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风投“十年之痒”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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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2-04 09:39
政策限制和创业板上的相对暗淡表明，外资VC、PE正处于一个蛰伏期
风水轮流转。在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外资VC和本土VC正在经历着这个戏剧的时刻。
“你找一个律师楼帮我们把现在的海外结构改为国内结构吧。”一个月前，高原资本董事总经理涂鸿川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来自他投资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老总。
这着实让他有点郁闷。因为这个公司马上要到纳斯达克上市了，公司结构的改变，意味着这家公司想要放弃海外上市，转道国内。使其突然改弦更张的，正是创业板。
“他说你看创业板的市盈率多高啊，在全球哪个市场还能找得到？”涂鸿川一脸无奈。
曾经，在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只有“拿到美元基金的投资，去纳斯达克上市”才是金光大道。1999年前后，外资VC与中国互联网产业相伴崛起。随着2004年起盛大、携程、百度等企业登陆纳斯达克创造财富神话，当年曾被认为是“疯子、傻子”的VC在中国成为创业企业趋之若鹜的“财神”。
“创业板推出之前，主要是老外的钱在主导，而现在人民币基金也能做好这个事情了，并且实实在在地赚了很多钱。”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对《瞭望东方周刊》感慨道。就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熊晓鸽参加了他担任评委的“中国2009十大经济人物”颁奖礼，而中国本土创投的领头羊深创投董事长靳海涛是获奖人之一。
然而，经历了2005年的井喷式增长后，外资VC在中国带一点疯狂色彩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从2006年8月起，两头在外的“红筹模式”被基本堵死，2008年金融危机下，美国的VC和PE的投融资非常困难。而政府在鼓励风投和束紧行业监管之间徘徊，关于风投的管理办法迟迟没有出台，外资VC境遇越来越严峻。
1999年，外资VC与中国互联网产业相伴崛起。从1999年这个真正的中国风投元年至今，十年过去，在政策纠结和产业兴衰的交错之中一路走来，外资VC在中国遇到了“十年之痒”。
萌芽
从时间上说，中国风险投资的历史超过了20年。
1985年1月11日，中国第一家外资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企业投资公司在北京成立。不过，中国本土最早的一批风险投资公司大多为政府背景，为支持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生，从实际运作上讲，并不具备风险投资的实际意义和模式。
将成熟的风险投资模式引入中国的，正是以IDG为代表的一批外资VC：投资初创型的高科技企业，扶植其成长直至上市，VC功成身退。
IDG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VC。1993年6月，IDG和上海市科委合资的“太平洋技术创业投资（中国）基金”正式成立，基金规模为2000万美元。这是IDG在中国的第一只基金。
今天的IDG管理着25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而其成功投资案例包括了百度、搜狐、腾讯等中国最知名的互联网公司。IDG资本在中国的第一只基金年均回报36%以上，第二只基金甚至超过50%，已有数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超过100多倍。
然而有意思的是，作为来自美国的在中国最著名的VC，IDG在美国的主业却不是风险投资。在1991年11月加入IDG前，熊晓鸽的身份是记者，之前完全没有从事过风险投资行业，他对这一行业所有的认识来源于他对创业家和VC的采访。回忆起自己有些误打误撞的职业生涯，熊晓鸽曾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1992年，邓小平南巡。
当年，熊晓鸽还携IDG董事长麦戈文在深圳银湖宾馆组织了一次国际风险投资论坛，请来了美国几个知名VC考察中国市场。当时的中国，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财会和税收政策几乎一片空白，谁也不知道风险投资是什么。这些外资VC一致的看法是：要进入中国，恐怕还需10年时间。
