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脆弱：如何爱上风

　　反脆弱性超越了复原力或强韧性。复原力能让事物抵抗冲击，保持原状；反脆弱性则让事物变得更好。它具有任何与时俱进事物的特质

　　风会熄灭蜡烛，却能使火越烧越旺。

　　对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混沌也是一样：你要利用它们，而不是躲避它们。你要成为火，渴望得到风的吹抚。这总结了我对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明确态度。

　　我们不只是希望从不确定性中存活下来，或仅仅是战胜不确定性。除了从不确定性中存活下来，我们更希望像罗马斯多葛学派的某一分支，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我们的使命是驯化、主宰，甚至征服那些看不见的、不透明的和难以解释的事物。

　　那么，该怎么做呢？

　　反脆弱性让事物变得更好

　　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不过，尽管这一现象无处不在，我们还是没有一个词能够用来形容脆弱性的这个对立面。所以，不妨叫它反脆弱性吧。

　　反脆弱性超越了复原力或强韧性。复原力能让事物抵抗冲击，保持原状；反脆弱性则让事物变得更好。它具有任何与时俱进事物的特质：进化、文化、观念、革命、政治制度、技术创新、文化和经济的成功、企业的生存，美食食谱（比如，鸡汤或加入一滴干邑葡萄酒的鞑靼牛排），还有城市、文化、法律制度的兴起、赤道雨林的生长和细菌耐药性的增长等。反脆弱性决定了有生命的有机体或复杂体（比如人体）与无生命的物体（比如办公桌上的订书机）之间的区别。

　　反脆弱性偏好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它也偏好错误。反脆弱性有一个奇特的属性，它能帮助我们应对未知的事情，解决我们不了解的问题，而且非常有效。让我说得更直白些：由于有了反脆弱性，我们做的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好。我宁愿做愚钝但具有反脆弱性的人，也不做极其聪明但脆弱的人。

　　我们很容易看到周围有一些偏好压力和波动性的事物，如经济系统、你的身体、你的营养（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病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饮食缺乏随机性，缺乏偶尔挨饿带来的压力）、你的心灵，甚至还有极具反脆弱性的金融合约---它们本质上就是要从市场的波动中获益。

　　反脆弱性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脆弱性。正如不减少疾病我们就无法改善健康，不减少损失我们就无法增加财富，反脆弱性和脆弱性是同一波谱上的不同波段。

　　现代化的悲剧：反脆弱性被剥夺

　　最重要的是，如果反脆弱性是所有幸存下来的自然系统的特征，那么剥夺这些系统的波动性、随机性和压力源反而会伤害它们。它们将会变弱、死亡或崩溃。

　　我们一直在通过压制随机性和波动性来削弱经济、我们的健康、政治生活、教育，甚至几乎所有的东西…… 正如在床上躺一个月（最好是手上有一本未删节版的《战争与和平》或者《黑道家族》全部86集的碟片）会导致肌肉萎缩，复杂系统在被剥夺压力源的情况下会被削弱，甚至被扼杀。现代的结构化社会大多正以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机制（被称为“苏联—哈佛派谬见”）伤害着我们：它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侵犯了系统的反脆弱性。

　　这是现代化的悲剧，正如极为焦虑、过度保护子女的父母。那些试图帮助我们的人往往会对我们造成最大的伤害。

　　如果说一切自上而下的东西都会使人们变得脆弱，并且阻碍反脆弱和成长，那么一切自下而上的事物在适量的压力和混乱下反而能够蓬勃发展。发现（或创新，或技术进步）的过程本身就取决于能增进反脆弱的自由探索和积极的冒险，而非正规的教育。

　　如果缺乏“切身利益”，就会成为社会最大的脆弱性制造者和最大的危机制造者。

　　一些人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实现反脆弱性，也就是说，他们从波动性、变化和混乱中实现有利结果，而将他人暴露于损失或伤害的不利因素下。这种以别人的脆弱为代价而取得自己的反脆弱性的行为是很隐蔽的。

　　此外，我们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日益复杂的现代制度和政治事务，这些“危及他人的重大风险”很容易被隐瞒。

