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的复兴之路

　　在文化和艺术生产高度商业化的今天，“碧山计划”也许只是两位诗人的理想主义探索，但无法否认的是，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介入社会问题解决的途径，使得他们以自我力量改变乡村的愿望成为可能

　　2013年4月初的北京，肆虐了几个月的雾霾还没有散去，艺术家兼文学刊物主编欧宁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北京。4月10日，他的物品被打包进几十个大纸箱，由一辆大卡车运往安徽黟县一个叫碧山的村庄。

　　在城市“战斗”了20年后，欧宁重返农村，不单单是厌倦了城市生活，也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离城返乡，回归历史”理念的实践，这个理念是他和朋友左靖两年前提出的“碧山计划”构想的要义之一。

　　两位诗人的乡建理想

　　欧宁一直想去皖南看看，2007年，左靖带着欧宁到了那里。他们从合肥出发，一路向南，一路看老村庄。最后来到黟县碧山村，见到了他们的老朋友—诗人郑小光、寒玉夫妇。当他们看到郑小光和寒玉的修缮一新的老房子时，顿觉眼前一亮。“原来我们的老房子还可以修得这么好！”左靖感慨道。

　　左靖是皖南人，在他的印象中，皖南的老房子虽然美观并具历史价值，但因年久失修而阴暗潮湿，且没有完备的卫生设施，早已不适合现代人居住。而郑晓光和寒玉的老房改造尝试，通过现代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使怡人的空间感、合理的格局、完美的功能分布显现在古老的徽州民房之中，让人心生惊艳之感。从中，左靖和欧宁也看到了一个历史文化保护的新模式—通过艺术家的努力，使老房子重新焕发生命力。“这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再生和保护。”左靖告诉《中国慈善家》。

　　此后，欧宁和左靖又带着朋友们多次来到碧山村，每一次去，都使他们定居碧山村的愿望愈加强烈。“北京是一个战场，你需要不停地战斗。而到了乡下，你会发现，那正是你想要的生活。”欧宁说。

　　事实上，这两位上世纪90年代因诗歌而结识的艺术家，很早就与乡村建立了联系。

　　欧宁一直从事艺术实践方面的工作，从2002年开始，他先后对广州三元里和北京大栅栏进行城市文化研究和纪录片拍摄。在研究广州三元里“城中村”时，他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并非完全是都市问题，而是都市和农村的一体两面。”

　　此时的欧宁，正处于人生的一个回望阶段，他开始对年少时厌恶的农村产生新的情感，并开始认真思考农村的问题。

　　左靖则是独立影像和电影的推动者，同时也坚持当代艺术批评写作和展览策划，虽然一直聚焦于城市文化，却从未放弃对乡村的关注。十年前，贾樟柯的一句话让左靖印象深刻，“农村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盆景，不是真实的中国。”他反问自己：当代艺术都集中在大城市，那么对于乡村来说，当代艺术意味着什么呢？

　　2001年，左靖在老家安徽泾县办了一个艺术展览，他的参展作品名叫《为古宅排气》，就是把城市里常用的铝合金排气管纽结成某种形状，然后从老房子的天井伸出去。这件作品的象征意味是：把古宅的陈腐气息排掉，让它焕发新生。

　　碧山村的乌托邦

　　虽然一直在探索，但直到2005年，欧宁和左靖才真正清楚自己应该如何介入乡村。那一年，他们开始注意到20世纪初兴起、30年代达到高潮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中国乡村建设的先驱开始走进他们的视野。

　　“2005年，我接触到了晏阳初的传记。沿着晏阳初的乡建脉络，我系统地研究了民国的乡建运动。接着，我远赴日本、泰国，观察那些地方的知识分子如何开展乡建工作。回来后，在想给农村做点事情的目标驱动下，我开始寻思在国内找一个理想的乡建之地。为此，我考察过云南、四川、江苏、河北、河南等多地农村。”欧宁告诉《中国慈善家》。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鼎盛时期，全国涌现出多种乡建模式。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衡山和新都的实验，被称为定县模式；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实验，被称为北碚模式；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的实验，被称为邹平模式。当时的乡建运动提倡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式，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倡导合作、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等措施，复兴日益衰败的农村经济。