1993年前后，中国各地方掀起科技园区的建设潮，伴随而来的是招商引资的狂热需求。熊晓鸽瞅准了这种机会，在1993年，代表IDG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由他担任总经理。之后，IDG又与北京科委和广东科委有了类似的合作。
“那时政策对外资有严格的规定，我们和科委是50%对50%的合资公司，投资企业时也是各占一半。由于我们不能直接投给企业，所以企业要拿出资产和我们的合资公司再办一个合资公司。当时政策规定，外资占25%以上的合资企业才能享受优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占25%以上，那中方合作伙伴也要占25%，加起来就是50%，实际上，企业的资金需求没这么大，他也并不想放弃50%的股权，而对我们做早期投资来说，也不适合。这种制度设计很大地制约了投资方与创业者双方的灵活性。”熊晓鸽说。
尽管如此，但囿于政策原因，这种合资模式在当时仍然是外资VC进入中国的主流通道。
混沌
1995前后，外资VC纷纷进入中国探路。软银、英特尔投资、霸菱亚洲等都是先行者。
而当时，包括熊晓鸽在内的一批中国最早的VC都是“外行”，大多有很强的技术背景。例如IDG的另外一位创始人周全是光纤专业的博士，而IDG合伙人章苏阳曾任贝尔公司的技术主管。
现为凯旋创投执行合伙人的周志雄在15年前也是从“外行”进入的投资行业。1995年，周志雄从美国回国，加入UT斯达康负责一个10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这笔钱来自软银，通过UT斯达康，软银间接在中国投资了一个中外合作公司。此前，周志雄在美国贝尔实验室担任项目管理工作，被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挖来管这笔钱。
“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因为1000万美元当时在国内是很大一笔数目，可以做很大的事。”为此，周志雄回到国内。工程师出身的他，此前没有任何管理经验。
“我们投资的项目是吉通公司，当时吉通是电子部特批的，根据当时规定，作为电信企业，外资只能投资，不允许经营。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管这个中外合作公司，而必须采取咨询合同的方式来协助管理。”周志雄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使得当时周志雄每次回到美国开会都要挨骂，美国的投资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投了这么多钱却什么都说了不算？”
由于我们投资的企业是电信企业，当时的规矩是投资人不允许直接参与管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在业务规划、运营管理、拓展及战略方向上帮很多的忙。“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以咨询的方式参与管理，曲线救国。结果与吉通的合作还不错，我们投资的钱完全用在刀刃上，我们退出时他们账面上还有很多钱。”
尽管在严格意义上说，吉通并非一个典型的投资案例，但也经历了条款谈判、尽职调查、投资、运营管理、退出这一完整的过程，对于周志雄来说，这是他在VC这个行业之前难得的经历。
“90年代投资中国的几乎都是企业在中国做一些尝试性的投资。很少有风险投资或私募基金。原因是没有机构赚钱的土壤和先例。你可以看到当时在中国做投资的人，大部分都是做企业出身的，基本上没有做风险投资出身的，10年以后，这些人成为了中国风险投资的主流。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的风险投资走了一条和美国、欧洲不同的路。他们当时最大的困惑是没有本地的决策权，要看着在美国的投资委员会的脸色行事。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和经济环境，他们了解的商务模式在中国不能投，在中国有潜力的模式他们看不懂，要说服他们很难。真正能成功的VC是拥有本地决策权的人，比如IDG，IDG也是在国内活跃的外资VC里最早做成合伙人制的团队。”周志雄说。
总体来说，在90年代的前几年，由于政策、退出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无法展开，与美国的风险投资差别明显。以IDG为例，其早期的合资基金最后清算下来，平均年收益率只有10%左右。
风险投资与互联网相伴相生
1998年，国内政策开始对风投业利好。
