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能否重生

　　芦山地震中，一条“考察灾情”的微博引起十几万个“滚”，令这家有官方背景的人道主义救助机构兼中国最大慈善机构深陷舆论漩涡。在“郭美美事件”近两年后，对外姿态和内部管理均发生不少变化的红会，为什么仍然无法建立起公信力？

　　2013年4月20日芦山地震以来，两家参与救灾的公益机构格外引起关注—一家是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一家是官方背景的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只是，他们受关注的境遇迥然相反。

　　一条关于这两家机构捐款数字对比的消息—“截至4月20日19时，中国红十字会收到捐款14万元，壹基金收到捐款2240万元”—因其对比结果之悬殊，被大量转发，并用于引证。人们对此的解读是：作为中国最大慈善机构的红会因失去公信力而丧失了筹款能力，而代表着透明、高效的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则赢得了人们的高度信任。

　　事实上，“14万元”这个数字，只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而非中国红十字会的捐款数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家基金会，只是其一个下属机构。截至4月底，壹基金就芦山地震救援获得的捐款额约为1亿元，红会的受捐额超过4亿元。“目前，红会的受捐额是这次芦山地震各基金会受捐总额的50%左右。”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4月底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说。

　　这折射出近期有关红会消息传播的特点：关于红会的“负面”舆论总是迅速得到传播，被广泛关注和热议，哪怕消息本身有误。

　　在地震发生的当天中午，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赶往灾区。在进入灾区的过程中，曾因协调的问题受阻，在和省长电话沟通之后才得以进入。这一事件传至网络后，被网友解读为，红会的负面效应导致其不被认可。

　　在芦山地震时期，随着红会被关注和热议，微博上大量被转发的还有红会“购买路虎车”“向台湾红十字会收取500万元买路钱”“工作人员戴浪琴表”等先后被证伪的谣言。除此之外，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天价帐篷”，甚至1991年的“中江县一万开五万发票”的谣言，都再度被网友大量转发和谩骂。

　　芦山地震当天，红会官方微博上一条“总会工作组正在赶往机场赴灾区考察灾情”的微博，得到的反应竟然是十多万条回复—“滚”。

　　“你辟谣，他也不关心，他就相信谣言。就像新华社记者所写的那样，红会现在面临两线作战：一方面是在前方抗震救灾，日以继夜，忙得不得了；另一方面要花很大的精力来澄清各种谣言。”在红会的办公室里，王汝鹏对《中国慈善家》说，“红会现在的基本态度就是，埋头做事。”

　　2013芦山地震中，中国红十字会，这家代表人道主义的社会救助团体，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公众将质疑和愤怒如潮水般倾泻向它？

　　摆不脱的“郭美美”魅影

　　红会公信力的受损，源起于两年前的“郭美美事件”。

　　2 0 11年6月2 0日，新浪微博上的“郭美美Baby”公然炫耀其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奢华生活。而其“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认证，将人们的注意力焦点转移至红十字会。

　　次日早上，腾讯微博上一个名为“郭长江RC”的未认证微博与“郭美美Baby”互相关注，更加剧了网友的猜疑，因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姓名就是郭长江，而网友怀疑他和郭美美是父女关系。

　　6月21日晚23时，“郭美美Baby”再度现身微博，澄清身份，称自己“所在公司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

　　随后的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便发布声明称，“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的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7月1日，红十字会再发声明，向公众解释了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运作方式，并暂停了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一切活动。

　　但网络上对红十字会的质疑仍在继续。7月1日和2日，陆续有网友爆料称，中国红十字总会募捐箱办公室主任张赢方和一通明堂（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老总韦莹均“涉嫌利用红十字会的资源发财”。王鼎公司创始人王树民也突然接受广州一家媒体专访，介绍了一个红十字会、商红会与各合作方均有“收益”的“公益模式”。

　　这些爆料让公众发现，郭美美在微博里说的模式显然存在，而郭美美如果没有接触过相关项目，又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描述呢？

　　7月3日，商红会的关联公司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首席执行官翁涛透露，郭美美男友是中红博爱公司前董事王军。这进一步增加了郭美美事件的扑朔迷离。

　　随后，一个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其他机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郭美美与商红会的关系、商红会的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进行了调查。

　　2011年12月31日，红十字会发布郭美美事件调查结果，称商红会中不存在“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没有设立“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一职务；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一个90后女孩的网络炫富行为，严重损伤了中国最大人道组织红会。一种声音认为：红会为什么不采取严厉的司法途径追究郭美美的名誉侵权行为，还自己以清白？

　　对此，王汝鹏苦笑着告诉《中国慈善家》，红会不是没有做过司法追究方面的努力，也为此邀请过不少法律方面的专家进行讨论。为了追究郭美美对红十字会名誉的损害，红十字会也曾向法院起诉，但法院并没有立案。

