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求职卧底大冒险

　　【√】“卧底是一个年轻人的大冒险，那篇文章已经顺带完成了警醒别人不要被传销组织蒙蔽的任务，我还是要回归正常的生活，比如，找个工作。”张强说

　　查阅市面上所有关于传销的书籍，在贴吧里搜寻关于卧底各种传销机构的帖子，在手机里记录当地公安局的电话、以“老大”为名留存并设置为快速拨号……这一系列工作在23岁的江苏大学船舶设计专业学生张强的手上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抱着猎奇的心态，伪装成一个对传销抱有充分信心的拥趸，并全身而退，将卧底经历化为近3万字的《卧底传销圈》真名实姓地发表在人人网上，一时大红大紫。

　　与《卧底传销圈》一文中略带调侃与轻松的文风不同，与记者谈话的张强比较慎重，每句话出口都要琢磨几秒钟。“其实现在想想，自己确实很冒险，卧底前做的准备经不起推敲，卧底时的对策一个不慎就真把自己搭进去了。尤其是以真实身份公布卧底经历，很容易引来报复。”张强说。

　　现在，他已经将自己个人页面上的文章删除，同时尽量减少在媒体上的曝光。“卧底是一个年轻人的大冒险，那篇文章已经顺带完成了警醒别人不要被传销组织蒙蔽的任务，我还是要回归正常的生活，比如，找个工作。”张强说。

　　漂流瓶里来的鱼饵

　　卧底传销圈，正因工作而起。张强所学的船舶设计专业，就业率并不差，但他觉得，毕业后去船厂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做别的工作，究竟做些什么呢？如果选择创业，启动资金从哪里来呢？为此，他一直有些发愁。

　　9月初，他正在自己的出租屋里，打发选课前的空白时光，这时，一个来自苏州的漂流瓶恰好回应了他“想睡不能睡，伤不起”的牢骚。

　　回复他信息的，是一个姓陆的女孩，从头像上看，这个女孩长发飘飘，带着一副大大的眼镜，比较有“萌”的感觉。张强不咸不淡地和她聊了两句，女孩却不知不觉间把话题引到了工作上。

　　“陆说自己在投资做生意，并突然问我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年纪小就要多出去看看，现在合肥到处都在投资，我可以过去，她带我看看。”张强回忆说。

　　张强客套地回复说可以去看看，心里却不以为然，但陆又强调，他过来什么都不用带，自己会包他吃住，大概用5、6天的时间了解生意，这时，张强突然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传销组织。

　　“我会这么想，一方面是我问了她好几次是做什么生意的，她都告诉我过来看就知道了。如果是正当生意，应该不会这么遮遮掩掩。另一方面是，她说的时间差不多是一周，而传销组织需要给新进成员的洗脑时间差不多也是一周。所以，我觉得，她十有八九是做传销的。”张强分析说。

　　可是，张强心里还是抱有一点小小的希望，如果有一丁点的可能对方做的是正当生意，那自己可能把握住了一个就业的机会。

　　9月10日，张强正式回复陆要去合肥看一看。在走前，他恶补了关于洗脑党的知识，还拿上了一个素描本，想顺路画一画景色，“就当旅游了”；在收拾钱时，想起对方先前强调了不用带钱来，于是客随主便，连钱包都不要了，只带了现金300元不到作路费，以及一张存款不足500元的工行卡，还有一张身份证。“我心想就算你骗了，就这么多，你看着办吧。”

　　此外，他还记录了两个当地传销报警电话，一个是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一个是合肥市工商局打传办的。考虑到手机万一被没收，张强在存储的时候，联系人姓名分别写的是老大和老二。

　　“我还把老爸老妈等亲戚的称呼全部改成了姓名，就算手机上缴第一时间他们也不能得知我是有准备的，并且敲诈勒索我的亲人，当然这是他们破罐子破摔的情况下了，也是我最坏的打算。”张强说。

