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经济账

　　2月初，开罗。

　　这个曾被描述为横跨尼罗河、气魄雄伟、风貌壮观的中东地区政治、经济和商业中心，如今肮脏不堪：楼房拐角，高架桥下，街心花园，河道两旁……垃圾像一座座小山。

　　穆巴拉克政府已倒台两年。穆巴拉克时代挨家挨户上门收垃圾的15万人的Zabbaleen（拾荒者），已被回收废品的跨国公司替代。人们还未适应自己扔垃圾，垃圾桶又很难找到，开罗每日有6000吨以上的垃圾被抛到街上。

　　解放广场区域，沉郁之气笼罩。与埃及博物馆一街之隔，矗立着两年前被示威者焚烧的大楼，这座14层高的大楼曾是前总统穆巴拉克所在民族民主党的办公大楼，被烟熏黑的外立面与红色的埃及博物馆形成强烈的比照。

　　解放广场已没有了两年前的喧嚣与激愤，示威者的帐篷依旧留在广场中心，很多帐篷中并没有人。愤怒释放之后，是一种无法超越的静默。

　　周五是埃及的“主麻日”，这一天既是休息日，也被称为“游行日”，人们在鞠躬、叩头之后相约上街游行。埃及人告诉我说，如果有20人游行，必有200家媒体，再加上2000人围观，之后是全世界20亿人通过电视观看。

　　经济倒退15年

　　埃及人民两年前进行的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且实现了政权更替。但被触犯的民众物质利益，使对革命成效的评价翻天覆地---埃及人需要自由与正义，但更需要面包。

　　革命后的埃及正在承受革命所带来的痛苦，经济已临崩溃边缘。我的埃及朋友苏海勒·拉希德是尼日尔总统顾问，他评价说：“这场革命从经济意义上使埃及社会倒退至少15年，也许是20年。”

　　所有宏观数据都亮起了红灯：GDP增长下降，政府预算赤字增加，外汇储备下降，更高的内部债务，外商投资逃离，失业人数骤增。

　　人们对现状不满，埃及的一份调查显示，70%的人希望穆巴拉克获释。无论是否参加过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人，甚至参加过解放广场示威的人也开始怀念穆巴拉克时期，当然并不都是怀念穆巴拉克本人。

　　在开罗一家名叫“丝绸之路”的中餐馆，老板艾哈迈德·莫比告诉我，他曾参与推翻穆巴拉克的示威，“但是现在非常后悔，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好而是变得更坏了！”

　　艾哈迈德说：“两年前，如果我的餐馆每天收入1000埃镑，现在每天只有500埃镑，收入减少了一半。”

　　受埃及革命影响最大的是旅游业。在埃及旅行期间，我访问了开罗、亚历山大、卢克索以及赫尔格达四个城市，除了红海之滨的赫尔格达的酒店以外，其余住过的酒店宾客寥寥。

　　埃及酒店商会主席陶菲格·克马里告诉我，2013年2月以来，开罗、亚历山大两个城市酒店入住率下降了70%，位于开罗繁华区的五星级酒店只能达到20%的入住率，阿斯旺和卢克索的酒店入住率平均只有15%和10%。

　　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改善的趋势。旅游学专家、埃及旅游代理商协会董事会主席阿姆鲁·纳义伯把这种状况怪罪于外国媒体对埃及骚乱和抗议的夸张报道，西方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对公民发出旅游警告，这可能让埃及失去更多旅游者。

　　旅游部门的数据显示，政权更替前的2010年，埃及游客总人数达到1450万人次，2011年降为980万人次，2012年回升到1150万人次。埃及旅游部部长希沙姆最近表示，希望到2013年底游客人数上升到1300万人次，进而在2014年底回归到1400万人次。

　　埃及拥有较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但服务业比重尤为突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旅游业收入占GDP的13%，吸纳就业人数400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6%。旅游业每年创造的外汇收入占全国外汇收入的五分之一，位于埃及四项主要外汇收入之首。