1998年3月，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的提案，主导者为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成思危也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同年，中国出台了相关法律，为引进美国风投业的有限合作制打开了闸门。
1999年，IDG抓住了这个机遇，改制成为中国第一家合伙制的VC。“我们想把国外的风险投资模式很专业地介绍到中国来。”熊晓鸽说。
1996年，张朝阳在美国拿到了天使投资回国创办了搜狐，1998年，IDG、英特尔投资等一批VC接着向搜狐注资。
“搜狐算是第一个趟地雷的，在荆棘之中趟出一条小路，让国内的企业家看到了风险投资怎么操作，如何退出，这是标志性的案例。”周志雄评价说。
在1998年前后，目睹美国互联网爆发的海归们捧着从美国拷贝的商业计划书疯狂寻找VC，中国的互联网泡泡越吹越大。
“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IT的投资占到投资的80%以上，甚至90%。我记得当年，哪个VC要投一个传统公司大家都在笑话你。”清科集团CEO倪正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没有VC就没有IT的繁荣。”熊晓鸽说。
事情的另一面是，没有IT可能也没有VC的繁荣。
“风险投资投了之后总要退出，怎么退出？在新浪上市之前，几乎看不到这样的渠道。”倪正东说。
而2000年，新浪的上市则令外资VC看到了退出渠道。紧随其后的是网易和搜狐。
当时，中国境内网站能否到海外资本市场融资，一直受到国内电信主管部门的政策法规限制。2001年3月，新浪承诺根据信息产业部的要求修改招股说明书，其上市部分将不涉及境内的ICP资产，上市后筹资也不可参与对相关ICP资产的经营。新浪在国内的ICP业务另行成立一家中资持股公司独立运行。已有的外资部分另行组成一家为ICP提供设备及技术服务（ITP）的公司去上市。
由此，“新浪模式”造就了中国风险投资“两头在外”的模式，即“投资在外，退出在外”。接下来的几年，这种模式成为主流。
尽管不久之后，从美国引发的互联网泡沫蔓延至中国，使得刚刚露出繁荣迹象的风险投资随互联网一起进入寒冬。但经过了这一轮洗牌，两者才一道步入真正的繁荣期。
2004年盛大上市，为其投资人赛富亚洲赚取了14倍的高额回报。风险投资与互联网共同书写的创富神话开始令“风险投资”街知巷闻。
全球顶级VC也由此转变对中国的态度。他们1992年的“十年论断”，在2005年前后姗姗来迟。2004年起，硅谷银行带队，美国顶级VC开始大举踏足中国考察和试水，红杉、KPCB等都是这一时期在中国落子。
2005年，在中国的外资VC和私募基金的设立出现高潮，这时开始的VC大都具有自主决策权。
蛰伏
为防止热钱流入和外资在境内套利现象，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一系列政策对外资VC和PE进行了严格限制：2006年颁布的“10号文”和2007年的“106号文”封堵了境内企业以红筹方式在海外上市；2008年颁布的“142号文”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除另有规定外不得用于境内股权投资”，限制外资的投资行为。
外资VC由此进入了蛰伏期。
2008年下半年，红杉中国给自己投资的企业发了一封邮件，大意是说“冬天来了，你们要把现金都留好，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保存实力”。
当时，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活跃在中国的外资VC们。由于资金和退出的“两头在外”，融资渠道和退出都出现问题。到2009上半年国内股市开始回暖和在下半年推出创业板形成高潮时，纽约和其他主要市场还仍然处于寒冬，使得在国内活跃的外资VC在投资上有很多的后顾之忧。
“政策原因使得我们投资的时间偏长，人民币基金可能一两个星期就搞完了，但我们得几个月，而且人民币基金帮助企业上创业板比我们有优势，现在创业板市盈率很高，门槛比美国低很多。”熊晓鸽分析说。
“在创业板上市的这些企业，大多数是传统行业，从他们的财务状况来说，不仅满足创业板上市条件，很多也满足中小板条件，可见监管部门审批严格。”熊晓鸽对本刊记者说。
在他看来，创业板的上市条件和机制对于高科技型的创业企业来说恐怕还是高不可攀。“创业板推出之前我曾经说过，如果早点推出，那百度、腾讯这样的企业就不会在境外上市了，但现在我却觉得，如果创业板的机制不改变和调整，下一个拥有最新技术的公司，可能还是会出现在纳斯达克上。因为，纳斯达克是培育高科技企业的更好的土壤，而创业板被一些人视为提款机，这对企业和行业长期的发展极为不利。”
2009年11月，刚刚在不久前结束凯旋2亿美元一期基金融资的周志雄接连在香港和巴黎参加了两个LP（LimitedPartners，有限合伙人，国内通常称其为母基金）非常集中的会，令他嗅到了春天的气息。“随着美国股市形势逐渐变好，LP对中国的VC的投资热情突然改观，在2010年投资的预算和配额中，美国的配额在减少，欧洲的减少了很多，对亚洲的配额则保持或增加，其中，中国所占比例最多。”
