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过会到江南，而且一待就是好几年。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身不由己。
我出生在农村，那时候的天很蓝很蓝。日子总是过得平淡如水，没有半点波澜。
小学在离村子很远的一个小镇上，每天要走很长很长的土路才能到达。要是碰上下雨天，路上就全是泥巴，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过去。可是，不管什么时候回忆起来，却总是非常甜蜜，连艰苦的影子都找不见。我周而复始地走在泥土路上，一直走了6年。
90年代初，我升入中学。学校在离小镇更远的县城里。
从村庄到县城，一切都变得异常新鲜，不管是周围同学的穿着还是言谈举止，都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试图融入到他们的圈子，但是我发现我很难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后来，我在语文课本里读到，这叫生活背景决定论。
当我第一次在课堂上被问到“你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我清楚记得我的整个脑子是混沌没有知觉的，而教室里很多同学的声音在耳边此起彼伏——“我想当科学家！”“我要当医生！”“我想成为作家！”……这是我第一次在理想面前束手无策，我甚至都不知道它的真实面目，它为什么而来，将去何方。
高二时，我想到要出门远行。这是在那年春天某节地理课上，我望着窗外淡蓝色的天空时突如其来的触动。当时所有的中心，都聚焦在升学问题上。学校和社会都不允许学生有半点非分之想。理想，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惊人地一致——考上重点大学。
或许很多人默认了这种人生模式下的特有规律，无论贫穷还是富贵。
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隔壁班的女同学从宿舍顶楼跳楼，死因很简单，男朋友重新找了一个家境显贵的女孩。而当时，我正在为交纳学费的事情犯愁。刚入学时，是父亲东挪西凑，勉强凑齐了学费，才顺利入学。但是第二年，父亲赋闲在家，断了经济来源，学费就没了着落。纵使我利用所有空余的时间去校外兼职，距离学费的天文数字，依然遥遥无期。
大四毕业那年，学校毅然地扣留了我的毕业证书，因为学费没有缴清。正当我踌躇无措时，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凑足了那一笔对于家里来说近乎天文数字的学费。当他把那一叠钞票递到我手里时，我突然有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不是钱重，而是父亲一瞬间苍老了10年的错觉，让我恍若隔世。他什么话也没说，就默默地走了。很多年以来，这种眼神的交流成了我和他之间最直接凛冽的语言。
我以为找工作无非两条，一是专业技术，二是兴趣特长。而我所依靠的，也只能是这两条。毕业前一个月，我被武汉一家网络公司录用，做文案策划。而我的第一份工作维持了不到10天，就转到了浙江绍兴一家民营企业。
进入职场后，我所面临的窘迫更胜过从前。这种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的差异，成为我与周围同事之间非常清晰的界线。如果说我以前嫌弃过家庭出身，那么现在，我反倒庆幸我的农村出身，因为在伤痕累累中，我可以依然寻求着贴近土地，保持内心纯净的理想。
只是身处职场，我必须选择妥协，必须接受其中所有的挫折和规则。我用了半年的时间，去寻找其中的突破口，尽量让自己表现得谦卑，以此捍卫内心深处的执著理想。
我亲身实践了当年我在高二上地理课时想要出门远行的念头。如果说踏上江南只是一个遥远的梦，那它也是在夹缝里求生存的一个梦，终将满身伤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红尘洗礼。
(韩世平摘自《当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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