　　以2008/2009财年为例，旅游外汇收入105亿美元，其次才是石油、天然气95亿美元，之后是侨汇82亿美元，最后是苏伊士运河47亿美元。

　　由于埃及的动荡，外汇储备从2010年的370.3亿美元减少到2011年的186.3亿美元，下降了50%，大约有90亿美元资本从埃及出逃，旅游外汇收入减少也是原因之一，国家外汇储备已经接近保证进口支付的临界点。

　　由于外汇储备骤减，埃及政府对外汇流出采取了严格管制。苏海勒·拉希德抱怨说：“虽然你银行账户里有钱，但是拿不出来，外币都被冻结了，只能到黑市去。这种状况之前从来没有过，埃及经济已经完全乱掉了。”

　　埃及经济严峻程度已经波及每一个家庭。“去药店买不到药，因为没有外汇进口，是非常贵；食品价格上涨了30%～35%，原来一埃镑买20张饼，现在只能买4张饼；政府也提高了汽油与天然气的价格。”苏海勒·拉希德说。

　　59岁的阿曼·赛义德在开罗人民广场附近拥有固定摊位，做纪念品小生意。自埃及革命爆发后，两年来不间断的抗议活动极大地影响了她的收入。“过去两年，我和我的丈夫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我们没有钱付房租，除了勉强买得起食物外，不能做任何事情。”

　　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埃及革命后有2200家工厂关闭，生产下降、商品销售下降，商业环境十分不景气。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不再开发新的项目，特别是外国投资者两年来没有一家在开罗购买办公室，因为租赁有利于退出。

　　据《经济学家》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埃及净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降为-4.8，而在此之前的2006～2010年则分别为100.4、115.8、94.9、67.1和63.9。

　　埃及企业家协会会长侯塞因·萨布尔说：“只要政治混乱在持续，他们就不会来。这个混乱包括无数次的示威、对国家司法系统的攻击、港口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关闭，以及暴力和绑架。”

　　“世界欠我们的”？

　　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埃及向何处去？新政府将采取何种办法恢复经济？在埃及听到最多的是人们对新政权国家治理能力特别是经济治理能力的质疑。

　　我的朋友法国汉学家、前资深东南亚和中东事务外交官魏柳南告诉我，2007年他在开罗与穆斯林兄弟会主要领导人会面，当时穆兄会给出两点最重要的信息：第一，我们不想上台，在处理经济事务上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第二，我们没有管理国家经济的常识和能力。

　　魏柳南说：“真主党除了社会和宗教事务之外，在经济与外交等领域甚至没有概念，他们上台后只能开始学习”。

　　有两件事情能够印证魏柳南的信息。新政府上台后，对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8亿美元贷款的附加条件，出台了新的征税方案《税法改革计划》。

　　出台该计划之前，没有向政府官员、议会成员和任何政党成员进行咨询，甚至埃及企业家协会会长侯塞因·萨布尔也完全不知情---该组织代表埃及最有实力的1000位实业家和商界人士，包含了所有经济领域的代表，如零售、建筑和信息科技领域等。

　　侯塞因·萨布尔评价《税法改革计划》是一个目的不明、不具备明确时间框架的缺失性计划。他说，这项政策公布时，民众无法有效地反应和调整，而正当政策变更带来的震动已然消散之时，该政策却又被取消了。

　　政府的朝三暮四、方向不明，在汽油价格变动一例中更加明显：政府宣布上涨油价，立即造成社会恐慌；后来该决定又被撤销，但却进一步加重了恐慌，因为这让人缺乏信心。

　　“作为生意人，当决策不清楚、未来预期不清晰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开公司的。”侯塞因·萨布尔说。

　　坐落在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美国开罗大学是埃及最著名的私立大学，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均毕业于这所大学。

　　该大学商学院研究员、研究生院副院长娜拉·里兹克说：“讽刺的是，目前的政府似乎采用了前政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这并不能解决埃及经济的脆弱结构。经济政策持续依赖外部来源，比如国外援助、旅游业、苏伊士运河和工人的国外汇款。他们并没有出台开发生产部门的政策，比如农业和工业，对于国内的小企业几乎没有任何扶持政策。”