　　不过，红十字会种种澄清的努力并没有说服公众。即使到了2013年，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在与网友的交流中依然发现，大部分网友至今仍不相信郭美美跟红会没有关系，而且很多人认为，她的玛莎拉蒂、名牌包包都是用红会的钱买的。郭美美已经成为红会负面形象的代言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也认为，红十字会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好郭美美问题，而由此在公众心中引发的“强烈的情绪和不满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表达。”

　　“郭美美等事件提出的问题其实是，红会这个体制不行。”王名说。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也认为公众的不信任在根本上与红十字会体制本身的尴尬有关系，“5·12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政府都明令只能由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来接受捐款。实际上它们是代表政府接受捐款。最终捐款和政府财政里救灾的钱混到了一起。捐款人希望知道自己的钱用在哪里，但最后你只是给人家一个笼统的说法，捐款人肯定不满意。每笔捐款都应该对捐款人有交代，但是因为权力的因素大了，这点就没有做好。”

　　红会的自我革新努力

　　2011年9月，赵白鸽调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此前，她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与此同时，前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伟改任兼职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尽管官方声称，此番人事变动与郭美美事件无关，但坊间还是普遍认为，赵白鸽是作为“救火队员”上任的。时年59岁的赵白鸽是上海人，干练、强势，作风泼辣，是个实干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具有国际视野，上世纪80年代末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获生物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习。

　　上任之后，在国家人口计生委担任过13年新闻发言人的赵白鸽，先后举行了多场媒体恳谈会。除了党政媒体，受邀的还有大量颇具影响力的市场化媒体。因为市场化媒体喜欢故事，赵白鸽就在恳谈会上不断地跟记者们讲故事。她希望能通过这些红十字会的故事，让媒体真正了解中国红十字会。她说，红十字会其实做了大量人道救助工作，一个“郭美美事件”就抹杀了这些成绩，红会“有些委屈”。

　　赵白鸽还积极推进红会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人事制度的改革。赵白鸽认为，红十字会应该加大干部竞争上岗、公开选拔和轮岗交流的力度。从2012年底开始，红十字会已经面向社会进行了两次公开选拔，共选拔了9名处级以上干部。

　　红会秘书长王汝鹏也是一位务实的改革推动者。2012年12月，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正式成立。据王汝鹏介绍，他此前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时，该基金会著名公益项目“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曾成立了一个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王汝鹏当时就担任这个监察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2005年，王汝鹏调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时，将这一做法引入红十字基金会。“群众反映的问题，让社监委去查。查出真有问题，就依法依规处理；没有问题，社监委给你澄清。我发现它的作用挺好。”王汝鹏说。

　　此次芦山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早上9点36分，“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微博就发出公告：“诚挚邀请社会公众与我们一道，对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在此次雅安抗震救灾中的善款善物募集及使用情况予以全程监督，发现任何违法违纪现象，均可举报。”

　　至4月23日，该委员会已先后针对三件公众质疑红会的事件开展调查，并循环公布调查结果。其中既包括子虚乌有的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也包括“有图有真相”的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的事件。

　　2012年7月10日，对红十字会的发展方向起指导作用的重要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据王汝鹏介绍，起草这份文件，在“郭美美事件”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郭美美事件”之后，加快了这份文件的出台。根据国务院《意见》的精神，目前红十字会正投入大量精力和经费，设计开发全国红十字信息化系统，这个系统将把红十字总会和地方各级红十字会的信息进行全面呈现，目标是使全国省、市、县的捐款收支、项目实施、核心业务等都能在这个系统上查询和公示。过去只重视政府审计和监督的红十字会，现在也越来越重视社会审计和社会监督。现在，红十字会每年除接受政府审计外，社会捐赠资金还会公开招标社会审计机构，发布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

　　此外，红十字会也开始放下身段，主动向其他社会组织打开合作大门。在此次芦山地震救灾中，赵白鸽帮助红十字会的批评者李承鹏进入灾区。2 013年4月2 8日，红总会与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公益组织4·2 0救援行动联盟共同发起的“4·2 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正式成立。红十字会利用其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的优势，将救灾信息分享给民间组织，同时代表民间组织与政府对话，使各家社会组织能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展开适合自己宗旨的工作，提升社会服务效率。“过去我们的目光只局限在红十字系统里，从来肥水不流外人田，今后红会将以开放的心态，与其他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分享经验和信息，共享社会资源。”王汝鹏说。徐永光也对红会所做的改变表示了肯定，“好多资源完全靠行政系统来安排是不够的，要通过一线的草根NGO，才能深入到灾区的毛细血管。红十字会搭建的这个平台，让政府和民间能够实现协同合作。”

