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误读下的中国时刻
- 来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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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3-15 10:00
文|本刊记者 罗屿
有这样一张经典的肖像照--延安时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瘦。它不知被刊印多少次，家喻户晓。这张照片究竟出自谁之手？原来拍照之人是因《红星照耀中国》而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
1936年10月，富于冒险精神、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斯诺完成了3个多月的陕北秘密之行，回到北平，他带回了大批采访素材，包括毛泽东和他的长谈，还有他随后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组让西方人震撼不已的名为《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的图片，前面提到的那幅照片便是其中之一。
延安时的毛泽东蓄长发，不爱戴帽，照片上的八角帽竟是斯诺拍照时特意为他戴上的。这幅肖像，让当年好奇的西方人终于见到了“神秘”的红军领袖。不过，1937年《生活》杂志在刊发这张照片时配文却十分简略，“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
西方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评价、打量中国，1930年代的《生活》周刊不是第一个。几百年来，一代代西方人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在中国走过。旅行家、冒险家、考古家、商人、传教士、侵略者、政治家、记者……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中国的想象，客观的、偏激的、善良的、恶意的，在他们带有个人色彩的叙说中，中国也被赋予了不同面貌。
从天堂到地狱
在最初走进中国的西方人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可曾于1275年至1292年随父亲和叔父来到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和器重，忽必烈特留马可·波罗为侍从，在中国各地为其探寻奇闻异事，再回宫秉报。马可能讲蒙、汉、波斯等4种语言，在中国游历17年，回国后写出蜚声数个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而他在书中描写起中国来，最爱使用的形容词便是“伟大”。
或许，正是由于马可·波罗把中国塑造得辉煌、壮观，梦幻得近乎天方夜谭，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心怀对魅力乌托邦的向往，开始了中国之旅。值得一提的是，航海家哥伦布也是众多寻梦者之一。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中国大汗的国书开始了首次西航。当然，他的随身行李里，少不了那本他做了366个批注的《马可·波罗游记》，只可惜他以为正确、便捷的西行航线，一路把他送到了美洲大陆。
大多数寻梦人，还是比哥伦布幸运的，比如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利玛窦顺利到达他向往已久的中国。出发前，利玛窦虽对 “美好中国”做了不少心理铺垫，但到达后他仍震惊了--“这里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海里鱼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宽得可以叫做小海……”为了描述这个与众不同的大帝国，利玛窦写了很多信回国，晚年时，还写出了一本《利玛窦中国札记》。
然而，利玛窦在《札记》中却有所保留，他并没有详细描写中国皇帝，原因是1585年万历皇帝就将自己封闭在了宫中，终日与宫女、太监们厮混，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而其他如利玛窦一样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著书介绍这一古老帝国时，几乎也都没有提到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其他一系列“不美好”、“不梦幻”的中国历史。
可以说，正是传教士们集体创造了一个上下和谐的东方伊甸园，以至于1734年被“专制君主”赶得四处流亡的伏尔泰曾专门写诗：“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 1755年，伏尔泰编写的《中国孤儿》在巴黎国家剧院公演。某场演出中，年已70的作家还上台扮作他心中“似神一般”的成吉思汗。
把中国君主与圣贤明神画上等号的不止伏尔泰一人。1768年春天，法王路易十五亲自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扶起了犁，以学习中国皇帝进行“耕田大典”，1769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表演了这一犁地仪式，1770年，路易十五再次操犁上场，以表现自己是一位关心农业、关心子民的贤君。
不过，如果路易十五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一定不会如此尽心竭力地模仿中国皇帝。距他操犁耕地不过20余年，1793年，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在出使中国后，便把一个“行将覆灭”的东方形象传达给了西方。马戛尔尼此次出访本是“为英国商品打开中国贸易市场”，只可惜被乾隆皇帝傲慢地拒绝了。愤怒、羞愧的马戛尔尼回到祖国后，诏告天下：中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封闭妇女，残害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
马戛尔尼的评判，让欧洲人感觉，多年来他们居然屈服于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这让他们痛觉奇耻大辱。“现在该是让中国人名誉扫地的时候了！”报复的情绪，连同帝国主义的种族征服意识，导致“以武力教训中国”成为当时欧洲的主流之声。这些声音，似乎已预示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国作家德昆西曾在《1840年中英鸦片问题》中为“鸦片战争”辩护：“(鸦片战争)标志着文明推进的进程，知识与科学之光将穿透阴霾，照亮地球上这片最暗的地方。”