……
风水轮流转。在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外资VC和本土VC正在经历着这个戏剧的时刻。
“你找一个律师楼帮我们把现在的海外结构改为国内结构吧。”一个月前，高原资本董事总经理涂鸿川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来自他投资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老总。
这着实让他有点郁闷。因为这个公司马上要到纳斯达克上市了，公司结构的改变，意味着这家公司想要放弃海外上市，转道国内。使其突然改弦更张的，正是创业板。
“他说你看创业板的市盈率多高啊，在全球哪个市场还能找得到？”涂鸿川一脸无奈。
曾经，在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只有“拿到美元基金的投资，去纳斯达克上市”才是金光大道。1999年前后，外资VC与中国互联网产业相伴崛起。随着2004年起盛大、携程、百度等企业登陆纳斯达克创造财富神话，当年曾被认为是“疯子、傻子”的VC在中国成为创业企业趋之若鹜的“财神”。
“创业板推出之前，主要是老外的钱在主导，而现在人民币基金也能做好这个事情了，并且实实在在地赚了很多钱。”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对《瞭望东方周刊》感慨道。就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熊晓鸽参加了他担任评委的“中国2009十大经济人物”颁奖礼，而中国本土创投的领头羊深创投董事长靳海涛是获奖人之一。
然而，经历了2005年的井喷式增长后，外资VC在中国带一点疯狂色彩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从2006年8月起，两头在外的“红筹模式”被基本堵死，2008年金融危机下，美国的VC和PE的投融资非常困难。而政府在鼓励风投和束紧行业监管之间徘徊，关于风投的管理办法迟迟没有出台，外资VC境遇越来越严峻。
1999年，外资VC与中国互联网产业相伴崛起。从1999年这个真正的中国风投元年至今，十年过去，在政策纠结和产业兴衰的交错之中一路走来，外资VC在中国遇到了“十年之痒”。
萌芽
从时间上说，中国风险投资的历史超过了20年。
1985年1月11日，中国第一家外资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企业投资公司在北京成立。不过，中国本土最早的一批风险投资公司大多为政府背景，为支持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生，从实际运作上讲，并不具备风险投资的实际意义和模式。
将成熟的风险投资模式引入中国的，正是以IDG为代表的一批外资VC：投资初创型的高科技企业，扶植其成长直至上市，VC功成身退。
IDG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VC。1993年6月，IDG和上海市科委合资的“太平洋技术创业投资（中国）基金”正式成立，基金规模为2000万美元。这是IDG在中国的第一只基金。
今天的IDG管理着25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而其成功投资案例包括了百度、搜狐、腾讯等中国最知名的互联网公司。IDG资本在中国的第一只基金年均回报36%以上，第二只基金甚至超过50%，已有数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超过100多倍。
然而有意思的是，作为来自美国的在中国最著名的VC，IDG在美国的主业却不是风险投资。在1991年11月加入IDG前，熊晓鸽的身份是记者，之前完全没有从事过风险投资行业，他对这一行业所有的认识来源于他对创业家和VC的采访。回忆起自己有些误打误撞的职业生涯，熊晓鸽曾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1992年，邓小平南巡。
当年，熊晓鸽还携IDG董事长麦戈文在深圳银湖宾馆组织了一次国际风险投资论坛，请来了美国几个知名VC考察中国市场。当时的中国，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财会和税收政策几乎一片空白，谁也不知道风险投资是什么。这些外资VC一致的看法是：要进入中国，恐怕还需10年时间。
1993年前后，中国各地方掀起科技园区的建设潮，伴随而来的是招商引资的狂热需求。熊晓鸽瞅准了这种机会，在1993年，代表IDG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由他担任总经理。之后，IDG又与北京科委和广东科委有了类似的合作。