　　尽管诸多变革努力与对外沟通，红会仍然不断被各种谣言和争议包围，常常“躺着中枪”。在2012年年末的一次媒体通气会上，赵白鸽动情地与媒体记者进行座谈：“我今年60 岁了，来红会只有16个月，我有改革的决心和抱负，我想推动改革，把红会变成一个真正代表老百姓、老百姓真正拥护的平台，但维护红会这个全国上下几千家机构统一的平台，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谈到难以承受的压力，她言辞恳切，甚至一度激动落泪。

　　体制之困

　　在红十字会积极改革的同时，国务院《意见》中提到的加大上级红十字会对下级红十字会管理的内容，还未能够有效地医治红十字会系统中总会与地方分会“各自为政”的痼疾。长期以来，地方红会的直接管理部门是地方政府，总会对分会“既管不了票子，也管不了帽子，制约很有限。”王汝鹏说，大家共用“红十字”这个品牌，哪怕一个基层的红十字会出现问题，也会损害整个红十字会的名誉。

　　这种体制的尴尬，既影响了红十字会的治理能力，同时也更不利于其重塑公信力。

　　总会对地方分会制约很弱的管理瓶颈是否有办法解决？面对本刊记者这一问题，王汝鹏说，此次国务院《意见》中首次提到，“下一级红十字会主要责任人的任免提名要征求上一级红十字会的意见”，相比过去这是个进步。不过他也坦言，“这只是征求意见，一般很难否决。”

　　王汝鹏认为，“红十字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益慈善组织，它有一部分慈善的职能，但更多的是要承担法律赋予的特定职责，如‘三救’‘三献’和国际人道援助等。它是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因此和政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就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而言，它也具备很强的专业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经过在灾区的观察，对本刊记者表示，“民间真正专业的紧急救援组织差不多就是三个，除了红十字会，还有蓝天救援队、壹基金。而蓝天救援队现在也基本上属于红十字会主管。其他的很多社会组织都不会干紧急救援。”同在灾区参与救援的“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也认为，红十字会毋庸置疑地具备其他一些民间组织不具备的能力。

　　针对红十字会的特殊性，王名认为，它的体制改革，应该将其特殊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职能分开。其中，前者的改革要跟政府改革对接，而社会职能部分应该还给社会组织，比如给离它最近的社会组织—红十字基金会。然后红会就主要作为一个接受政府委托开展公共性服务的机构，即使有一些涉及公益慈善领域救助的活动，也不由它直接募款。就像残联改革时，比较清晰地把募捐的职能交给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那样。

　　邓国胜则提出另一条改革路径。他认为，红十字会应该整体去掉行政级别，而这与其发挥职能和利用体制内资源并不矛盾。“去行政化并不是说和政府就没有关系，它依然可以保持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只是去掉行政级别。”关于具体的运作模式，邓国胜说，“可以国家设计目标，红会完成任务。国家依据《红十字会法》给予资助，红会依据《红十字会法》的约束完成它的目标任务。”

　　其实，早在上任后不久的2011年11月，赵白鸽就邀请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大、清华、北师大的20多位学者，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组”。

　　在课题组的讨论中，上述建议都曾被提出。但中国红十字会的具体改革方案目前尚未出台。身为课题组组长的杨团表示，“去行政化”的体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在红十字会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人都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而目前中国红十字会这个庞大的机构中共有在编人员11228名、兼职人员21592名。

　　一位接近红会的人士说，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地方各分会彻底脱钩，也是被讨论过的一个改革思路，但红会认为这个思路是不现实的，违反了红十字运动的“统一性”原则。4月底时，赵白鸽告诉《中国慈善家》，“如果没有联系，这个品牌也有问题。信息共享没有了。”而如果反过来，将管理权收归总会，“对发挥各地的积极性也会有影响。”

　　2013年4月28日，赵白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会仍将经历三到五年的阵痛期，这个过程会很痛苦、很漫长。如果两到三年仍然翻转不了红会形象，我自动请求辞职。”

　　与此同时，红十字会又被推上另一个舆论的风口浪尖。4月25日，艺术家方力钧在微博中称：“2008汶川地震，100多名艺术家义拍8000多万元，（通过红十字会）定向捐给青城山市。至今日，青城山没收到。”而他本人亦未得到善款使用的任何说明。

　　4月28日，红十字会方面作出回应，“由于捐方所提援建项目最终未能纳入四川灾后重建规划，致使立项选点工作一直没有落实。为使捐款全部用于灾后重建工作，经总会执委会研究，决定使用北京保利义拍的捐款在川、陕、甘等受灾省区援建博爱家园。”

　　对此，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在捐款使用从决策到实施的全部过程中，与捐赠人的及时沟通做得确实不够，对捐赠人的服务也做得不够，“为此，我们向相关捐赠者致歉，并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加以改进。”

　　《中国慈善家》/慈讯网 记者 黄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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