　　晏阳初将当时的中国农村问题归为“愚、穷、弱、私”，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分别医治；梁漱溟则认为，“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于积极地创造新文化。”这两位中国乡建领域的先驱，虽然在乡建具体方法上存在分歧，但其乡建理想却大致相同。晏阳初希冀实现“民族再造”，梁漱溟则希望达到“民族自救”。

　　欧宁认为，建国以来，农村改造以合作化运动开始，经过私有制改造后发展到“人民公社”，但这些都未给农村带来实际活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甚至成为了城市的附庸和压榨对象。农民则一直是被人利用的工具，在工业化时代和城市化时代都是如此，由于缺乏主体性，农民没有议价能力和谈判能力，他们一味奉献，却不能分享国家的改革成果。

　　根据上述思路，2010年，欧宁在一本Moleskine笔记本上勾勒了一个乌托邦的构想，将之命名为“碧山共同体”，并与左靖一起完善了这个计划。“它起自对农业传统的忧虑和对过度城市化的批判，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回归乡村，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重新启动农村地区的公共生活的构思。通过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践行互助精神，减低在城市中盛行的对公共服务的依赖，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 欧宁说。

　　“在笔记本上勾勒这个蓝图的时候，它表现出一种乌托邦式的色彩。当要把蓝图落地的时候，对于现实的问题，我们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浪漫化的想象。我清楚农村的现实，它比城市还更残酷。”欧宁说。

　　作为一个行动派，左靖想到什么就会马上去做。2011年，他以安徽大学教师的身份，在学校的支持下，带着学生开始了“黟县百工”的调研。“黟县百工”调研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博物馆式”的记录民艺的时令性、材料及制作流程等；二是了解民艺收入对当地农村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找到乡村建设的方法；三是民艺再生，探索民艺如何与当代设计结合，怎样使设计师介入民艺的工艺改进、设计创新及市场拓展中去。“这样能给当地带来一定经济收入，而这正是乡村建设的核心：农民的生计问题。”左靖告诉《中国慈善家》。

　　2011年6月5日，在广州时代美术馆，欧宁和左靖策划的“碧山计划”展览开幕。此举标志着“碧山计划”正式启动，以二人为首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群体，开始真正介入碧山村的乡建工作。他们依托自己的艺术家身份，从专业视角出发，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以艺术和文化的方式介入，了解当地民艺并参与再生实践，逐渐恢复当地的公共文化生活。

　　“‘碧山计划’之于我，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客观上说，它是在救活农村，但其实也是在救活我自己。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我想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左靖这样阐述“碧山计划”与自己的关系。

　　从此，乡村与艺术相遇，艺术家们也与乡村相遇。后来为彭丽媛设计出国访问服装的马可、致力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朱哲琴等人，都曾先后随欧宁和左靖来到碧山村，寻找艺术家与民艺结合的可能。

　　艺术家们的到来，为碧山的传统手工带来了现代元素。马可探访过黟县利源村手工制麻的农民，对制麻工艺提出了建议；著名工艺美术大师梁绍基，也对当地民艺制作方法做过改进指导。

　　冲破城市与乡村的藩篱

　　碧山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隋朝时，改新安郡为歙州，州治就设于碧山，碧山村人汪勃曾任南宋的参知政事，近现代，这里又出了一个著名的教育家汪达之。碧山村曾拥有36座祠堂、72个广场、104眼井，仅汪姓一族就有大祠堂20余座。

　　在碧山村，公共文化生活一度非常丰富，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及之后一段时期。当时，碧山村有200名妇女会打篮球，碧山村女篮还曾参加过安徽的省级比赛。但是，随着分田到户和农业税的取消，农民们再也没钱组织公共活动，只好以看电视、打麻将消磨时光。

　　欧宁和左靖刚来碧山村时，这里有800余户人家、2000多人口，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即使是白天，村里也空空荡荡的，让人感觉有些害怕。”60多岁的汪寿昌回忆说。

