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间,我会随手拨响那个稔熟于心的电话。一般是他先接,她随后跟过来,在边上一迭声问,谁的?待得知是我的,话筒往往会被她抢了去。两句问候过后,照例要“参他一本”——如竹筒倒豆似的,争先恐后溜出来,都是些绿豆芝麻般大小的事。他自然不服,于是辩解,于是远距离里,我会听到他和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吵。
他们的生活里现在离不开吵了,他变得像个任性的孩子,她则像个受不了点点委屈的小女孩。为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总要吵上半天。重重复复,无休无止,仿佛他们的生命是因吵架而存在。
有时听烦了,我假装很生气地斥责一句:你们可不可以让我的耳根清静清静?也不过两秒钟的噤声,她会小声对我嘟囔,他老欺负她。我仿佛都能看见她那楚楚可怜的神态举止。
我心软了,就转而责怪他,你干吗老欺负她?他听了,梗着脖子说,谁欺负她了?是她欺负我!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我管了几次,反倒让他们吵得更欢了,他们就像两个迷恋于演戏的演员,因有了我这个听众,一腔一板,更为热烈起来。我也就懒得管了,一任他们在我耳边争来吵去。吵到最后,她会认真地红了眼圈,抹了一把泪。他看到她的泪掉下来,这才有些慌了,转而哄她。那哄人的方式也特别好玩,像生气的青蛙般地鼓了眼睛,狠狠说了一句,以后吃饭的碗都归我洗。发誓似的。她便抽泣着笑起来。
那一日,他下田劳作时被蛇咬伤,腿子肿得厉害,送医院被着着实实折磨一番——挑筋放血。血汩汩流出来,她在一旁吓坏了,大哭。他皱着眉骂,哭什么哭?烦不烦人?我又死不了。他话里一个“死”字让她大为恼火,怎么可以说那个字呢?她立即和他吵得翻天覆地。一边的医生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俩,然后打着哈哈对他说,这吵架比止痛药还灵啊,腿子怕是不疼了吧?他们对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才住了嘴。
为了节省住院费,他不顾她的责骂,坚决回家休养,在家里挂点滴。他在床上躺了整整12天,家里里里外外都靠她一个人撑着了,本来就挺瘦弱的身子,越发变得瘦弱起来。他看了心疼。一次夜间要喝水,他没叫她,自己强忍着下床,一下子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她迅捷惊醒,下床扶起他。她责怪他没叫她,他强调他自己能行,一场激烈的吵骂就又开场了。
远在珠海那个适宜观光的城市,我给他们打电话,想给他们描绘一番那个城市的美。他惊讶于我去了那么远的地方,那是他和她今生都未到过的地方啊。他便认为我很有出息了,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瞬间骄傲得话语都在颤抖;她在一旁,也跟着骄傲,却只字不提家里的变故、自身的艰难。
我得知他被蛇咬伤,还是从她告的“状”中听出来的。她说,他又欺负我了,明明不能下床,却逞强,摔到地上,我好心扶他起来,说他两句,他却又骂我手脚笨。他争着辩解,就是笨嘛,叫她学着换瓶盐水都不会。于是他们又吵起来。这一次,我握着电话,很认真地听。眼前海水铺展,波澜起伏,像极了我的心情。
最终是他警醒的,他说,这电话是长途呢。她的责备声立即起了,说,你怎么不早说?该破费多少钱?然后不等我说话,就挂了电话。我知道,接下来,他们又将有一场吵架。
他们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母亲。父亲66岁,母亲64岁。
(周瑞瑞摘自《现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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