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长江沦为“没有生命的死水”

　　危情救赎

　　长江全流域每年鱼类的天然捕捞量已经减少到年10万吨左右，资源量已不足以支撑长江流域14多万渔民的基本生活。

　　长江正在沦为一汪“没有生命的死水”：包括“长江三鲜”在内的多种鱼类几乎绝迹，水生物生存环境正面临土崩瓦解，全流域近14万渔民已无法靠“打渔”支撑最基本的生活；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环境的保护面临经济发展的博弈时，往往都被迫为其让路，哪怕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亦只能低头……

　　“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长久以来，长江哺育和支撑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这支气势磅礴的《长江之歌》也留存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可如今，这位曾经无私奉献的“母亲”似乎已然年老色衰，风光不再了。

　　作为长江多年的“原住民”，多种鱼类正在前赴后继地与“死神”会面，曾拥有的其他河流难以匹敌的渔业资源已经被永远地尘封进了泛黄的历史。目前，长江全流域每年鱼类的天然捕捞量已经减少到年10万吨左右，资源量已不足以支撑长江流域14多万渔民的基本生活--这个数字绝望到令人癫狂。

　　事实上，日益严重的过度捕捞、水利工程建设、水域环境污染和挖沙的无序化，已经严重破坏了鱼类生存环境。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转眼就会沦为“一潭绝望的死水”。

　　风光不再

　　长江物种濒临灭绝

　　长江江阴石庄镇桃花港江段，江面上货船、运沙船来往穿梭，已不见渔船的踪影，而贺建新一家的小渔船隐没在外圩的大堤上，更显得形单影只。

　　“现在长江里越来越难弄到鱼了，整个月打到的鱼，还不如上世纪90年代一天打得多。”56岁的贺建新已经打了三十多年的鱼，他和老伴边收拾渔具，边默默地叹气。贺建新告诉笔者，现在十几米渔网撒下去，只能捞起来几斤的产量，而在10年前，潮来时随便撒出两人高的网，就能轻轻松松打上几十斤鱼来。

　　原以为依靠长江流域这块宝地就能衣食无忧，但日益堪忧的现状却给了渔民们一记重重的“闷棍”。

　　常州新农水产村的渔民们，就是长江鱼类数量下降的有力见证人。该村渔业历史悠久，在1958年成立了常州市第一支渔业大队，目前主要是在张家港、川沙、宝山一带捕鱼。据村党支部书记梁林坤介绍，以前村民里有很多捕鱼大户，一次捕获两三百斤刀鱼的情况十分常见，可现在只能偶尔看到一两条。“特别是长江三峡大坝建成之后，刀鱼产量下降尤其明显。”

　　相较刀鱼而言，与其并称为“长江三鲜”的鲥鱼和河豚境遇更为尴尬。因为多年都未见踪影，这两种鱼正在被渔民们渐渐遗忘。

　　梁林坤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弄到长江鲥鱼时是2000年，现今他已十几年都没见过野生鲥鱼了。鲥鱼素有“鱼中西施”之说，现在市场上的鲥鱼大多数是海洋里的咸水鱼或者是人工养殖的。据常州新农水产村村民周太明介绍，1985年是长江鲥鱼消亡的分界线，那年之后便开始难觅其踪。至于在餐桌上享有盛名的河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成为绝响，甚至有渔民的后人自江边出生以来，就从未见过长江的河豚。

　　实际上，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长江流域的整体渔业资源都不容乐观。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长江中游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渔获物比例为20%~30%，目前为5%左右，四大家鱼资源衰退严重，导致长江中游四大家鱼繁殖群体数量下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鱼类营养与饲料研究室主任文华对现状表示担忧。

　　不仅仅是产量，鱼种也在持续减少。例如现在正站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江豚。2006年的一次国际科考调查结果显示，在长江干流，江豚数量为1200多头，加上洞庭湖和鄱阳湖的600余头，总数约1800头。“如今，总数应该不超过1000头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说。

　　3月28日，《2012长江淡水豚考察报告》在武汉发布。报告宣布，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000头，呈现加速下降趋势，其中长江干流种群年均下降速率为13.73%，超过2006年以前的两倍。另外，在上述的2006年国际科考中，众科学家还曾搜寻过白鳍豚，但一无所获。2007年，白鳍豚已正式宣告功能性灭绝。据相关资料记载，在上世纪70年代前，长江白鲟的年产量曾达到5吨左右，但从2003年以来，再也没有捕获记录，至于达氏鲟和胭脂鱼，目前的种群也极其微小。

　　历史上有记载的长江水生生物有1100多种，其中鱼类370多种。长江特有142种鱼类中，竟然有多达20多种鱼类已被列入了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护鱼十年

　　死神指尖上的挣扎

　　“保护刻不容缓！”

　　翁立达撰写的一份报告里，用这样的措辞来描述长江水生生物当前面临的危险。

　　正因如此，按照农业部的要求，在每年的4月1日中午12点至6月30日12点，长江葛洲坝以下至入海口（另外包括汉江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等通江湖泊），除部分河段刀鲚在此期间实行专项特许捕捞外，禁止其他一切捕捞行为。

　　这是2002年以来，长江禁渔制度实施的第十一个年头。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每年三个多月的禁渔期，并没有阻止长江流域内各种鱼类从数量到质量全面下降的趋势--这样的保护对于整个流域的鱼类生存环境改善来说，只能算得上杯水车薪。

