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詹的无奈

　　8月下旬，以印度和印尼股市大跌代表的“新兴市场魔咒”已经出现。所谓“新兴市场魔咒”，意味着一旦美国结束QE（或者缓慢退出）、经济真正转好，全球资金就开始猛烈回流美国，那么新兴市场的“廉价资本时代”就结束了。大量资金被抽走，本币被抛售。印尼盾和印度卢比的汇率惨跌就是这个结果。资金收缩之后，国债利率就会走高，利率上升又打击股市，这幅情景是非常典型的传导过程。

　　有意思的是，在印度货币危机的前夕，拉詹（Raghuram Rajan）成为印度央行行长，拉詹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担任过IMF首席经济学家。印度，虽然是个比中国穷得多的国家，但是却“奋然”生产了很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阿玛蒂尔.森、巴格瓦蒂、Arvind Panagariya以及拉詹等等。拉詹是近年来最火的经济学家，他曾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写了一篇学术文章，意思是美国的金融创新让风险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当时他孤独地对抗学术界。学术界主流意见是，金融创新让“大块”风险被分散了，就像格林斯潘说的那样“一块糖融在了水里”。最终，拉詹对了，他是唯一一个学术界的夜莺，提示了黑暗，让人们记住了他的歌声。金融危机之后，他还写了一本《断层线》的书，系统解释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

　　但是，这位洞察危机的高手，上任央行行长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很少有人想到。拉詹说，目前印度经济的问题，货币政策是无法解决的，甚至货币政策的作用非常小。印度经济界一片哗然，这意味着拉詹撇清了自己，“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用，我不会比我的前任Subbarao先生更有办法。”

　　为什么拉詹这么无奈？我相信，就连中国很多自由经济学家都没想到印度被搞成这个样子。还记得北大周其仁教授大肆吹嘘的“辛格革命”？印度首相辛格曾经对“许可证制”开刀——那时候他是财政部长，用激进的自由化方式启动了印度的经济，被认为是“邓小平式改革”。周其仁喋喋不休地说，印度改革比中国深入。显然，这很扯。

　　当了首相的辛格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尖刻地说，无所作为。既没有像中国那样热衷于基建投资，也没有顾虑新印度商人阶层的创新动力。即使这么无能，《经济学人》杂志还不断进行了肉麻的吹捧，认为“大象会比龙”跑得快。

　　现在所有一切都要现形了。辛格和他的团队在解决劳动力自由化和土地法律现代化上面，比中国差远了。中国人整天怪土地产权只有70年，但印度的土地转让还是没有保障的；中国劳动力可以到处流动，寻找打工机会，而印度则有各种地方和传统上的流动限制。印度大部分农村人都没有参与现代化的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个人口大国竟然没发展起来），只有一些孤立的孟买式城邦经济和新技术产业。

　　用一个国家的眼光来设定货币数量，只不过驱动的是几个城邦的增长，所以印度货币量一直投得过多过猛，印度长期同两位数的通胀搏斗，即使经济回落这么大，到了5%的十年最低位，但通胀7月份还是处于9.64%的水平，赤字占GDP的比重大约是4.8%。低迷的增长、极高的通胀和很大的赤字，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更不要说，城市强奸案、全国大停电，给印度人带来的心理挫伤。

　　“拉詹的无奈”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缩影，一些有改革抱负的技术性官僚上台，但是给他的摊子之复杂，远远超出了他的脑力。在中国，“拉詹的无奈”也大面积存在，中国现在的经济官僚都比前任更懂一些经济知识，嘴里讲出的术语渐多起来。但是有知识无勇气，有技术无胆略。只要政策稍微伤筋动骨一点，一些利益人士的抱怨大一点，这些经济官僚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可怕的“连锁负面反应”，从而降低了改革的动作，或者幻想存在着大家都能接受的改革动作，管这种无伤大雅的叫“改革红利”。

　　因为懂了一点，反而更加害怕，这就是“拉詹的无奈”。

　　文/唐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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