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向中国献媚？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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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2-04 09:18
刚刚过去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重要的世界大事是什么？不少人会选择“9.11”事件，因为“9.11”之后，每个人都感觉世界进入了恐怖时代。不过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著名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却在一篇文章中说“恐怖时代已经过去”。
这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11月，“这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在我看来，影响这个十年的实际上是相当不同的事件，一个不那么危险、不那么耸人听闻，却在长远看来重要得多的事件---中国的崛起。”扎卡里亚写道。
扎卡里亚的判断在一个月后得到美国一家媒体追踪机构的数据支持。这家机构的结论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人们阅读最多的新闻故事，超过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
世界上到处都在说着“中国故事”。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11月14日的一篇题为《中国人正在“改变我们”》的报道是这样开头的：不久前，在坐落于起伏的群山和牧场之间的一座大库房里，一群农场主围在一位买主身边，他们的谈话显示出美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名买主身穿带有设计师标识的便装，腕表的价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车相当。他说：“我觉得你们美国人还没弄明白，我们需要高质量。”对这些壮实的农场主来说，被一名来自中国的制药公司经理批评还是件新鲜事，但谁也没有反弹。这些美国中西部的汉子把他们的中国客人看作类似于救星的人物？？
诸如此类的种种故事组合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中国风”，与此同时，一个概念在这个十年中大为流行---“中国模式”。这个起自海外的概念，一经提出就“激起千层浪”，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让这个概念炙手可热。
这个概念，可以看作是国外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一种描述，但它又不仅仅是描述，而是包含着世界对中国的复杂态度。当这个携带着复杂能量的概念“撞”上中国人的眼球和心坎，激起的波澜就更加丰富难言。
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6年前，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声名鹊起。这可不是因为他参加了什么选秀，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主修经济学，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经济。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周刊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他曾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美国两项飞行速度纪录的保持者。如今，雷默则是美国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
2004年5月，雷默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该文写道：“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
雷默总结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其一，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集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化解和处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其三，自主发展，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
专业水准的追求加上记者式活泼的笔触，使此文流传甚广。在中国以外的世界，这篇论文被看成是官员、商人以及其他试图了解中国的人们的“必读物”。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关注和讨论。2005年8月，在天津专门召开过一次“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百余名政治学者与会。这次会议，雷默及其“北京共识”成为绝对主角。
雷默坦承，“《北京共识》发表后所受到的接纳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此文成为近年来讨论“中国模式”的一个新起点。“此前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是比较弱的。雷默的文章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前驻英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告诉《望东方周刊》。
盛赞“中国模式”的大合唱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有一个概念转换。而雷默却并不喜欢将二者画等号。
2005年4月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雷默表示，“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北京共识”的范围更广，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经济的思想。
但一些中国学者仍然更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就表示，他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 “‘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
抛开概念之争，继雷默此文之后，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赞誉之词渐呈井喷之势。同在2004年5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果断明智的。还是在这个月，墨西哥《每日报》一篇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和媒体相继加入这场“大合唱”。2004年7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给予充分肯定。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还清晰地记得斯蒂格利茨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
2005年，中国热持续升温。美国三大报刊罕见地集体推出重磅报道。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的世纪》为题多角度解读中国；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中国的挑战：崛起的大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为封面文章，认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缺乏生机的经济体变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而一切都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中；6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的新革命》为总题刊载了超过20个版面的文章，全面解读中国的崛起。在此组报道中，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教授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
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倡导者张五常积数十年研究的基本结论是：自己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1989年，当苏联体制濒临崩溃时，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美国模式---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击败了对手。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是为“历史的终结”。
中国的异军突起冲击了这种“终结观”。
2008年2月，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2008年被英国的《卫报》评为“中国模式”年，其文章称：“中国模式”成为了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
此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阵脚大乱，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回被终结的竟是西方自己。
2009年刚入夏，西方社会就来了一本比夏日气温还热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副标题是“中央帝国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头了”。作者是马丁.亚克，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欧美书市，这本书跻身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评论此书观点的各种网站网页超过了1000万个。
马丁.亚克的结论是：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超过美国和那时的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我们习惯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世界，不能想象若非如此世界将会怎样。”但是中国的崛起将推翻对何为现代化的“西方式”看法，借助GDP“无情的手段”，中国将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全球最强大国家。
“另一个总结‘中国模式’的重量级人物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邱耕田说，2009年9月，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他概括为“纵向民主”模式---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他认为这一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更具说服力的是福山自己。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
福山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福山说，“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这样看来，中国的崛起竟让“终结”了20年的历史重新复活了。
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
中国经济奇迹的光环，使得西方媒体之前习惯于教训中国的文章骤然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论调。
2009年11月12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在总统奥巴马访华之前推出文章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经受住了世界经济衰退的考验。相比而言，美国似乎突然变老了，变脆弱了。美国的国民情绪仍然低落，经济仍然没有起色。
“现在是美国表现谦虚的时刻，因为中国在一些重要事情上都做对了。”文章总结了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的五个方面：要有雄心；照顾老人；大量储蓄（储蓄是良好经济的种子）；放长眼光；还有一条竟是“重视教育”。
文章说，经过几十年的投入，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覆盖偏远的农村地区，现在文盲比例已经不到10%(美国是14%)。文章援引一位前美国驻北京高级外交官的话说：“他们在基础学科上做得很好，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中国孩子走在了我们孩子的前面。”
美国《赫芬顿邮报》2009年中的一篇文章还提出“美国司法也应向中国学习”。“想想布什政府在解释使用严刑逼供时所表现出的傲慢吧。当对付全球反恐战争的‘敌方战士’时，华盛顿迅速将我们对国际条约的庄重承诺置于脑后，并为实施酷刑审问创造条件。”文章对比中国：过去30年，中国已经颁布250项新法律，并且从白手起家后，一直在构建系统性的国家法典。
“中国共产党也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保护选民免受政府侵害。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允许公民起诉政府---1990年有1.3万人将政府告上法庭，如今中国每年都会受理15万件以上的此类诉讼案件。与此类似的是，200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政府官员设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
作者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总理已经告诉美国学者，中国司法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保证司法的“尊严、公正和独立”。“看来我们将要在美国使用这种诚实的猛药。”
“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权大旗的领导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即‘媚华世界’正在形成。”日本和平安保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在日本《产经新闻》2009年8月4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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