　　“鱼类资源与家禽家畜最大的差异在于，鱼类资源几乎完全依赖野外资源的供给。”中科院院士、著名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告诉笔者。鱼要有一个成长周期才能繁殖，在曹文宣看来，正是人类的酷渔乱捕直接阻断了鱼类野外资源的供给。但目前，长江捕捞的绝大部分家鱼都是仅生长半年左右的当年幼鱼，有些幼鱼不足两个月就被捕获，根本没有机会“传宗接代”。

　　另外，导致长江鱼类消亡的“杀手”，并没有在护鱼期间停止毁灭性的行为。水电工程建设、围湖造田、采砂作业、疏浚航道等人类活动，对水生生物资源的消极影响同样巨大。多年的研究显示，长江四大家鱼的繁殖需要一定的涨水过程，洪峰是四大家鱼繁殖的必要条件。三峡水库蓄水后，宜昌段的涨水时间、涨水次数较天然河道时有较大改变，而水温与水文变化，直接导致四大家鱼自然繁殖时间推迟与规模下降。

　　对此，翁立达提出，长江鲥鱼几乎灭绝就同江西赣江上的万安水电站的建设有关。因为长江里鲥鱼最重要的产卵场就在赣江，1986年万安水电站大坝开始截流，直接淹没了产卵场，这就断绝了鲥鱼的生路。

　　水域污染也是长江鱼殇的“祸首”之一。有数据显示，2009年，长江流域污水排放总量为333.2亿吨，比2003年增加21.9%，排污主要集中在太湖水系、洞庭湖水系、长江湖口以下干流、宜昌至湖口、鄱阳湖水系、宜宾至宜昌和汉江地区，占2009年排放总量的80.1%。

　　另外，据调查显示，水土流失将农药、化肥、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及一些动植物腐殖质带入水体，加上在运输化学品船只翻沉事故中大量硫酸、甲苯酚等化学品倾覆入江，同样加剧了长江水质的恶化。尽管这几年排污有所缓解，但是鱼类在这样的水质下活下去并不容易。

　　除此之外，挖沙无序化，挖沙后也没有相应的生态恢复机制，严重破坏了鱼类生存环境。十年的护鱼工作，对于苟延残喘的长江物种来说，是一场实力悬殊、令人担忧的在“死神”指尖上的挣扎。

　　利益与环境

　　一场不公平的持久战

　　长江物种之所以生存得步履维艰，实质上是被置入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之中。经济要发展，永远是时时刻刻都不可否认的主题，而关于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往往像是可有可无的后话。

　　翁立达提到，长江里的多数鱼类，从产卵到繁殖，都需要很好的自然环境--包括洪峰和温度，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只考虑到眼前的经济利益，建大坝发电，人为地阻隔鱼类的洄游通道，结果延续了千万年的种群濒临灭绝。当年制定三峡大坝环评报告时，长江委特别要求三峡大坝每年根据长江鱼类的自然生长环境，制定调度计划，以满足四大家鱼和长江三鲜的生存需要，“报告书里面倒是写了，可是后来操作过程中完全没有遵守。”

　　当各方利益出发点不同的时候，想要洽谈共同的鱼类保护行动，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企业是各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手，地方政府需要时刻在GDP和环保间作出取舍时，企业通常会选择前者。”翁立达说，早在2006年，一些环保学者曾力促江豚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农业部官员也有意促成，但地方政府不支持，理由是“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环保专家还有这样的担忧：就长江流域来说，每年制定的保护与发展报告，与其说是保护规划，不如说是发展规划。眼看着长江里的资源衰竭，各个地方政府几乎没有反思，各种水上工程还是纷纷上马，这种制度思想下，长江渔业资源的衰竭绝对不是杞人忧天。

　　其中备受争议和指责的，当属最近上马的重庆小南海水电站项目。2013年3月26日，重庆市发改委发布2013年市级重点项目名单，长江重庆小南海水电站在列，被纳入今年开工的计划之中。该工程总投资约320亿元，年均发电量102亿千瓦时，是目前重庆市最大的水电项目。 自2012年2月4日获得国家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文，到眼下重庆市紧锣密鼓推进年内开工，这一系列举措宣告，意味着小南海水电站已排除了横亘在前的有关环保的层层障碍。

　　而该电站的修建，会令长江干流唯一的国家级鱼类保护区再遭切割。这让它始终身陷舆论的漩涡。2010年11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会议上，30名委员全票通过了重庆市关于保护区的调整申请，标志着小南海水电站审批核准的最大障碍被扫除。

　　尽管5年多来，国内众多环保组织、专家学者持续奔走呼告，要求国家有关部门阻止该项目上马，但最终，这一步经济发展的棋子还是势不可挡。令环保人士们更气馁的是，伴随着激烈的生态争议，小南海水电站的装机规模和年发电量却在规划上急剧膨胀。当珍稀鱼类生存的最后家园，与一个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冉冉升起的经济明星城市狭路相逢后，面临的本身就不是公平的较量。

　　调整长江上游鱼类保护区的范围，这不是第一次。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前身是长江雷波-合川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但调整后的鱼类保护区，鱼类数量下降频率更加惊人。

　　曹文宣对鱼类保护区的失守感慨万千：“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长江第一坝--葛洲坝的开工，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的生存空间就开始不断受到挤压，90年代开工的三峡工程又进一步恶化了鱼类的生存环境。”

　　如此经济的喜剧和环保的悲剧一直更迭上演，从未停止，胜负从未有过悬念。

　　特邀撰稿/邓全伦/严友良 图/尹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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