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的牛津岁月

　　1943年10月上旬，就在18岁生日即将到来时，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来到了牛津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当时正值战争：停电、空袭、警戒、食物定额配给、排队以及缺少糖块的茶饮，这一切都司空见惯。

　　六十多年后我问她：“作为第一位女首相和第一位科学家出身的首相，哪一样更加令您自豪？”

　　“哦，科学家出身的首相，绝对是科学家出身的首相。”她脱口而出，没有一丝迟疑。

　　牛津大学：政治家的摇篮

　　能够在1943年而非1944年（如老师们建议的那样）入学牛津当然是如其所愿，但这件事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在英国，绝大多数学位的学制是三年而不是美国的四年，这是因为英国的孩子要在中小学校度过14年而不是12年---从5岁到18岁而不是从6岁到17岁。

　　但牛津大学的化学专业是个例外---其学制为四年，最后一年是全身心地投入进行原创性研究；毕业时会同时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然而，从1944年开始，应成年学生（通常是已婚的退役军人）压缩时间以补回战争所误之需，学校临时设置了两年制的学位。这当然不是罗伯茨小姐想要的，她幸运地与之擦肩而过。

　　玛格丽特·罗伯茨所在的萨默维尔学院最初是作为会堂建于1879年，是首批向女性开放的学院之一，但直到1920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大学学院。在珍妮特·沃恩女爵的领导下，萨默维尔学院的学生没有宗教测试和功课，这与同时期绝对奉行英国国教（即英国圣公会）的玛格丽特·霍尔夫人学院有所不同。

　　显然，萨默维尔学院成了女政治家的摇篮，其中包括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议员雪莉·萨姆斯基尔以及议员雪莉·威廉斯夫人---她曾任工党领袖，并于1988～2000年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教授，后来成为克罗斯比的威廉斯女爵。此外，小说家维拉·布里顿（雪莉·威廉斯的母亲）、艾丽斯·默多克和多萝西·赛耶斯也都是该学院的校友。

　　珍妮特·泛恩女爵是个社会主义者，对自己的观点也并不隐晦。她将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视作学院巢中的杜鹃，而且在四年相处中，珍妮特从来没有邀请玛格丽特参加过由她主办的社会活动。

　　罗伯茨小姐起初就发现了牛津的“冷酷和严峻”，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来到了牛津，非常思乡和忧愁……”尽管如此，她还是加入了牛津大学的巴赫唱诗班、卫理公会教徒研习小组以及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在唱诗班她唱第一女低音，巧合的是唱诗班负责人是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内阁秘书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的父亲托马斯·阿姆斯特朗。

　　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对首相工作驾轻就熟，多萝西·玛丽·克罗福特·霍奇金才被列入萨默维尔学院的校友与教师名人录。1943年霍奇金33岁，二十多年后，1964年她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向其颁发诺贝尔奖的理由是“她运用X射线技术测定了重要生化组织的结构”。后来，英国邮政当局发行了她的肖像邮票以资荣耀；从邮票上的图案来看，似乎撒切尔夫人已经认出了她。

　　在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中，霍奇金被描写为“一直给予帮助的老师”，她为撒切尔提供适当的助学金，使其顺利完成学业。撒切尔补充道，霍奇金是一位“杰出科学家和天才老师”。

　　一名撒切尔的传记作者约翰·坎贝尔记述了霍奇金对撒切尔的评价：“我会把她列入好学生行列。她在写作上完全值得信赖，文章流畅而富有见地。当然，有些东西是别人有而她没有的……她当然不会致力于专业（化学）。”但正如坎贝尔反问的那样：“她为什么要学习化学专业呢？这只是权宜之计！她从来都没打算成为一名化学家。”

　　据另一名传记作家雨果·扬的记载，罗伯茨小姐第四年的专业论文是以霍奇金研究助手的身份来撰写的。和德国流亡科学家一起工作，她被推至由霍奇金研究工作所带来的科学最前沿。她们的研究最终没有成功，但这并不妨碍撒切尔获得学位，而她们所研究的化学难题一直到1980年才被攻克。在牛津学习的女孩子中，只有少数来自“北方”学校，而大部分女学生是公共（也就是私立）学校毕业，她们得为牛津大学所供应的一切提供资源。这需要钱，而罗伯茨小姐囊中羞涩。