“那时政策对外资有严格的规定，我们和科委是50%对50%的合资公司，投资企业时也是各占一半。由于我们不能直接投给企业，所以企业要拿出资产和我们的合资公司再办一个合资公司。当时政策规定，外资占25%以上的合资企业才能享受优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占25%以上，那中方合作伙伴也要占25%，加起来就是50%，实际上，企业的资金需求没这么大，他也并不想放弃50%的股权，而对我们做早期投资来说，也不适合。这种制度设计很大地制约了投资方与创业者双方的灵活性。”熊晓鸽说。
尽管如此，但囿于政策原因，这种合资模式在当时仍然是外资VC进入中国的主流通道。
混沌
1995前后，外资VC纷纷进入中国探路。软银、英特尔投资、霸菱亚洲等都是先行者。
而当时，包括熊晓鸽在内的一批中国最早的VC都是“外行”，大多有很强的技术背景。例如IDG的另外一位创始人周全是光纤专业的博士，而IDG合伙人章苏阳曾任贝尔公司的技术主管。
现为凯旋创投执行合伙人的周志雄在15年前也是从“外行”进入的投资行业。1995年，周志雄从美国回国，加入UT斯达康负责一个10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这笔钱来自软银，通过UT斯达康，软银间接在中国投资了一个中外合作公司。此前，周志雄在美国贝尔实验室担任项目管理工作，被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挖来管这笔钱。
“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因为1000万美元当时在国内是很大一笔数目，可以做很大的事。”为此，周志雄回到国内。工程师出身的他，此前没有任何管理经验。
“我们投资的项目是吉通公司，当时吉通是电子部特批的，根据当时规定，作为电信企业，外资只能投资，不允许经营。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管这个中外合作公司，而必须采取咨询合同的方式来协助管理。”周志雄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使得当时周志雄每次回到美国开会都要挨骂，美国的投资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投了这么多钱却什么都说了不算？”
由于我们投资的企业是电信企业，当时的规矩是投资人不允许直接参与管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在业务规划、运营管理、拓展及战略方向上帮很多的忙。“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以咨询的方式参与管理，曲线救国。结果与吉通的合作还不错，我们投资的钱完全用在刀刃上，我们退出时他们账面上还有很多钱。”
尽管在严格意义上说，吉通并非一个典型的投资案例，但也经历了条款谈判、尽职调查、投资、运营管理、退出这一完整的过程，对于周志雄来说，这是他在VC这个行业之前难得的经历。
“90年代投资中国的几乎都是企业在中国做一些尝试性的投资。很少有风险投资或私募基金。原因是没有机构赚钱的土壤和先例。你可以看到当时在中国做投资的人，大部分都是做企业出身的，基本上没有做风险投资出身的，10年以后，这些人成为了中国风险投资的主流。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的风险投资走了一条和美国、欧洲不同的路。他们当时最大的困惑是没有本地的决策权，要看着在美国的投资委员会的脸色行事。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和经济环境，他们了解的商务模式在中国不能投，在中国有潜力的模式他们看不懂，要说服他们很难。真正能成功的VC是拥有本地决策权的人，比如IDG，IDG也是在国内活跃的外资VC里最早做成合伙人制的团队。”周志雄说。
总体来说，在90年代的前几年，由于政策、退出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无法展开，与美国的风险投资差别明显。以IDG为例，其早期的合资基金最后清算下来，平均年收益率只有10%左右。
风险投资与互联网相伴相生
1998年，国内政策开始对风投业利好。
1998年3月，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的提案，主导者为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成思危也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同年，中国出台了相关法律，为引进美国风投业的有限合作制打开了闸门。