　　最后，他在人人网的状态上发了一条，“若周日我没上人人网发状态，我可能被困合肥传销圈子了，请有心人报警，号码没变” ，接着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赴鸿门宴去了。

　　第一波攻势：洗脑传销制度

　　接待张强的陆并没有照片里那么好看，这是张强来到合肥的第一感觉。和陆一起迎接张强的，还有一个名为“花姐”的女人，张强将其不善的长相形容为“苦瓜夜叉”，到卧底结束后，张强回顾整个过程，花姐应该是传销组织应对他的总协调和直接负责人。

　　9月12日，张强在合肥的第一个白天，陆和花姐带着他去往滨湖区，一路上都在夸赞合肥的经济发展如何迅速，并指着几个区域，暗示这里的发展和一些“看不到”的生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一天，陆和花姐花钱的随意给张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打车的时候从不让司机找零，看电影会买最贵的套餐什么的，对学生来说，是挺吓人的。”张强回忆。

　　或许是认为张强对合肥和自身的富裕有了充分的认识，第二天，陆和花姐将张强带到了洗脑第一站，由金小姐讲述自己的“生意”到底是什么。金小姐的出现，反而打碎了张强心里小小的希望。“她一开口，我就发现，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传销。”

　　按照金小姐的说法，“生意”是1998年由国务院副总理从国外引进的，目的是“解决工农兵学商的就业问题，撬动民间闲散资金，促进地方经济，培养一批有胆识有能力的现代化商人，从而抵制外国商品打造民族品牌”。

　　张强尽量保持着认真倾听的态度，这引起了金小姐的夸赞，称“一般人听到这就吓跑了”，并详细描述了如何用69800元赚到1040万元。69800元的入股要求可以分割为500元（产品钱）+3300元（一股价格）*21（最低份额）=69800元。

　　金小姐引用的内容，就是传销组织最常见的“五级三晋”制。“五级”指的是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和高级业务员（又称老总），区分标准就是所谓完成的“投资”份额数，一个份额为3300元，五个等级分别是：1-2份、3-9份、10-64份、65-599份、600份以上。

　　“三晋”是业务员到主任，主任到经理，经理到老总。当然，晋级也是需要条件的：实习业务员晋升为业务组长，再晋升为业务主任，只要销售的产品份额达到就可以晋升，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除销售产品的份额必须达到，也必须培养出两名直接的业务主任；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则要培养出三名直接的业务经理。

　　按照金小姐的解释，在2-3年时间内，如果每个月不停发展下线抽成，确实可以从不到7万元拿到1400多万。但是张强很清楚，除了500元不知是什么的产品，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商品交易，而只靠钱和钱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生意”的，金小姐的计算方式也只是理想化的获利结果。但为安全起见，他不但随声附和，还用“正态分布”之类的术语显示自己很懂行，并留下金小姐演算的稿纸称后期继续研究。

　　金小姐很满意，又留了几个问题让他思考，比如“生意合法么”、“和国家宏观调控有何关系”。

　　走出金小姐家，花姐突然提问：“你不觉得这个生意哪里不对劲儿么？”张强作出迷茫状回答：“没有啊，我觉得有很多亮点。”在花姐的笑容里，张强觉得自己后背上都是冷汗。

　　第二波攻势：成员现身说法

　　从金小姐家出去，陆和花姐带着张强走进了洗脑第二站——梁先生家。

　　在和梁先生闲聊的过程中，张强发觉陆和花姐一直不发一言地盯着他，鉴于刚刚花姐的试探，张强可以肯定，她们是在察言观色自己是否已经被洗脑，这让他不由得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

　　和金小姐大谈生意经的套路不同，梁先生走的是温情路线，现身说法“生意”和传销的不同。

　　梁先生说到他的同学，被人骗去两广地带说是做传销，同学的父亲又和梁家人很熟悉，就请自己想办法去救人。期间他的同学受尽了虐待，比如说二十多个人住在一间套房，每天吃的大锅饭犹如猪食，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外出等等。