　　过去，甘冒风险的人才会位高权重，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承受损失，而英雄则是那些为了他人的利益承受损失的人，如今，情况却完全相反。我们正目睹一群反面“英雄”人物的涌现，他们多为政府官员、银行家、或者只知道借他人名气自抬身价，参加达沃斯会议的成员，以及权力过大的学者。这群人不会承受真正的损失，也不受问责制的约束。他们将整个系统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公民却要为其埋单。

　　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非冒险者，也就是施加重大控制力而个人却不承担风险的人。

　　他们忘记了一条最主要的道德法则：你不应该为了获得反脆弱性，而牺牲别人的脆弱。

　　“黑天鹅问题”

　　我想快乐地生活在一个我不了解的世界里。

　　黑天鹅事件（寓指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能改变一切。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前，17世纪之前的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但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崩溃了。从次贷危机到东南亚海啸，从9.11事件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黑天鹅”存在于各个领域，无论金融市场、商业、经济还是个人生活。---编者）是造成广泛、严重后果的不可预知的、不定期发生的大规模事件。对某些观察者来说，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它们的发生，这种人通常被称为“火鸡”，因为他们对这些事件完全没有预期，并会受到这些事件的伤害。

　　我已经说过，历史其实大部分源于黑天鹅事件，但我们关心的却是如何微调我们对普通事件的了解，因此我们不断地开发模型、理论或表述方式，可是，这些东西不可能跟踪黑天鹅事件，或者衡量这些冲击的发生概率。

　　黑天鹅绑架了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感到自己“差不多”或“几乎”预测到了它们，因为它们都是可以进行回溯性解释的。由于存在可预测性错觉，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黑天鹅事件对生活的影响。现实生活远比我们记忆中的生活更加错综复杂---我们的头脑倾向于将历史以更平稳和更线性的状态呈现出来，这导致我们低估了随机性。

　　一旦我们看到随机事件时，心生畏惧并反应过度。在逃避这种恐惧以及对秩序的渴求中，一些人类建立的系统往往会打乱事物的隐性逻辑，结果导致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当你寻求秩序，你得到的不过是表面的秩序；而当你拥抱随机性，你却能把握秩序、掌控局面。

　　人造的复杂系统往往会引发失控的连锁反应，它会减少甚至消除可预测性，并导致特大事件。因此，现代世界的技术性知识可能会不断地增加，但矛盾的是，它也会使事情变得更加不可预测。现在，由于人为因素的增加，以及我们逐渐地远离了先祖和自然的模式，加上林林总总的设计复杂性削弱了强韧性，以至于黑天鹅的影响在进一步增加。

　　此外，我们成为一种新型疾病的受害者，即“新事物狂热症”，它使我们建立起面对黑天鹅事件时会表现得极其脆弱的系统，却自以为实现了所谓的“进步”。

　　自然是管理黑天鹅的高手

　　黑天鹅问题有一个恼人方面，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核心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问题，即罕见事件的发生概率根本是不可计算的。我们对百年洪灾的了解远低于5年洪灾---模型的误差在涉及小概率事件时会成倍增长。事件越罕见，越难以追踪，我们对其发生频率的了解就越少。然而，事件越罕见，参与预测、建模和在会议上用花哨的演示文件陈述其计算方程式的“科学家”们却显得越有信心。

　　得益于反脆弱性，大自然是管理罕见事件的最好专家，也是管理黑天鹅事件的高手；几十亿年来，它成功地演变进化到今天，而无须任何由常青藤盟校培养出来的，并由某个研究委员会任命的主任给出命令和控制指令。

　　反脆弱性不仅仅是黑天鹅事件的解决方案，了解它还会使我们从理智上不那么害怕接受一个事实：黑天鹅事件对历史、技术、知识以及所有事情的发展都有存在的必要。

　　仅有强韧性还不足够

　　大自然不只是“安全”的，它还能积极地进行破坏和更替、选择和重组。每当随机事件发生时，仅仅做到“强韧”显然还不够好。从长远来看，哪怕只有一点点瑕疵的东西也会被无情的岁月所摧毁，但我们的地球却已经运转了大约40亿年了，很显然，仅仅依靠强韧性是完全无法办到的：你得需要多完美的强韧性才能阻止一个裂缝最终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鉴于不可能存在这样完美的强韧性，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不断利用（而非逃避）随机事件、不可预测的冲击、压力和波动实现自我再生的机制。

