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味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历史,五四运动
  • 发布时间:2013-03-27 11:02

  越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去看待、评价当时人们的思想、作为,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不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那么虽然“很有道理”,但会因书斋味太浓而显得太空、太迂、太酸了!

  改革开放以来,步入了发展繁荣的盛世。人们的头脑解放了,言路开了,发表见解的地方也多了,仅期刊就有8000多家。于是,各式各样的“理论”、说法儿纷纷涌现出来。此中,有许多创造性的见地使人耳目一新;有极少数歪理邪说让人们一笑置之;也有一些说法,很难说它们没道理,可又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使人有点说不出味道来。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早已成为历史。吾上中学、大学时学历史,书本上、老师们对“五四”的评价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一个时期以来,一些读书人关于“五四”的种种新说法,又让人有点迷糊了。有人说,“五四”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孔家店,对儒家学说一概排斥,使民族传统中许多优秀的东西被遗弃了。有人甚至认为,“五四”使中华文明中断了,是今天某些不文明现象的根源之所在。又有人说,“五四”太过激,张扬了激进主义,改变了中国渐进式发展的道路,不仅造成了此后的“过激革命”,而且是很多左倾思想、行为的源头……如此等等,说法不一。

  是呀!儒家思想、学术中,有很多优秀的内容,已经渗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然,由封建社会产生、丰富的儒家思想,免不了有些糟粕,怎么能不分良莠一概反对呢?“五四”是有点“太着急”、“太过激”了。几千年形成的东西,怎么希望在短短数年改变呢?有些事应该慢慢讲道理,让大多数人的思想通了再行动岂不更好。因此,吾觉得上述种种说法不无道理。于是想,要是能在“五四”之前上上下下多开些会,反复研究研究,统一统一认识和步调就好了。先开会讨论一番,儒家学说中哪些该反对,哪些要保留;先造舆论,由浅入深,慢慢启发民众觉悟;要游行,事先该研究布置一番,提哪些口号,如何掌握好分寸,还该有人维持秩序;不要让那些品格、行为有瑕疵的人参与,以免日后给人留下话柄……可是,很快吾就觉得自己的想法实在滑稽可笑:会议谁来召集?纲领、行动条例等等谁来制定?北洋军阀政府吗?那岂不等于让它组织民众研究如何推翻自己?天下哪有这样的怪事!大学教授或者学生们吗?跟一盘散沙也差不多,“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呀!共产党吗?可共产党在哪里呢?再说,“二十一条”签订在即,也来不及做这一切准备呀!

  这些年来,全国大发展,北京的变化更快。老北京半年不出门就可能找不着路,是常有的事。可北京的发展、变化也带来不少问题。二环路、三环路直至六环路,“大饼”越摊越大。高楼大厦盖了一片又一片,可还是不够住,不少人居住条件仍需改善,房价天高,据说比澳大利亚还贵;窄马路拓了又拓,新路修了一条又一条,可仍然不够车走的,首都被有些人讥讽为“首堵”;停车场建了不少,可大街小巷满地是车,停得连人走路都不顺当……于是,不少人又想起了当年梁思成的建议,并对当年的执政者、决策者多有批评。为什么不采纳梁思成等人的意见?不民主、想当帝王、骄傲自满、不尊重知识分子……等等。

  是呀!当年要是采纳梁思成的意见该多好!在西边建一个北京新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老北京保留原有风貌,建设成一个文化、商业城。果若如此,今天北京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可能就不会出现了。吾也很迷惑,这样“明明白白”的事,当年那些具有非凡智慧的伟人们都怎么了,怎么就想不通呢?难道确如一些说法那样么?后来,见到了一些材料和说法,渐渐开了点窍。新中国诞生前夕,决定在北平建都。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几乎谈不上什么国库,更别说有钱了。战争并未完全结束,大西南、台湾、海南等地尚未解放,战争需要开支。刚解放的地区,一切几乎陷于瘫痪,面临稳定经济、保障广大群众基本生活的艰巨任务。国内尚未稳定,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在这种情势下,建一个新北京,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当时没接纳梁思成等的意见,看来实在不得已也。要是当时的中国有今天这等实力,情形恐怕就大不一样了!当然,吾也认为,对于北京的规划,决策者缺乏远见,觉悟有些迟了。

  对历史是如此,对许多现实问题的议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投资来说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应该以回报最大化为原则。一般而言,同样的资金,投向东部地区或投向西部地区,效益差别是比较大的。投资东部的效益明显高于投资西部。于是,便有人主张将资金主要投向发达地区,争取高效益。这种主张从理论上说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若不向广大中西部地区投资,这些地区又怎么发展呢?若从实际出发,正因为西部地区落后,才更需要国家加以扶持。作为“人民政府”,不能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兼顾公平和效益。

  吾在想,上述种种关于古今的议论和说法,不能说没道理,可又总使人感到不完全是那么回事,问题出在哪里呢?虽然不得要领,吾倒也想了许多。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虽然人的实践是有一定的认识作指导的,但这些认识是对以往实践的认识,未必完全符合现实情况。故一般而言,具体的认识对实践来说有一种“滞后性”。对于后人而言,前人的实践已经过去。后人谈论的历史,实质上是对过去实践的一种“复原”。许多道理、问题,前人没认识到,而后人认识到了,这是很正常的。今天吾辈做的事,既经过理论上的多次论证,又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反复研究,应该说科学、周到了。可谁能保证后代不会大声批评:“诸多常识性的问题,前辈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不奇怪,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滞后性使然。故不能因此而责备前人,因为那时的实践,只能产生那时的认识。

  故吾以为,越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去看待、评价当时人们的思想、作为,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无视当时的实际,用今天的认识去要求前人,那就因违背历史的真实而变得似是而非了!如果不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那么虽然“很有道理”,但会因书斋味太浓而显得太空、太迂、太酸了!作为读书人,不能不慎。

  文|云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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