　　说到这儿，张强马上表示恍然大悟：“哦哦，原来真正的传销是如此的非人性啊。”梁先生指着自己现在住的地方说：“你看，我们这边住得好吃得好，来去自由，根本不是一回事。”

　　举了反例之后，梁先生开始举正例。

　　把他的同学解救出来之后，另一个朋友说带梁先生来看生意，他也就跟着去了，听了个开头就以为这个是传销，对方劝说先来看几天“生意”，不满意再走也不迟，不行就当是来合肥玩了几天就好了等等，才耐心地看下来的。看下来之后就不同了，发现这个“生意”非常的真实，于是果断加入了进来。

　　举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正反例子，梁先生也不忘从国家的角度举例。

　　他就着金小姐“国务院副总理引进”的理论，提及了当年引进这种模式的时候，随合同一起进入大陆市场的是国外40家销售商，还说中国公开打击传销的时候吃了国际法庭的官司赔了很多的钱，后来又不得不按照合同重新开放这种经营模式。现在可见的商家比如说安利、完美、玫琳凯等等。

　　听到这里，张强忍住心里的喜感没有笑出来，他明白，梁先生是在偷换概念。安利、完美等品牌确实在使用一些传销的形式，但是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存在商品交易的，也就是说顾客花钱了，是拿到价值与价格相符合的劳动产品的。而传销的过程中根本没有价值相符合的商品在流通，所以就是一个单纯的钱的流通，而这种流通是从下一级流到了上一级，层层剥削，永远是最下层的业务员最吃亏。

　　不过，他依然没有表示出反驳的意思。“饶有兴趣地听、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我对付传销组织洗脑的法宝。”张强回忆说。

　　第三波攻势：合法性与国家支持

　　走过第二波洗脑攻势的张强，最怕的依然是花姐的质疑。“我和她在这两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可以说是被时刻监视着，如果松懈一点就会被发现。于是我只能天天乐呵呵的，还总和她们开玩笑，偶尔做顿饭，可花姐的目光还是让我觉得自己被看透了。我急于脱身，我决定当晚就行动。”张强回忆说。

　　不过，在他脱身前，第三波的洗脑又开始了，这次是声称当过兵的王先生向他灌输“生意”的合法性。

　　在洗脑前，依然是双方的寒暄，听说王先生是江苏人，张强立即“老乡”不离口，他事后归纳，传销组织和自己的态度都热情友善得很厉害。互相试探与试好，反而比认清传销组织的虚假更耗费心力。

　　王先生的论点是，合肥的国家经济开发区，看似都是一片片民房，那每年的税收从何而来，就是他们的“生意”，呼应着金小姐最初的论调，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需求。这个不叫做传销，叫做多级分层销售，甚至是大美利坚的“富人俱乐部”。他的观点和梁先生之前和张强说的部分内容一致，就是说，原本传销是个很好的体系，不过被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给用坏了，现在运行的是个纪律严明的体系，是国家指导的。后期又有一位岑小姐用国家对这种“生意”明面打击、侧面支持来总结。

　　也许是觉得这些证明这个“生意”是合法的还不够，于是王某就从钱的流通方式和电话集团网向张强一一强调。

　　他说，这个“生意”的所有流程没有现金参与，完全是通过国家四大银行互相转账实现，“异地操作”则是防止地方官商痞勾结独占资源。如果全国各地都往合肥一个地方汇钱69800元， “银监会”肯定会发现其中猫腻并冻结账户，那么肯定早就做不起来了。最后当了老总拿到那么多钱的时候，会颁发一个银监会盖章的合法说明，因此绝不违法。

　　再者，王先生自己从事的行业的内部用的联通集团网是无限扩充的一个集团网，称为振华网。他强调说，一个集团网要申请是需要通过相关部门审核的，如果从事违法活动肯定审批不下来，万部以上手机的集团网更是需要国家级的四大部门审核，其中除了工信部甚至还有国家安全局。这个网里的手机打到外省只要一分钱一分钟，而在本地却是1分5一分钟，这也是为了满足“异地操作”的要求。

