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不要总拿着亦舒当圣经

　　Q：从电台主持人，电影人到舞台剧导演的转换，是跟理想的一次较劲吗？

　　A：不管是媒体工作或是艺术工作，我都没有刻意在跟理想较劲。我最大的兴趣，其实是人。因为人是能沟通情感的高级生物。

　　小时候，人与人之间表达情感是没那么多顾忌，如今人们因为喜欢通过机器或者科技来沟通，反而造成面对面沟通时产生障碍，会顾虑更多。这就需要一个人将沟通的功能发挥到最大。而导演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是团队的总舵手。

　　Q：您从事过那么多种职业，最喜欢什么职业？

　　A：最喜欢舞台剧导演。从事这一行以来，一直做的都是剧本创作。创作要求有自己的视觉去找寻主题和收集资料，让作品像种子一样发芽长大。这个过程光靠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一个团队的力量。我喜欢把每一出戏比作一个学校。比如说现在正在巡演的《三国》，你可以当成是一个《三国》学校。它的学习是方方面面的，牵涉到一个集体，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我很喜欢这个学习的过程。

　　Q：一直以来，支撑您追逐梦想的信念是什么？

　　A：我希望拥有自己的剧场。大多数观众对戏剧的期待，是希望在剧院里面找到娱乐。但我觉得戏剧最大的魅力不在于它能不能提供娱乐，而是它能够让大家得到情感上的满足。

　　情感的满足对有些人来讲，是一种慰藉，因为他们需要安全感。所以大部分人去看戏剧前，多少会有点把握，大概知道这出戏讲的是什么，不会抱着一个无目的、没关系的态度而去。但就像我们和一个人谈恋爱，并不见得一定要结婚。戏剧也是这样，观众应该从戏剧所呈现的表象去发现背后的意义。而生活中对于“发现”的追求，是我做戏剧最重要的信念和动力。

　　Q：1994年，您和关锦鹏导演合作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与关锦鹏的合作有什么特别的火花？

　　A：《红玫瑰与白玫瑰》这出戏现在回忆起来，已经有点模糊。反倒是另一个较少人知道的纪录片《男生女像》，对我来说意义更大。当时是英国电影100周年，英国的国家电影资料馆委托了不同国家的导演去拍各自国家的电影历史。关锦鹏代表华人，我们一起做了这个剧本。

　　纪录片中，讲了同性恋压抑的情绪、对民族观念、人的价值观的影响等等。印象最深刻的是片子的最后，关锦鹏出镜对妈妈解释自己对同性恋的看法，很多人看到这画面很感动。因为导演不仅仅是去研究一些男性压抑的主题，也在身体力行地做。这些虽然说不上是火花，但是给了我很多不同的思考。

　　Q：您曾在香港艺术中心策划举办过第一届同性恋电影展，但目前大多数人对同性恋还是不认同不接受的，可以谈谈您的看法吗？

　　A：其实内地的环境都不算封闭，如果台湾、香港、内地三地相比较的话，台湾比较接受，香港排最后。香港政府连提出“同性恋是否应该跟社会上的人拥有相等的权利”这样的议题，都被很多的宗教团体和政治人物压到台底否决。特首也建议说多花点钱去拍一些宣传片，去鼓吹不要歧视同性恋，但是不提法例。目前香港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我个人认为爱情不分性别，歧视不应存在。

　　Q：您说过一句看似矛盾的话“我是个有父母的孤儿”，您觉得父母对孩子的青春期有什么影响？

　　A：我的父母在我12岁的时候离婚，恰恰是这件“坏事”让我变得比同龄人独立自主。我14岁开始写剧本，在财政上比一般的小孩独立。在情感上，我也不依赖父母；在环境上，也没有很依赖学校教育。父母对我青春期最大的影响是——性格的形成。

　　我的父亲是个很率真的人，从小他就告诉我：不要害怕表达自己，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把自己藏起来。以至于我的性格也很直接，很难把事情藏在心里。特殊的成长经历也促使了我乐观心态的形成。

　　Q：您曾说过：“创作本身就是伤害自己跟伤害别人，你是一把刀，如果不伤害的话，你去放羊吧。”那您觉得伤害自己最深的一次创作是哪次？

　　A：伤害自己最深的一次是现在正在巡演的《三国》，很多观众反映，这部剧很直指人心。有观众写信说，看了很多次之后发现，其实不忍看的是他自己。他在戏里面看到一个像自己的人是怎么跌倒受伤的，怎样重新站起来的。

　　在戏剧里面看见自己，直面现实其实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这需要人有一种反省精神。

　　Q：其实您的评论也经常伤害到别人，传闻您说话总是火辣辣的，常常不自觉地烧到人的心里去。骂得起劲时，您把张曼玉在电影《花样年华》里裹着旗袍上楼时的臀部骂了一通。有这回事吗？