　　相比碧山村的落寞，附近的宏村、西递等古村落，却因商业旅游而异常火爆。碧山村的村民们也希望自己的村庄变成旅游景点，所以起初还把欧宁他们误以为是进村搞旅游开发的广东老板。

　　在欧宁和左靖的筹划下，2011年8月25日，第一届“碧山丰年庆”在碧山村开幕，不少设计师、歌手、诗人和作家纷纷从各地赶来，汇聚于凋敝已久的碧山村。庆典期间，卖手工艺的小摊摆起来了，中断已久的传统仪式重现了，诗人们还为村里的孩子进行了现代诗启蒙。有村民感慨说，多少年都没像这样热闹过。

　　遗憾的是，村民们的参与热情始终不高。传统仪式“出地方”活动持续的时间很短，数百名村民迅速聚集，又迅速散去。乡建学者们举行的研讨会上，乡建主体—农民并不在场。孩子们似乎也无法理解现代诗的美感，一个个显得百无聊赖。诗歌课结束后，一名孩子给诗人肖开愚递来一张纸条，“从屋里走出来，站在空空的祠堂里，我感到深沉。”

　　事实上，打从一开始，一种若隐若现的疏离感，就始终横亘在村民和艺术家之间。

　　第一届“碧山丰年庆”布展时，欧宁需要一个玉米棒子，当他向一位村民寻问时，那个村民却提出让他花钱买。

　　左靖也明显感觉到了村民们的观望态度。“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由于多年来城市对乡村的盘剥，二者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关系中。”左靖说，“这种情况之下，解释是没有用的。只有默默地去做，先行动起来。”

　　除了农民的不理解，“碧山计划”面对的挑战还有很多，比如知识分子如何建立和乡村干部乃至政府之间的信任，乡村建设对于利益的追求和知识分子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来自外界和专家们的质疑等等。第一届丰年庆结束后，安徽本地媒体《江淮晨报》刊文诘问：“这种以精英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对乡土重建的实践，对碧山的乡土文化是一种保护和融合，还是一种现代文化对乡土生活的冲击和破坏？”

　　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撼动欧宁和左靖对乡建理想的坚持，而与此同时，某些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在左靖和学生继续推进“黟县百工”调研的过程中，与农民进行了密切的交流沟通，此后，村民们的态度逐渐有了改变：“哦，这两位老师不是来发财的，他们真的是来了解农村，来改变我们的文化生活的。”

　　随着疏离感的散去，曾经的围墙也慢慢被推倒。

　　“有次调研时，村里一位大妈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这让我既意外又高兴。”左靖的学生王玲玲兴奋地说。

　　到了第二届“碧山丰年庆”筹备期时，碧山村村民们的参与度已经非常高。“黟县百工”布展时，一位农民主动提出想把家里的东西拿来参展，这在一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农民与艺术家的配合也越来越融洽。由于当时村里没有路灯，从台湾远道而来的设计师邓海在进村时摔了一跤，于是，邓海专门为村里设计了竹子编的灯笼状路灯。那天晚上，碧山村的夜空第一次被设计师和民间手工艺人合作制成的路灯点亮。

　　外界对于“碧山计划”的看法也大有改观。当地县政府、镇政府以及村委会，对第二届“碧山丰年庆”非常支持。尤其是镇领导，几乎天天都赶来和欧宁、左靖他们探讨活动策划的具体事务，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充分支持。在活动筹备期间，碧山村还立起了一座中国早期平民教育代表人物汪达之的雕像。“我们塑这座雕像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村民对自己村庄历史的重新关注，从而重建村民的文化自信。”左靖说。

　　尽管第二届“碧山丰年庆”在开幕前夜被紧急叫停，但此时，节庆的形式已不再重要，因为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艺术家与村民互动交流的目的已然达到。

　　“乡建无大事”