　　不负有反传销和反洗钱职责的银监会，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振华网，让张强对传销组织的编造能力感到乏味。不过，从陆和花姐的炫富看管，到金小姐的制度介绍，从梁先生的现身说法，到王先生的合法解释，张强逐步意识到，“传销组织的洗脑并不是单调的重复，而是一环扣一环的陷阱，每个人只负责洗脑工作的一个分支，但彼此又互相呼应。他们之所以把洗脑时间定在一周左右，是因为越到最后，说服我的成功率就越高。如果我每天听进去一点点，第一天的成功率是10%，到第三天就上升到50%了。”

　　全身而退

　　经过这一波波的洗脑，张强在晚餐后找到了机会。在餐后散步时，花姐试探性地问张强是否要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张强漫不经心地表示不用，但当花姐离开后，张强对陆表示，是该给家人打个电话。他拨亮手机又迅速关掉屏幕，作出电话接通形状，大声喊道：“什么？真的假的！”“你怎么不早和我说？”

　　作势挂掉电话后，张强摆出满腹心事的表情，在陆问询之下，才不情愿地说出他的太公病重了。

　　花姐回来后听到他太公病重的消息，脸色立刻就变得难看起来，坚持要他再待两天再走。张强万般推脱时，花姐丢出一枚炸弹：“你怕了？”

　　张强抬眼看了花姐一下，装傻问了一句：“怕什么了啊？”然后又低下头，花姐的那种目光盯得他很不自在，就像是审问犯人一样。花姐语气加强了一下：“怕被洗脑吧。”张强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花姐直接主动把窗户纸捅破了，以为对方要作出什么人身伤害的事情，连连解释道：“有什么好怕的啊，只是家里突然有急事，谁没事找事说呢。”

　　花姐反问道：“你刚才都不敢直视我的眼睛，难免让人觉得心虚。人心隔肚皮。而且像你这样打电话说家里人出事了的人又不占少数，最痛恨这种人了，要走就走吧，还咒自己家里人死，这种人就应该自己出事才对。”虽然张强的太公的确已经去世了，不怕她们多说什么，但张强听了花姐这番话其实也很生气，于是就死盯着花姐说：“真的有事，万一耽误了我见太公最后一眼，肯定会懊恼的，如果这个情绪带到这边的工作中，肯定对大家都不好。”

　　花姐看张强态度强硬，就说了几句软话，但是还是没有松口放人。

　　张强抱着第二天一定要走的心态，在花姐离开以后，还大着胆子向陆要来这几天被洗脑时每个人随手写的“讲课资料”。“我想既然都来了，就一定要留下证据，没想到这个资料差点被花姐发现，她可能看到我去意已决，提防我拿走书面的东西，和我聊天的时候一直在摸我的包是否有笔记本电脑，是否拿了她们的资料。晚上睡觉时，我趁她们不注意拍下了资料的内容，我知道就算这几页原稿在身上，也很有可能带不出去。”张强说。

　　第二天，在陆与花姐的屡次拖沓与劝说下，张强还是硬顶着踏上了回江苏的火车，并根据记忆和照片，写下了《卧底传销圈》的日志。

　　几天工夫里，这篇日志在张强人人网主页上的阅读量达到了几万，转发不计其数。有几家电视媒体采访了张强，他的脸一直被马赛克遮蔽。这种“出名”并没有让张强觉得高兴，经过几个月的沉淀，他的心态有所变化，真实的卧底经历并不像日志里那样的轻松，来自家人朋友甚至警察的警告更让他后怕连连。

　　“现在只想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像警察说的那样，希望大学生不要效仿我的例子，危险系数太高了。”张强说。

　　（文中张强为化名）

　　《方圆》记者 唐姗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