　　罗伯茨小姐充分利用时间——毕竟她有四年的时间。除散步、唱诗班、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和做礼拜（在卫斯理纪念教堂）等活动外，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化学家，撒切尔主要是听课和做实验，而实验往往一做就是一个下午。

　　政治才是罗伯茨小姐的命运

　　著名的辩论社团牛津联合会（OxfordUnion）是众多政治家磨牙砺齿的地方，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不允许女生参加；而罗伯茨小姐可作为一名听众参与，在柱廊里观察他们的活动并牢记于心。由于在联合会满足了自己辩论的渴望，她将自己全力投入保守党联谊会，并在大学的最后一年（1946～1947年）成为该会有史以来的第二位女主席。她使保守党联谊会焕发了活力，1946年秋，会员就超过了1000人，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

　　玛格丽特·罗伯茨发现，尽管比20世纪30年代较为温和，但牛津仍是左翼占主导地位。战争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党活动。对于庞大的集权政府来说，处于压倒性地位的正统势力无疑是关键角色。有意思的是，虽然她从来不遮掩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乐意随时向人讨教；但在教堂和唱诗班里，她也只在内心坚持以上观点，并未广泛分享。当然，她是作为保守党成员为人所知，因为她是从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中走出来的。

　　罗伯茨小姐那一代人非常感激能有机会求学牛津，并且，身处战时的他们也意识到必须向那些参军入伍的人偿还欠债，那些人在保家卫国时他们却只需安坐课堂。她主动请缨在附近的一个部队餐厅侍奉美国空军将士就餐，以示感激和作为偿还。她在萨默维尔学院的一门长期课程就是关于细小单元的重要性的。正如安排化学实验室是学校层面的事情，但在学院层面的生活中仍有很多事务值得注意。牛津大学便具前瞻性地主张权力下放原则！

　　牛津对于玛格丽特·罗伯茨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事实上，有25位英国首相出自牛津。而自1945年普选以来，担任首相的艾德礼、艾登、麦克米伦、道格拉斯-霍姆、威尔逊、希斯、撒切尔和布莱尔全部都是牛津人。也就是说，英国首相一职只有14年是由非牛津人担任的。

　　罗伯茨小姐在牛津的时光，可以根据不同层面一分为二。

　　前两年她住在学校，而后两年她从学校搬了出去，住进了被英国人称作“Digs”的私人出租房。在前两年里，学校里女性多于往常，因为男人都在前线打仗，而留下的男性非老即弱，或者就是正等待应征入伍的少年。在罗伯茨小姐大学的后两年，大批军人退伍，重回或新入大学。这改变了学校的整个氛围，也为罗伯茨小姐增添不少见闻。

　　其实，还在学习化学时，政治就已经是罗伯茨小姐的挚爱和命运。正是在牛津，她初识了很多在政治道路上将与自己交织相伴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议员兼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泰晤士报》编辑、上院议员，也是那个时代最聪明、最有思想的威廉·里斯-莫格，以及撒切尔法律室成员、创办了形式真实而激烈电视采访节目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戴。

　　其他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还有托尼·贝恩，那时叫作安东尼·韦奇伍德·本阁下，是斯坦斯盖特勋爵的儿子，同时，也是后来任劳动大臣希拉里·本的父亲；肯尼思·哈里斯，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新闻记者，并为撒切尔撰写传记，书名为《简约的撒切尔》；以及安东尼·克罗斯兰，他撰写了《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倡导工党的现代化，后来和撒切尔一样于1965～1967年间担任教育大臣。

　　克罗斯兰说了句著名的话，“如果有一件事我需要去做，那就是拆掉全英所有的中学。”而撒切尔担任教育部长时，主要工作就是阻止克罗斯兰政策的实施。英国具有争议和影响力的戏剧评论家兼作家，于1980年离世的肯尼思·泰南，也是同时代的著名人物。此外，还有卢多维克·肯尼迪，他是记者（包括为《新闻周刊》工作）、作家兼播音员，以及1958年洛奇代尔市的自由党候选人。

　　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主席，撒切尔接触了许多保守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在1943年（上大学）到1953年（孩子出生）期间结识了众多青年才俊，以至于到了20世纪70年代，她在晚上看电视新闻时，所见的都是老“伙伴”的消息。

