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15日，身染重病的宋振庭，自忖来日无多，为了却一桩心事，抱病给夏衍先生写了一封情凄意切的信。信中坦陈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整得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自责再三，只求获得夏老（夏衍时年八十四岁）一语宽宥。对自己曾经伤及的另外两位文化人亦予以致歉，言词恳切，其“病废之余，黄泉在望，唯此一念在怀，吐之而后快……”，读来令人泪下。
宋振庭，1921年生，少年时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华北联合大学等单位屡履教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东北日报》编辑、主编，延吉市委书记、延边地委书记。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吉林省政府文化处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委文教部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1979年调任中央党校教育长、校务委员会常委、顾问，曾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这样一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知识分子，不死于战乱，不殒于敌牢，已是难得的人生大幸。不幸在和平时期奉“斗争哲学”之命，卷入一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民族自戕运动，亲历冤狱密布、法治荡然、人人自危的政治运动中。宋振庭痛定思痛，回首前尘，百感交集。
夏衍先生的回信，既婉言抚慰宋振庭的负疚之心，又列举建国后封建残余继续为患的诸多事实，辩因检理，丝丝入扣：“足下大病之余，总以安心静养为好，病中苛责自己对康复不利。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我们这些人也真的认为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早已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巍然不动’。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禇赣生 邹益编《告白人间——名人遗书》杭州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90-291页）
夏衍先生不唯安慰病者心绪，解析国难缘由，也不讳剖白自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左”跟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都有”（夏衍原话）的前愆，大跃进时期更是“头脑发热”（同上）。如此深刻反思，既是劝导宋振庭“觉今是而昨非即可，没有忏悔的必要”（同上）。同时也表达了世无完人，孰能无过的唯物史观与自我批评的豁达态度。这对宋振庭病体的康复，无疑是有益的。
两位早期的同志，中期的对头，暮年的知己，过了怎样一段“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惊涛骇浪的岁月，也许不必对外人说了，因为众多有着类似经历的过来人，都会为世事的变幻莫测深长思之。
人生苦短。醒悟之后，重新唤回那久违的善意与真诚，又何尝不是一种高风亮节？夏、宋两位人中翘楚，均已先后故去，谨望他们记录在案的“痛史”，不被后人所淡忘。
【原载2013年11月15日《湘声报·读书沧桑》】
周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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