　　政治学助理教授谢里夫尖锐地指出：“穆兄会是由一批比穆巴拉克更加自由主义的人组成，他们认为主要的经济问题是腐败而不是政策不当，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局限性的。埃及需要解决的是经济基础设施的重大缺陷，比如政府严重依赖短期贷款。埃及需要一个整体的宏观策略和有效的财政与税收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提高工资及扩大内需。”

　　谢里夫说，全世界的经济体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之一：通货膨胀或者停滞状态。“最差的事情就是两者叠加，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同时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这就是现在的埃及。”

　　那么，埃及需要多久才能从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恢复？新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引导经济复苏？

　　无论是埃及政府还是埃及企业界普遍认为：世界不会遗弃埃及，因为埃及是该地区的稳定力量。他们预判，如果埃及崩溃，将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而实际上埃及的贸易量占世界比重几可忽略不计。

　　正是出于上述想法，埃及新政府把恢复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争取国际组织的外援上。国大党与救国阵线负责人穆萨2月21日对媒体说，呼吁政府讨论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包括短期和长期的援助金额目标，确保当前的120亿美元以及未来五年的另外1000亿美元。

　　埃及总理甘祖里声明说，埃及至今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在人民起义和前总统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后许诺的任何援助。他提示说，阿拉伯国家许诺以援助和优惠贷款形式予以105亿美元，但只有10亿美元到位；G8在一次峰会上许诺向“阿拉伯之春”国家，首先是埃及和突尼斯，划拨共计350亿美元的援助，“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兑现，近期汇出的可能性十分渺茫”。

　　“世界欠我们的”---虽然甘祖里没有直白地抱怨，但这样的潜台词很明显。

　　近期埃及政府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48亿美元贷款，并从其他多边及双边来源进行融资。对此，埃及知识精英非常痛心，政府这种近乎乞求的做法大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

　　他们讽刺道，国际组织再次开了一个国际玩笑，西方世界支持的是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至于是否挽救埃及的社会或经济现状，他们并不放在心上。在全球经济危机加深的背景下，谁拿得出这笔钱？

　　娜拉·里兹克认为，无论国家政治怎样变化，最终，经济才能说明一切。现在人们期望的比过去更多，无法忍受恶劣经济状况给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好转之前，一切还会变得更差，而现在政权的经济政策只是在效仿上一个政权---尽管穿着宗教长袍。”

　　为什么革命

　　当下，不少国外专家对“埃及革命”的自发性提出质疑，认为“阿拉伯之春”真正的颠覆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分析认为，美国在搞乱俄罗斯周边所有国家后，便把输出民主和人权的矛头转向阿拉伯国家，甚至认为，这是美国为削弱中国在非洲国家影响的“中东大战略”。

　　但是，当问到埃及人的时候，特别是那些曾经在解放广场示威的人，他们的观点很一致：这不关美国的事！

　　非洲一直是世界热点地区，不仅仅因为冲突频频，近年来，非洲地区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引人注目。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大约1/3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超过5%，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2010年为例，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尼日尔、巴布亚新几内亚、卢旺达、刚果（金）、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1%、9.0%、8.8%、8.0%、7.5%、7.2%和7.0%。在此之前，毛里塔尼亚和安哥拉的经济增长率曾达到过惊人的17.9%和16.9%。

　　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与IMF看好非洲经济，包括埃及经济---如果仅从经济数据看，他们都会说，埃及发生革命绝无可能，因为经济发展太好。但是，漂亮的宏观经济数据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

　　埃及为什么会发生革命？革命不是偶然事件，是需要生产的。到埃及看一看、听一听就会知晓，追求言论自由和争取民主参与只是革命的表象，而大多数劳动阶层，包括中产阶层被排斥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之外，才是产生革命的根本原因。

　　首要原因是埃及的私有化。从上世纪90年代到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埃及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私有化。

　　1991年，埃及国有企业提供了40%的就业，创造了大约40%的GDP，国有企业占政府投资的45%左右，83%的出口份额来自国有企业。

　　1992年，为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埃及接受了“华盛顿共识”一揽子方案，启动了第一轮“私有化”，而美国以宽免埃及债务作为报偿。

