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第三层

　　纽约中心铁路公司以及纽黑文和哈特福德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们对着一大堆火车时刻表发誓：地铁只有两层。但我坚定地说有三层，因为我曾经到过中心站的第三层。

　　但他们都不相信，不得已，我只得找了一个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向他倾诉。我把中心站第三层的情况告诉他，他说那是梦幻现象、不祥之兆。听到这话后，我的妻子路易莎差点发疯。医生还解释道：现代世界充满了恐惧、战争、忧虑等因素，而你想逃避现实。

　　那倒也是。但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想逃避生活，他们为什么就没有溜达到中心站的第三层呢？不过我的朋友们倒是很赞同医生的看法。

　　比如，在他们的眼中，我集邮的爱好就是出于“对现实的暂时逃避。”他们并不知道，是我的祖父让我集邮的，可我的祖父根本不需要逃避现实———他那个时代很和平。我收集的邮票相当可观，美国发行的四张一组的邮票我几乎全有，还有首日封呢。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下班后匆匆忙忙地往公寓赶。我决定到中心站去坐地铁，因为地铁比公共汽车要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叫查利，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今年31岁。我从范德比尔特大街拐进中心站，顺阶梯而下到了第一层。接着我又走下另一个阶梯，到了第二层，郊区列车从一个拱门进出，开向地铁，消失在地下。

　　我进出中心站已经有好几百次了，但是我经常发现新的门、楼梯和走廊。有一次，我走进一条大约一公里长的地道，出来时竟然到了罗斯福旅馆的门厅里。还有一次我从第四十六街的一座办公大楼里出来，过了三条街。

　　有时候我认为，中心站就像一棵树，不断生长出新的走廊和楼梯，就如不断长出树根一样。也许有一条谁都不知道的长地道，正在这座城市底下摸索通往泰晤士广场的道路，也可能另一条正逐渐通向中心公园。

　　也许我也是这样进入那条地道的……但我从来没把这个想法告诉那位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

　　突然我觉得脚下的那条走廊开始向左拐，向下斜。我顿时觉得有点不对头，但还是继续往前走，周围似乎只听得到我自己走路时空落落的脚步声。

　　后来，我听到前面有一种低沉的喧闹声，还有人在谈话，这说明前面有开阔地带。地道猛然往左拐，我走下一段短短的阶梯，来到了中心站的第三层。

　　开始以为自己又回到了第二层，但我看出那个地方比较小，售票窗口也比较少，中间的询问亭是木头做的，外形很老式。询问亭里的人戴着绿色眼罩和又长又黑的袖套，里面灯光暗淡，忽明忽暗。后来我明白了，那都是有焰煤气灯。地板上摆着铜痰盂。

　　突然一道闪光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有一个人从他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金表。我往四周一看，发现车站里每个人的穿着都是1890年前后的模样———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样式的旧时代衣服。

　　一个妇女从入口走进来，她穿一件羊腿形袖子的裙子，在她身后的铁轨上，我看到一台很小的有漏斗形烟囱的旧式火车头。我心里明白了。

　　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向一个报童走去，看了一下他脚边的那一叠报纸。是《世界报》，这种报纸已经停刊多年了。头条新闻刊载有关克利夫兰总统的消息。我又在公共图书馆档案室找到了那张报纸的头版，是1894年6月11日出版的。

　　我转向售票窗口，心里打起了小算盘：在中心站的第三层，路易莎和我就可以买到通往1894年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火车票而环游世界了。于是我要了两张到伊利诺斯州盖尔斯伯格的票。在1894年，夏夜有现在的两倍长，人们坐在草坪上，男人抽烟闲谈，女人摇动芭蕉扇，萤火虫到处飞来飞去，一派和平。那时候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20年，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40多年……

　　我的钱只够买两张单程票，当我数好钱抬起头时，售票员正盯着我：“先生，那不是钱。你想骗我吗？”一边还看了看身边的现金抽屉。抽屉里的钱都是些老式钞票，比我们现在所用的钱大一半，图案也不一样。我转过身，赶紧顺着进去的那条路出来。

　　第二天午饭时，我从银行里取出三百美元，买了旧式货币（这件事使我那位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大为担心）。旧钞票几乎在每一家硬币商店都可以买到，但价格会缩水。我的三百美元还买不到二百元的旧式美钞，可我并不在乎。

　　从那以后，虽然我常常去找通向中心站第三层的走廊，可是再也没有找到过。当我把这一切告诉路易莎时，她很担心我的状况，所以并不赞同我去找第三层。不久以后，我真的再也没找到那个神秘的地下铁的第三层，于是我的兴趣又回到集邮上来。

　　但现在我们两个人又一起找起第三层来了，因为我们有证据说明第三层依然存在———我的朋友萨姆·韦纳失踪了，我有点怀疑，因为萨姆在城市长大，我常常对他讲有关盖尔斯伯格（我就是在那里上的学）的情况，他总是说他喜欢那个地方。他一定是去那里了，错不了。他逃到1894年去了。

　　一天晚上，我在摆弄邮集时发现，当一枚新邮票刚刚发行时，集邮者马上买它几枚，在出售邮票的头一天给自己寄信，邮戳可以证明邮寄日期。这种信封就叫首日封。这种信封是从来不打开的，信封里只放白纸。

　　那天晚上，在我保存最久的一批首日封中，我发现有一个信封是不应该放在里面的。它之所以被放在那里，是因为这封信是某人从他的家乡盖尔斯伯格给我的祖父寄来的。从1894年7月18日起，它就放在里面了，而我却完全不记得这回事。邮票是六分的，暗褐色，上面印着加菲尔德总统像。祖父接到这封信后，自然就把它放进了他的邮集，再也没有动过它———直到我把它打开为止。

　　信封里的纸不是空白的，上面写道：伊利诺斯州盖尔斯伯格威拉德街941号1894年7月18日查利：开始我只希望你的话是真的，后来我确认你的话是真的了。我真的找到了第三层！我来这里已经两个星期了。此刻，我在和我住同一条街的戴利家里；有人在弹钢琴，他们全都跑到前面的游廊上唱“送内利回家”。他们请我喝柠檬汁。查利和路易莎，你们也来吧。不找到第三层决不罢休！请你们相信我，第三层是值得你们去找的！

　　纸条上的签名是萨姆。

　　在我常去的那家邮票和硬币商店里，店主告诉萨姆买了八百美元的旧货币。这笔钱应该够他做干草、饲料和粮食小生意了。他过去常常说他很希望能做这样的生意。

　　在1894年的伊利诺斯州盖尔斯伯格，他确实不能再干他的老行当了。他的老行当是什么呢？告诉你吧，萨姆就是我的朋友———那位精神病医生。

　　文杰克·芬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