　　谁影响了未来的“铁娘子”

　　在牛津，罗伯茨小姐还继续博览群书，这对她影响不小，特别是阅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柯姆·布罗根的《人民是谁》（1943）和《我们的新主人》（1947），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1940）以及卡尔·波珀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

　　在牛津四年的求学时光度过一半时，英国迎来了1945年的大选，结果领导战争取得胜利的温斯顿·丘吉尔被社会主义者克莱姆·艾德礼击败。

　　罗伯茨小姐在牛津大学内积极为昆廷·霍格进行活动，在学期结束时，她又离开学校回到家乡格兰瑟姆为沃思少校工作，担任他的“暖场”发言人，那时她才19岁零9个月大。同年6月29日的斯利福德政府公报称她“非常年轻”，而她的开场白则是“我以非常年轻的保守党人士的身份发言”；那时，她将年轻作为优势予以充分利用，因为正像她所宣称的那样，她那一代人将要承受众多变革带来的“冲击”。

　　二十多年前，当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队回来时，政府许诺给他们“一个适合英雄的乐土”；但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却齐步跌入了大萧条之中。这一次，他们“不会上当”。他们喊出口号：“战争时如何，和平时亦应如是”，也就是要求政府拥有、控制和指挥几乎一切事务。毕竟，这在战争时期非常有效，不是吗---那时我们将个人私欲抛掷一边，大家齐心协力！既然在战争时期有效，那在和平时期当然也应该有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效；那么当丘吉尔在指挥作战、忙于对外时，为什么不能由杰出的艾德礼先生管理国家？而且，丘吉尔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需要“盖世太保”来执行他们的政策，这对于他的竞选理由并无助益。

　　那些年是集体主义的光荣岁月，经济命脉国有化，福利主义扩张，卫生行业国有化并整合成立国家卫生部（NHS），而且很快在精神上也取代了英国国教会。

　　随着丘吉尔落选，学年考试的结束，玛格丽特·罗伯茨也开始了在牛津的最后一年生活，以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代表的身份第一次前往黑泽参加保守党大会。黑泽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的海滨，历史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喧闹、惬意、科尼岛般的度假小镇，主要饮食是鱼和豌豆泥薯条。数十年来英国的主要政党都在这里举行它们的年度大会，会期从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历时三个星期---一般开始于夏季休假结束，闭幕于女王召开新一届议会之前。这样的演出似乎总是在海滨胜地进行，数十年来保守党和工党总是在北方的黑泽与南方的布莱顿之间轮流举办年会。

　　玛格丽特·罗伯茨醉心于如此众多---不是上千也有数百的保守党同僚之中，但她有些沮丧。对她来说，整个会议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社会主义气息。这种不安在1947年5月她正准备离开牛津时进一步增强了；保守党出版了《工业宪章》，而这本册子在她看来完全就是一份社会主义和联合主义的混合物，其中只为自由市场主义者添加了几块碎骨头。据报道，丘吉尔对此非常不快。

　　两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在牛津度过的那些年里，对罗伯茨小姐来说，有两个日子是刻骨铭心的：1945年8月6日和1946年3月5日。

　　作为科学家，尽管还在学习之中，对于1945年8月6日投掷在广岛的原子弹的相关科学背景她还是相当了解的。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翻遍了所有有关原子弹轰炸影响的报刊书籍，结果完全赞同美国的解释，那就是原子弹轰炸将战争带至终结。

　　就在七个月之后的1946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开启“冷战时代”的“铁幕”演讲，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这正是她渴望听到的讯息。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演讲的第二个用意是阐述美国和英国之间牢固的“特殊关系”所赖以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特殊纽带：“如果在美国的人口之外，再加上英语联邦国家的人口，再加上这种合作关系所涉及的在空中、在海上、在全球、在科学和工业、在道德力量上的合作，那就不会出现颤巍不稳的力量均衡，也就不会给野心和冒险以可乘之机。相反，对安全的确保就具有了压倒性优势。

　　在关注“窗外”事务的同时，阿尔夫的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位，她已经着手步入社会并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她能走多远呢？

　　文|【英】约翰·布伦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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