　　第一轮私有化，主要涉及制造业（如纺织厂、棉花公司）、煤矿、公路运输等企业。政府首先停止向国企投资，之后一卖了之。为此，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埃及爆发过多次大规模的工人起义，最多的一次有20万产业工人参加。为了平息反对私有化浪潮，政府借鉴俄罗斯模式，凡是21岁以上公民均可购买企业股份，以化解工人们的抵触。

　　埃及有关部门评估，在这一轮私有化中，政府出售236家国企，获得了330亿埃镑，而上述企业估值达2700亿埃镑，约2370亿埃镑国有资产流失。同时，约60万工人下岗或者买断，买断金额每人为6000～30000埃镑。

　　2004年至2010年间，埃及发生了3000多起劳工运动。服装和纺织行业首当其冲，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甚至开罗地铁系统的工人也加入其中。

　　政府推进私有化的立场并未改变，自1996年后第二轮私有化再次到来，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推进到重要行业甚至公共事业领域，包括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行业，还包括零售、酒店等行业。比如，埃及第二大银行MISR和亚历山大银行被私有化。

　　这一轮私有化，国家大量的固有与新增财富集中到了与权贵密切相关的人手中，掠夺性明显。以埃及最大的水泥公司为例，该公司在1999年以3.73亿美元私有化，但其真正的价值至少是这个数字的四倍；一家被出售的零售商有82家连锁店，以590万埃镑私有化，但实际上仅门店的土地市值就达400亿埃镑。

　　据埃及总检察长透露，目前他们正在审查已经完成的私有化合同，对其合法性和交易程序重新评估，与此相关的刑事调查已经开始，其中有些前政府官员已经出国，但他们表示要一究到底。

　　当局的政治盟友从私有化进程中获益颇多，形成了与国家机器紧密相连的新资本家阶层。

　　苏海勒·拉希德说：“穆巴拉克时代的私有化，事实上是把国企卖给他的朋友。埃及原来只有一个大王（指穆巴拉克），私有化后，那些购得企业的人变成众多的小王了。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领域，完全控制了国家经济，他们甚至可以进出口石油、天燃气！”

　　一方面，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创造出诸多“商业巨子”；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盈余与国家财富被债务周期和不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摄取。财富被少数人及其西方金融资本瓜分，而官员腐败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衍生物而已。

　　我访问埃及的第二站是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从开罗向北，我们的车行驶在一条220公里、被誉为“沙漠之路”的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上，这条路的改造完成于穆巴拉克时期的2007年，造价约22亿埃镑。

　　“沙漠之路”两旁的建筑令人震惊：路左边，是延绵十多公里的“10月6日新村”（纪念1973年10月6日开始的解放埃及西奈半岛的十月战争）高级别墅区，沙漠黄色的各式建筑与绿色树木相映。这里聚集了50万居民，主要是外国投资商与新富阶层。

　　路右边，是非洲最大的硅谷“智能谷”，白色屋顶、蓝色幕墙，这里聚集着世界知名企业，沃达丰、通用汽车、微软以及中国的华为公司。

　　我被告知，“10月6日新村”的开发公司为SODIC，该公司董事长是穆巴拉克儿媳的父亲。

　　在埃及访问期间，埃及“金字塔在线”公布了一条新消息：在英国发现包括前总统穆巴拉克及其直系家庭成员以及政治伙伴们约8500万英镑的住宅和商业资产。名单中包括穆巴拉克的小儿子，前埃及国家民主党领导人的两个妻子，前副总理，前贸易与工业部长，前内政部长，前住房部长夫妇。英国政府官员表示，将依法帮助埃及加速遣返被盗资产。

　　与此鲜明对照，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越来越差。客观地说，埃及经济在穆巴拉克时期增长可观。从1981年至2011年，人均GDP增长约5倍。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2011年埃及人均收入2600美元，远高出印度的人均收入1410美元（中国为4940美元）。

　　尽管生产和财富都在增加，但埃及人的实际工资并未同步上升，其最低工资水准26年未变，伴随持续多年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特别是食品价格的上涨，人们的实际收入严重缩水。

　　雪上加霜的是，穆巴拉克政府开动国家机器强制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无情地取消了社会保障，严重毁坏了原有的医疗体系，甚至减少了底层社会赖以生存的粮食补贴（减少了50%以上）。

