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味

　　越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去看待、评价当时人们的思想、作为，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不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那么虽然“很有道理”，但会因书斋味太浓而显得太空、太迂、太酸了！

　　改革开放以来，步入了发展繁荣的盛世。人们的头脑解放了，言路开了，发表见解的地方也多了，仅期刊就有8000多家。于是，各式各样的“理论”、说法儿纷纷涌现出来。此中，有许多创造性的见地使人耳目一新；有极少数歪理邪说让人们一笑置之；也有一些说法，很难说它们没道理，可又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使人有点说不出味道来。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早已成为历史。吾上中学、大学时学历史，书本上、老师们对“五四”的评价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一个时期以来，一些读书人关于“五四”的种种新说法，又让人有点迷糊了。有人说，“五四”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孔家店，对儒家学说一概排斥，使民族传统中许多优秀的东西被遗弃了。有人甚至认为，“五四”使中华文明中断了，是今天某些不文明现象的根源之所在。又有人说，“五四”太过激，张扬了激进主义，改变了中国渐进式发展的道路，不仅造成了此后的“过激革命”，而且是很多左倾思想、行为的源头……如此等等，说法不一。

　　是呀！儒家思想、学术中，有很多优秀的内容，已经渗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然，由封建社会产生、丰富的儒家思想，免不了有些糟粕，怎么能不分良莠一概反对呢？“五四”是有点“太着急”、“太过激”了。几千年形成的东西，怎么希望在短短数年改变呢？有些事应该慢慢讲道理，让大多数人的思想通了再行动岂不更好。因此，吾觉得上述种种说法不无道理。于是想，要是能在“五四”之前上上下下多开些会，反复研究研究，统一统一认识和步调就好了。先开会讨论一番，儒家学说中哪些该反对，哪些要保留；先造舆论，由浅入深，慢慢启发民众觉悟；要游行，事先该研究布置一番，提哪些口号，如何掌握好分寸，还该有人维持秩序；不要让那些品格、行为有瑕疵的人参与，以免日后给人留下话柄……可是，很快吾就觉得自己的想法实在滑稽可笑：会议谁来召集？纲领、行动条例等等谁来制定？北洋军阀政府吗？那岂不等于让它组织民众研究如何推翻自己？天下哪有这样的怪事！大学教授或者学生们吗？跟一盘散沙也差不多，“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呀！共产党吗？可共产党在哪里呢？再说，“二十一条”签订在即，也来不及做这一切准备呀！

　　这些年来，全国大发展，北京的变化更快。老北京半年不出门就可能找不着路，是常有的事。可北京的发展、变化也带来不少问题。二环路、三环路直至六环路，“大饼”越摊越大。高楼大厦盖了一片又一片，可还是不够住，不少人居住条件仍需改善，房价天高，据说比澳大利亚还贵；窄马路拓了又拓，新路修了一条又一条，可仍然不够车走的，首都被有些人讥讽为“首堵”；停车场建了不少，可大街小巷满地是车，停得连人走路都不顺当……于是，不少人又想起了当年梁思成的建议，并对当年的执政者、决策者多有批评。为什么不采纳梁思成等人的意见？不民主、想当帝王、骄傲自满、不尊重知识分子……等等。

　　是呀！当年要是采纳梁思成的意见该多好！在西边建一个北京新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老北京保留原有风貌，建设成一个文化、商业城。果若如此，今天北京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可能就不会出现了。吾也很迷惑，这样“明明白白”的事，当年那些具有非凡智慧的伟人们都怎么了，怎么就想不通呢？难道确如一些说法那样么？后来，见到了一些材料和说法，渐渐开了点窍。新中国诞生前夕，决定在北平建都。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几乎谈不上什么国库，更别说有钱了。战争并未完全结束，大西南、台湾、海南等地尚未解放，战争需要开支。刚解放的地区，一切几乎陷于瘫痪，面临稳定经济、保障广大群众基本生活的艰巨任务。国内尚未稳定，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在这种情势下，建一个新北京，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当时没接纳梁思成等的意见，看来实在不得已也。要是当时的中国有今天这等实力，情形恐怕就大不一样了！当然，吾也认为，对于北京的规划，决策者缺乏远见，觉悟有些迟了。

　　对历史是如此，对许多现实问题的议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投资来说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应该以回报最大化为原则。一般而言，同样的资金，投向东部地区或投向西部地区，效益差别是比较大的。投资东部的效益明显高于投资西部。于是，便有人主张将资金主要投向发达地区，争取高效益。这种主张从理论上说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若不向广大中西部地区投资，这些地区又怎么发展呢？若从实际出发，正因为西部地区落后，才更需要国家加以扶持。作为“人民政府”，不能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兼顾公平和效益。

　　吾在想，上述种种关于古今的议论和说法，不能说没道理，可又总使人感到不完全是那么回事，问题出在哪里呢？虽然不得要领，吾倒也想了许多。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虽然人的实践是有一定的认识作指导的，但这些认识是对以往实践的认识，未必完全符合现实情况。故一般而言，具体的认识对实践来说有一种“滞后性”。对于后人而言，前人的实践已经过去。后人谈论的历史，实质上是对过去实践的一种“复原”。许多道理、问题，前人没认识到，而后人认识到了，这是很正常的。今天吾辈做的事，既经过理论上的多次论证，又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反复研究，应该说科学、周到了。可谁能保证后代不会大声批评：“诸多常识性的问题，前辈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不奇怪，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滞后性使然。故不能因此而责备前人，因为那时的实践，只能产生那时的认识。

　　故吾以为，越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去看待、评价当时人们的思想、作为，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无视当时的实际，用今天的认识去要求前人，那就因违背历史的真实而变得似是而非了！如果不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那么虽然“很有道理”，但会因书斋味太浓而显得太空、太迂、太酸了！作为读书人，不能不慎。

　　文｜云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