　　碧山村又一次热闹起来，而且似乎再也不会沉寂下去。

　　第二届“碧山丰年庆”筹备期过后，碧山村有了自己的风筝队。一个废弃的礼堂得到了“重生”，入夜时分，来此跳广场舞的村民络绎不绝。通过左靖的募捐呼吁，碧山村有了自己的“农家书屋”，各种书籍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运抵。村里的“阳光之家”也很活跃，常年有大学生来支教，为村里的孩子教授音乐、美术和英语等课程。

　　“乡建无大事，都是一件件很小的事情。”左靖说。

　　眼下，左靖最想做的一件事，是组织一些热心本土文化的人，编写一本徽州的乡土教材，然后与教育主管部门沟通，使之进入当地的小学和中学课堂。目前，由左靖主编、上海汉室设计管理机构赞助的《碧山》第二辑已出版在即。作为一份民间刊物，《碧山》承载着一份追寻传统文化、启迪民智的理想。除此之外，他们还打算与一些民间乡村教育机构合作，做“游学营”项目，让城市里的孩子到碧山村去体验农耕文明，亲手做农活，学习手工艺，了解乡土建筑和民间习俗，听碧山的老人讲村庄历史。“这个项目如果能顺利进行，可以给村民带来一些经济收入。”左靖告诉《中国慈善家》。

　　看着眼前的碧山村，有理由相信，欧宁和左靖当初希望“恢复乡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激发村民参与文化生活的热情”的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之中。

　　几年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发出感慨：“目前中国做农村工作的人非常缺乏，和农民的人口比例不相称。”近几年来，很多与欧宁和左靖一样怀有乡建理想的知识分子，纷纷开始对农村问题的解决进行各种尝试。

　　2003年，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在兰考县组建了五支农民文艺队，并带领文艺队到北京演出。“我希望帮助她们建立自信、自尊和主人翁意识。”何慧丽说。诗人、自由作家野夫则在四川罗江做了两件事：乡村民主实验和民间戏剧实验。“重返故乡也好，重返他乡也好，我只想脚踏实地地做些事。”他说。

　　但是，对于时下如火如荼展开的乡建尝试，左靖却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就像上个世纪30年代吴景超所说，‘乡村建设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今天，通过媒体的报道，乡村建设好像也变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在这种‘时髦’面前，我们要保持警惕，因为我们能做的工作其实很少，相对于广大无边的中国农村来说，这点工作只是微不足道的。”

　　表面上看，“碧山计划”的发展前景似乎颇为乐观。然而不能回避的现实是，作为一个在延续中的、由艺术家发起的乡村建设计划，它一直面临着经费紧张的难题。第一届“碧山丰年庆”总共耗费资金七八十万元，全部都是欧宁和左靖动用各自艺术系统的资源筹集而来。第二届“碧山丰年庆”由于接手了县政府委托的“黟县国际摄影节”的策展任务，恰好摄影节的主题与农村有关，活动才得以借力举办。

　　“至于第三届“碧山丰年庆’，我们就不知道去哪里找钱了。所以现在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知识分子其实很弱势，对于乡村建设这样意义宏远的社会议题，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左靖神情凝重地告诉《中国慈善家》。

　　虽然“碧山计划”一直遭受资金短缺的困扰，但欧宁却始终对来自外部的资金持警惕态度，他反对NGO介入乡建，也反对世界银行的试验区模式。“这些NGO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在现实的发展中已慢慢变得官僚化。虽然它本身不是官僚机构，但已带上官僚机构的特质。”欧宁说。

　　反对世界银行的试验区模式，则源于欧宁对保持国家政治独立性的思考。“世界银行表面上是想消除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平等，但实质上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世界银行的方法是政治跟经济金融一起来，它试图在全球推行自由经济，致力于把第三世界国家都变成民主国家。这样，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独立性就会遭受挑战。世界银行在拉丁美洲的失败就是例子。”欧宁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文化和艺术生产高度商业化的今天，“碧山计划”也许只是两位诗人的理想主义探索，但无法否认的是，它以促成知识分子返乡的形式，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介入社会问题解决的途径，使得他们以自我力量改变乡村面貌的愿望成为可能。随着碧山共同体的不断扩大，一个开放自信的碧山村正逐渐显现。

　　《中国慈善家》/慈讯网 记者 张枭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