　　埃及实行的是低工资、多福利的国家政策，长期以来对与百姓密切相关的基本食物、交通等基本服务进行补贴，并实行免费教育和医疗。1991年埃及与IMF签订了《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计划》协议，与世界银行签订了《结构调整贷款》协议。所谓的改革，就是通过紧缩财政与货币政策以消除宏观失衡。紧缩财政就是增收节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均被提高，同时还匪夷所思地作出了加大税收、降低实际工资的决策。

　　补贴是与埃及低工资、低价格、多福利密不可分的衍生物，其初衷是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但是，IMF和世界银行如同补贴的天敌，欲去之而后快，他们不会考量社会的承受力与稳定。

　　当55%以上的工资收入用于购买食物时；当40%以上人群的实际工资低于温饱水平时；当30%以上的青少年（12～18岁）没有学上的时候；当56%的医疗开支来自家庭、政府极力摆脱免费医疗的义务时；当贫困人口上升到总人口数的41.7%时；当占全国99%以上的人口遭到排斥或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时---社会革命的爆发是符合逻辑的。

　　革命不能当饭吃

　　埃及是“华盛顿共识”的非洲版受害者。

　　埃及对外贸易总额多年来一直在160亿美元左右，而每年的贸易逆差为70亿至90亿美元，长期以来受到贸易逆差困扰，被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来，其财政与外汇收入主要依靠旅游、侨汇、石油和苏伊士运河四项收入，只能解决一半人民必需品包括生产原材料的支出，加之埃及经历了两次中东战争，除了借外债别无选择。

　　在穆巴拉克上台之初，埃及平均每年要偿付的外债约为120亿埃镑。历史上美国、阿拉伯国家、欧洲国家和日本曾经先后减免过埃及170亿美元、620亿美元、200亿美元的债务，IMF也先后减免了埃及195亿美元的债务。美国与IMF减免债务自然不是免费的午餐，是以埃及与以色列的媾和，是以埃及在阿拉伯世界被孤立为代价的。

　　应该说，埃及与IMF之间打交道已久。

　　从1998开始，埃及连续两年进口大幅增加，对外贸易总额接近200亿美元，但出口基本维持不变，导致逆差上升到约130亿美元。由于经常性非贸易外汇和外援等国际收入增加不多，埃及的外汇储备已从1997年的200亿美元降至目前的140亿美元左右。

　　补窟窿就要借钱过日子。IMF在应允借钱的同时拿出了“华盛顿共识”的药方，这副药不吃都不行。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造成的危害已举世皆知，数十个经济转轨国家实施了所谓规范的改革方案---快速而全面地消除价格监督、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几乎无一例外地付出了惨痛代价。

　　埃及是另一个被“华盛顿共识”误导乃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这副号称“帮助世界各国搞改革”的药方，成为一剂致命毒药。

　　稳定是福，动荡是祸。在埃及革命后的两年，埃及人开始得出理性的思考结论：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是推进经济的绝对关键性的保障。在未来一段时期，埃及仍将持续见证国家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等待埃及人民的不仅是政治的不稳定，还有经济动荡。革命的目标最终将会与现实碰撞：革命不能当饭吃，自由民主不是面包。

　　解决埃及所有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既需要符合国情的治理方案，更需要社会的稳定---稳定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没有稳定，何来经济发展？

　　以整个非洲大陆为例，根据IMF数据库数据，依据过去5年（2007～2012）的经济增长率，将所有非洲国家分为四个区域（7.5%以上、5%～7.4%、2.5%～4.9%和0～2.4%），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超越自然地理条件与资源条件，也就是说，并不取决于是否产油国家或者干旱地区，而是取决于政府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稳定状况。

　　凡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国家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比如塞拉利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加纳、赤道几内亚以及卢旺达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0.2%、9.2%、8.9%、8.2%、8.0%和7.5%。最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作为非石油资源国家名列第一阵营的第三。而这个名单上没有非洲（中东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产油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以及利比亚。

　　在伊拉克与利比亚，战争已经把国家拖向深渊。

　　事实告诉我们，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稳定是经济增长的保障，稳定还是人民福祉的来源。今天是，明天是，将来还是。

　　文|赵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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