》的字里行间。

　　在北京的河南村，梁鸿遇到两个在工地铺瓷砖的“85后”工人--红旗和成子。见他们时，两人穿得干净整洁。他们下班后会脱去“工作服”，换上自带的干净衣服，坐车，回家。“不以贫穷、肮脏和低下示人，不看轻自己的劳动和身份，这含有某种尊严的表达。”梁鸿说。

　　这种尊严与价值感在万敏身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万敏是乡村能人，离开梁庄的20多年时间，曾在北京、广西、广州等城市辗转，最后在东莞安定下来，先做服装批发生意，后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梁鸿记忆深处的“万敏哥”却是个会写文章、会打篮球的文学青年。1992年，万敏刚刚结婚，在穰县卖菜，他到梁鸿所在的镇子去进新鲜的蘑菇时，专门到梁鸿教书的乡下找她。那时，梁鸿刚在一个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散文，他把它抄写一遍，像宝贝一样带给她看，那次见面，他们谈的是文学。

　　时隔20年再见，万敏和梁鸿谈得最多的，除了他的事业，还有去汶川的经历。2008年，万敏开着自己的金杯车，拉着矿泉水、手套、口罩、饼干等约六七万块钱的东西，长途跋涉到汶川救援。这一趟花费，相当于他当时总资产的十分之一。

　　万敏自豪地把自己博客上的救灾照片指给梁鸿看，问她：“你哥的字还有往日风采吧。”万敏也坦率地提到他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商机。“但是，以他那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性格，肯定也把汶川之行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梁鸿说。

　　某种层面上，万敏的确具有理想主义特质。他在东莞做服装批发生意收入颇丰，但在40岁时，他偏要开工厂，做服装加工，坚持了4年，最初的一百万元投资几乎全部花光，可他还是要坚持。在他看来，开工厂是“事业”，需要智慧、智力，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农民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希望体现价值。”梁鸿说，万敏反复强调的，就是干事业。

　　这种强调，暗含着“离乡农民”们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只是，当有些人的渴求走向极端时，也会孕育出“恶之花”。

　　传销在2000年左右进入穰县农村，并迅速传播开去。在最兴盛的几年，各乡各村都有做传销的农民。他们被亲戚、朋友弄进去之后，开始认同、相信，并不惜一切手段把自己的父母、老婆、兄弟都叫去。

　　走出梁庄的宋林之前在内蒙古做改刹车生意，有两个分店，挣了40多万元。这时，在云南的哥哥叫他过去做传销，他把两个分店卖给了原来的徒弟前往云南。一年多后，手中只剩下几千块钱的宋林重回内蒙古，给徒弟打工。

　　2011年梁鸿在内蒙古见到宋林时，他住在老乡废弃的房屋里，全身都是灰尘。她请他吃饭，他非常矜持，也非常有礼貌，显示出某种受过高级教养的痕迹，只是说话很低，仿佛受过某种重创至今元气未复。梁鸿曾直接问他，传销到底能不能赚来钱。宋林想了想，说：“自己没本事，挣不来。”

　　在梁鸿看来，宋林之所以走上传销之路，不是愚昧无知，不是贪婪妄想，而是整个社会把他裹挟其中--发财梦大于一切。

　　无名死亡与自救式犯罪

　　青岛，是梁鸿最早定下要去的城市，但几乎是最晚去的。

　　她害怕面对它，因为梁鸿童年最要好的伙伴，堂弟小柱命丧于此。2001年初夏，梁鸿和小柱都28岁。她在北京读博士，他却躺在梁庄的家里，在腥臭中死去。

　　小柱的打工史也是一部受伤史。从十六岁在煤厂干活起，到铁厂、刨光厂、乙炔厂、家具厂，再到电镀厂，最后到他倒下的那一天，整整12年，他一直在污浊的工作环境中辗转。小柱在骑车上班的路上倒下，此后再没起来。“肯定与电镀厂有关。”这是梁鸿在青岛打工的乡亲给出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在电镀厂干，就属于慢性自杀。

　　工人无时无刻不与剧毒氰化物打交道。“一个小火柴头那样大小，就能叫人死。而且通风设备、制污设备没有一样过关的。”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岛电镀厂工作的光亮，如此形容氰化物的毒性。

　　梁鸿曾和光亮“混”入他打工的工厂。在她看来，厂房中的操作车间如同一个异象世界。“白色蒸汽从操作池里袅袅升起，形成一团团雾气。工人的脸在这雾气中若隐若现，如幽灵一样。”而当她走进那浓雾，感觉空气湿漉漉的，有金属的质感，硬、涩、锈。想咳，咳不出；想打喷嚏，也打不出。“站到这个地方，你会明白，空气污浊不只是指沙尘暴、垃圾厂、工业废水的感觉和味道，它还会有这样沉重的质感。鼻腔里、口腔里塞满湿的各种金属的感觉。”梁鸿说。

　　但梁鸿奇怪的是，工人却鲜有戴口罩的。光亮告诉她，那是因为车间温度高，湿气重，戴口罩会非常憋，时间久了人根本受不了。在光亮看来，“干这个活儿就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

　　小柱的死并非个案。在青岛，像小柱这样的无名死亡，这样的慢性中毒并未在公共层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他打工的工厂仍在，车间内那浓厚蒸汽仍旧“环抱”着一拨拨工人，“环抱”着土壤、空气和不远处的大海。

　　走访中，梁鸿发现，在青岛，打工者与很多韩国老板的关系，甚至是剑拔弩张的。打工农民有时会采取“公开反抗”，但他们更多的状态，则是以怠工、偷盗、破坏、吵架、装糊涂、装傻卖呆、诽谤等方式来弥补损失，以实现他们没有得到的“正义”。

　　这种反抗不会成为新闻头条，不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但在梁鸿看来，却是一股强大的暗流，阻碍着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嬗变。“我们通常会把这些归结为农民的劣根性，但这却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个有强烈的被压迫感的群体所唯一拥有的反抗方式。或者说，这是一种自救式犯罪。”

　　暗流、反抗、无名之死，这其中都潜藏着“进城农民”生活背后的复杂性，很难用简单的结论武断定性。

　　城市化，究竟是谁的城市化？在梁鸿一年多的走访中，几乎每个“进城农民”都能讲出一番“辛酸事”。他们进入了城市的壳，却始终进不了城市的心。

　　现代的城市每推进一步，那些生活于城市边缘的、混沌的、卑微的而又充满温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一步，甚至无数步。在梁鸿看来，“某种程度，这样的城市不亲民，不平民，也不人民。”

　　文｜《小康》记者 罗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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