　　A：这个传闻有点断章取义。我当时讲的意思是说，《花样年华》里面一个吸引观众很重要的元素是旗袍。我并没有着重描写张曼玉的臀部，是说导演的处理手法放大了张曼玉穿旗袍上下楼的姿态。

　　《花样年华》的评论，我前前后后总共写了45篇，每篇600字左右。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其实是希望：一、把事情讲清楚；二、让人看得更全面；三、如果这些言论得以流传，它是一个对话，不是一种谩骂或者敌意的攻击。

　　Q：您好像比较倾向治愈型的剧本，为什么呢？

　　A：如今大部分人很执著，这种执著会让人变得越来越敌意、仇视和憎恨，这些都是在侵蚀人健康的病。“治愈”这种说法正是在分析我们生了什么病。所以我常说，周围生活环境的毒素太多，排毒不管是从一些物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必要的。

　　Q：您在排戏的创作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是什么呢？

　　A：最艰难的抉择是选择编剧。整个华人的创作世界都存在一个严峻的问题——非常难找到好的编剧。编剧的好与不好，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跟导演的品位有关。有些编剧的作品大家评价很高，很受欢迎，但我并不会因此把他当成想合作的对象。一个编剧既要有能力，又要跟你有相近的价值观，他才可以代表你去把一个故事写得淋漓尽致。

　　Q：“人的成长就是不断在天真与世故之间挣扎抉择。”您觉得您是天真的，还是世故的？

　　A：我觉得两者都有。做自己的时候是天真的，在生活当中，一定程度上放任一点是OK的。做事情的时候是世故的，这牵涉到很多人，天真的话会造成别人都要包容你，世故就有怎么把事情做到面面俱到的意味。作为一个导演，要平衡不同的人的责任。负责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成熟，在某些事情上面一定要把成熟的那面拿出来。

　　Q：很多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迫不及待融入社会。可您曾说年轻人穷的时候一定要去旅行，但这对于刚处于奋斗阶段的年轻人来说，是不现实的。您怎么看？

　　A：中国的父母一直以来会把生存的危机和焦虑，用一种爱护子女的方式传播下去。比如帮孩子存钱买房等等。生存压力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让人感到不安全，导致不自觉地整个社会都变得如此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年轻人的世界不应该只有那么小，趁年轻旅行的意思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空间去了解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的话，不要让别人去给你规划。

　　Q：现代的男性过得比较自由，女性却易焦虑，生怕自己变成“剩女”，十分热衷规划人生，您赞成这样的活法吗？

　　A：这是个消费时代。大家把婚姻当成一种消费来推动，觉得婚姻可以满足幸福的需求，以至于我们会把结婚放在认识自己之前。但最理想的婚姻，应该是每个人都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之后，因而吸引到那个也非常了解你的人，而不是建立在我们要共同来完成一个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或者任务上。大多数女性应该在思维和情感上跟上真正蜕变的时代潮流。

　　Q：：如果不做舞台剧，您会做什么？

　　A：我对狗有特殊感情，最想去帮助流浪狗。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倡导保护动物，希望大城市里的人，不要在爱动物的时候只把动物当宠物对待，不爱的时候就将其抛弃在街头。有很多有关动物的生存权利等问题的宣传，那就是其中一个我喜欢和感兴趣的工作。

　　Q：巡演了这么多场演出，您认为内地的环境适宜大学生话剧发展吗？在创作上，您想给那些刚刚踏足话剧圈子，热爱话剧和表演的大学生们一些什么意见？

　　A：我对内地的话剧圈不熟。对于刚刚踏入圈子的大学生，我想说，做任何戏剧创作，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认识自己。别人总是会告诉你，某些东西你必须拥有，必须要怎样去达到一个目标，而这些并不会对大家有多大帮助，只会构成额外的压力，甚至花了时间只是去绕了道。

　　Q：所以是要忠于自己内心的意思吗？

　　A：一个人没有内心，没有灵魂的话，就不可能快乐。如今人人都用自我身上拥有的东西来衡量自身价值。但只有你明确到底什么非物质的东西能让你活得快乐时，那追求这个东西才是最适合你的。真正的灵魂和内心，别人拿不走，它也不可能随着价钱的提高，或者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改变。

　　Q：您巡演的过程中接触过很多的年轻人，请给25岁左右的女孩3个人生建议。

　　A：一、要有勇于承担的责任感。现在的女生要面对的成长环境和以前女生完全不同，全世界都往着女生将是时代的一把手的趋势前进，所以她们的责任和时代的期许跟她们的前辈不一样。二、要有衔接的能力。她们没有那么多的模范可以模仿，所以必须要有面对未知的勇气和衔接已逝去的时代和现代的能力。三、要有撰写自己人生故事的创造力。不能永远拿着张小娴、亦舒的小说当圣经。如果她们还是一味地信奉张小娴和亦舒，那未来的女性将会走多很多冤枉路，因为那些路其实连她们自己都没有走出来。只有你自己想通了，才能拥有自己的故事。

　　采写_蓝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