然而事实是，这场战争让当年的中国不仅未被 “知识科学之光”照亮，反而在帝国主义的摧毁之下，更为灰暗崩溃。一位19世纪美国历史学家就曾这样记录：“中国在英国军队面前彻底溃败，以及不愿接受西方的干预和西方的观念，使得它从被尊敬和钦佩的地位，滑至被蔑视的地位……他们突然发现了他们原来认为的，与它的辉煌完全相反的弱点，一种新的印象遍及了美国和欧洲--中国是颓废的、垂死的，她已从昔日的灿烂堕落了。”
《时代》中国
或许，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走上了被西方“妖魔化”之路。及至20世纪后，对于绝大多数西方人而言，中国仍只是一个“贫穷落后，无关紧要的陌生国度”，“男人留着辫子”，“马甲穿在衣服外面”，“局促不安时挠脚不挠头”。
然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不乏对中国充满好感的另类。多年前，耶鲁大学的一位美国学生就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啊！给我一副担子，走向那绵延起伏的山路，去追寻当年的开拓者。告别了，上海江边停泊的轮船，还有那古老的篷帆。当风雹骤紧十月之后，我们将重新见面。……”
这首诗的作者亨利·卢斯少时曾随传道士父亲在中国生活，而多年后，他创建了强大的出版帝国--《时代》周刊，而他也借此把自己对中国的“偏好”，散播到了整个美国乃至西方。
因为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决定了卢斯在日本侵略中国后明显同情中国。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的援华委员会并率先捐款，还到处游说和发表演讲进行募捐。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时代》上撰写社论，强调美国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
为了再塑中国在美国民众中的“美好”形象，卢斯甚至设计出一种“中美相似”的宣传观念。1938年6月13日的《时代》杂志中就曾有文章这样介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人在攻克了中国的波士顿（北京）、纽约（上海）和华盛顿（南京）后，正在向中国的芝加哥（武汉）进发。”与此相仿，广东常常被比照为潮湿、闷热的新奥尔良，外蒙古则被认为相当于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领土。
虽不像父亲一样是位传道士，但卢斯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正是这种宗教信仰，某种程度影响了卢斯对世界格局、中国局势的判断，以及《时代》周刊的倾向--20世纪20至50年代，卢斯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偏好。
“一个肩负着复兴中国大任的基督教国王”--这是《时代》对蒋介石的定位，而他的发迹史则被报道成一个很适合美国公众口味的“灰姑娘”的故事：蒋介石是一位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统治者，他与孙中山结识后，便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为中国实现民主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他面对压力从不屈服，一直和“一群企图分裂中国的将军、元帅、同僚及自由的冒险者”进行着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一个一流的斗士，并使他手下的人都对他心悦诚服”。
1936年《时代》对“西安事变”的报道，更是展现了蒋介石“圣徒”一般的动人特质：“抽大烟的邪恶之徒张学良与匪首杨虎城绑架了为这个民族带来民主与基督精神的国家领袖，而即便是在被囚禁的艰苦日子里，蒋介石仍然每日早上的5点30分准时起床诵读《圣经》激励自己，他感觉自己就像耶稣在旷野中的那四十个日夜，他也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领导中国走出苦难。”
与《时代》相映成章的，是美国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这家自19世纪中期创刊，历经150余年仍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领袖位置的报纸，至少在1854年就有电文从晚清的北京传至遥远的纽约。最初，《纽约时报》关注中国多是受“好奇心”驱使，毕竟晚清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帝制遭遇质疑，神秘封闭的东方老大逐渐沦为“东亚病夫”。
而正是最初时《纽约时报》所体现出的这种“好奇”，几乎成了西方媒体“打量”中国时，一以贯之的精神延续，但其“打量”的方法倒是不断更新--在间谍卫星被美国普遍使用的20世纪末，美国媒体会利用卫星得出“结论”--“那个神秘国度领土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不过有时卫星也会错报--80年代时，曾有西方媒体说，“根据间谍卫星的观测，中国南部有1500余座不明建筑物，它是一个核基地群。”很遗憾，“核基地群”不过是中国客家土楼，多年后，它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惊叹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即便有时会看走眼，但西方媒体研究与观察中国的热情却始终不减。在资讯并不发达的20世纪末，使用卫星侦察只是极端手段，仔细研读中国报刊才是日常功课。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某位领导人出现的次数来判断他是否生病，当年西方报道中多个关于毛泽东生病的不实消息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时的西方媒体人，一定会羡慕他们的后辈。不过短短几十年，而今西方人了解中国显然不用苦苦求索，互联网已然打开了一扇窗。只可惜，我们仍会看到想象式与偏见式的西方报道。这种报道无论有意无意，毕竟和报道者的意识形态脱不开干系。意识的转变，是个浩大工程。这样看来，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似乎又是同一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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