　　从长远来看，反脆弱性往往能从预测误差中受益。如果按照这个理念下结论，那么很多从随机性中受益的事物如今应该主宰世界了，而受随机性伤害的事物就应该消失。

　　嗯，其实现实也确实如此。我们一直有这样的错觉，认为这个世界的运转有赖于规划设计、大学研究和政府机构的资金支持，但是我们有非常显著的证据表明，这只是一个错觉，我称为“教鸟儿如何飞行”。技术是反脆弱性的结果，是冒险者们通过自由探索和反复试错产生的，但这些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的设计过程却大多不为人所知。许多东西都是由工程师和能工巧匠们发明的，不过，历史却是由学者撰写的；我希望我们能修正对增长、创新以及诸如此类事情的历史诠释。

　　“脆弱推手”

　　我们的想法是，不要去干扰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的主张却恰好相反。

　　“脆弱推手”属于那些通常西装革履，甚至周五也会如此穿着的人；他们是听到你的笑话后依然冷若冰霜的人；而且由于常常坐在桌前办公，或乘坐飞机、研读报纸，年纪轻轻就会颈椎患疾。他们经常参与一种奇怪的仪式，这种仪式通常被称为“会议”。除了这些特质，他还默认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或者他不理解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从根本上说，他往往将未知的一切误认为不存在。

　　“脆弱推手”往往陷入“苏联–哈佛派谬见”，即不科学地高估科学知识的能量。秉持这种谬见的人就是所谓的天真的理性主义者、合理化者，或有时被叫做合理理性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事情背后的原因是可以自动显现的。

　　我们不要混淆“合理化”与“理性”这两个概念---它们几乎完全相反。物理学之外，一般在复杂的领域里，事物背后的原因往往很难让我们看清，对“脆弱推手”来说更是如此。自然事物可不会在用户手册里宣传自己，但这个特性并不构成障碍：出于他们脑中对“科学”的界定，一些“脆弱推手”会聚在一起写用户手册。

　　正是因为这些“脆弱推手”的存在，现代文化对生活中神秘的、难以解释的、尼采称之为“酒神式思维”的事物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无视的态度。

　　总之，“脆弱推手”会促使你卷入政策和行动等各类人为的事情之中，这些事情带给你的利益虽小但是看得到，而副作用可能十分严重却看不到。

　　我们可以看到，医学界的“脆弱推手”会否认人体自愈的自然能力，而进行过度干预，给病人开可能有严重副作用的药物；政策“脆弱推手”（干预主义者和社会规划者）把经济误当作需要他们来修理的洗衣机，结果反而把经济搞垮了；心理学“脆弱推手”用药物治疗孩子，以“提高”他们的智力和情绪；金融界“脆弱推手”让人们使用的“风险”模型却破坏了银行系统；军事“脆弱推手”搅乱了复杂系统；预测“脆弱推手”则让你冒更大的风险。脆弱派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

　　事实上，政治话语中往往缺乏一个概念。政治家在他们的演讲、目标和承诺中往往着眼于“复原力”、“强韧性”等保守概念，却从未提到过反脆弱性，并且在此过程中遏制了成长和发展的机制。

　　越简单越好

　　与人们的观点相反，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不需要复杂的管理机制和法规，以及错综复杂的政策。事实上，越简单越好。复杂机制会导致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由于缺乏透明度，干预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接着是对结果中“不可预测”的方面致歉，然后再度出手干预来纠正衍生影响，结果又派生出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反应，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糟糕。

　　然而，在现代生活中，简单的做法一直难以实现，因为它有违某些努力寻求复杂化以证明其工作合理性的人所秉持的精神。

　　少即是多，而且通常更有效。因此，我会制定极少量的技巧、指令和禁令来说明，如何生活在一个我们并不明白的世界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才能不害怕周旋于我们显然不明白的事情之中，以及更主要的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与这些事情共舞。

　　更好的做法是，我们怎么才能正视自己的无知，不因作为人类而感到羞愧，而是感到积极和自豪？但是，这可能需要我们作出一些结构性的改变。

　　我建议制定一个路线图以修正我们的人造系统，简简单单地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展。

　　但简单并非那么容易达到。史蒂夫·乔布斯就认识到：“你必须努力理顺你的思维，才能使其简单明了。”阿拉伯人用一句话来形容清晰明了的散文：没有清晰的理解，就写不出清晰的文章。

　　文 | 【美】塔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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