1999年，IDG抓住了这个机遇，改制成为中国第一家合伙制的VC。“我们想把国外的风险投资模式很专业地介绍到中国来。”熊晓鸽说。
1996年，张朝阳在美国拿到了天使投资回国创办了搜狐，1998年，IDG、英特尔投资等一批VC接着向搜狐注资。
“搜狐算是第一个趟地雷的，在荆棘之中趟出一条小路，让国内的企业家看到了风险投资怎么操作，如何退出，这是标志性的案例。”周志雄评价说。
在1998年前后，目睹美国互联网爆发的海归们捧着从美国拷贝的商业计划书疯狂寻找VC，中国的互联网泡泡越吹越大。
“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IT的投资占到投资的80%以上，甚至90%。我记得当年，哪个VC要投一个传统公司大家都在笑话你。”清科集团CEO倪正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没有VC就没有IT的繁荣。”熊晓鸽说。
事情的另一面是，没有IT可能也没有VC的繁荣。
“风险投资投了之后总要退出，怎么退出？在新浪上市之前，几乎看不到这样的渠道。”倪正东说。
而2000年，新浪的上市则令外资VC看到了退出渠道。紧随其后的是网易和搜狐。
当时，中国境内网站能否到海外资本市场融资，一直受到国内电信主管部门的政策法规限制。2001年3月，新浪承诺根据信息产业部的要求修改招股说明书，其上市部分将不涉及境内的ICP资产，上市后筹资也不可参与对相关ICP资产的经营。新浪在国内的ICP业务另行成立一家中资持股公司独立运行。已有的外资部分另行组成一家为ICP提供设备及技术服务（ITP）的公司去上市。
由此，“新浪模式”造就了中国风险投资“两头在外”的模式，即“投资在外，退出在外”。接下来的几年，这种模式成为主流。
尽管不久之后，从美国引发的互联网泡沫蔓延至中国，使得刚刚露出繁荣迹象的风险投资随互联网一起进入寒冬。但经过了这一轮洗牌，两者才一道步入真正的繁荣期。
2004年盛大上市，为其投资人赛富亚洲赚取了14倍的高额回报。风险投资与互联网共同书写的创富神话开始令“风险投资”街知巷闻。
全球顶级VC也由此转变对中国的态度。他们1992年的“十年论断”，在2005年前后姗姗来迟。2004年起，硅谷银行带队，美国顶级VC开始大举踏足中国考察和试水，红杉、KPCB等都是这一时期在中国落子。
2005年，在中国的外资VC和私募基金的设立出现高潮，这时开始的VC大都具有自主决策权。
蛰伏
为防止热钱流入和外资在境内套利现象，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一系列政策对外资VC和PE进行了严格限制：2006年颁布的“10号文”和2007年的“106号文”封堵了境内企业以红筹方式在海外上市；2008年颁布的“142号文”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除另有规定外不得用于境内股权投资”，限制外资的投资行为。
外资VC由此进入了蛰伏期。
2008年下半年，红杉中国给自己投资的企业发了一封邮件，大意是说“冬天来了，你们要把现金都留好，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保存实力”。
当时，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活跃在中国的外资VC们。由于资金和退出的“两头在外”，融资渠道和退出都出现问题。到2009上半年国内股市开始回暖和在下半年推出创业板形成高潮时，纽约和其他主要市场还仍然处于寒冬，使得在国内活跃的外资VC在投资上有很多的后顾之忧。
“政策原因使得我们投资的时间偏长，人民币基金可能一两个星期就搞完了，但我们得几个月，而且人民币基金帮助企业上创业板比我们有优势，现在创业板市盈率很高，门槛比美国低很多。”熊晓鸽分析说。
“在创业板上市的这些企业，大多数是传统行业，从他们的财务状况来说，不仅满足创业板上市条件，很多也满足中小板条件，可见监管部门审批严格。”熊晓鸽对本刊记者说。
在他看来，创业板的上市条件和机制对于高科技型的创业企业来说恐怕还是高不可攀。“创业板推出之前我曾经说过，如果早点推出，那百度、腾讯这样的企业就不会在境外上市了，但现在我却觉得，如果创业板的机制不改变和调整，下一个拥有最新技术的公司，可能还是会出现在纳斯达克上。因为，纳斯达克是培育高科技企业的更好的土壤，而创业板被一些人视为提款机，这对企业和行业长期的发展极为不利。”
2009年11月，刚刚在不久前结束凯旋2亿美元一期基金融资的周志雄接连在香港和巴黎参加了两个LP（LimitedPartners，有限合伙人，国内通常称其为母基金）非常集中的会，令他嗅到了春天的气息。“随着美国股市形势逐渐变好，LP对中国的VC的投资热情突然改观，在2010年投资的预算和配额中，美国的配额在减少，欧洲的减少了很多，对亚洲的配额则保持或增加，其中，中国所占比例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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