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上空飘散的“五四”遗风
- 来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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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3-15 11:13
白马诗社，这个被忽略的文学群体，某种程度却是“五四”精神在海外的延续，是海外学子家国情怀的寄托
文｜邓炘炘
2009年10月26日，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去世于美国旧金山家中。消息传入国内，引起史学界巨大震动。唐德刚在中国大陆地区以作家、口述历史学家闻名，他的《胡适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梅兰芳传稿》、《史学与红学》等著作广受好评。但鲜有人知的是，唐德刚还是一位活跃的新诗诗人。有人估计，唐德刚生前大概“有诗三百首”，不过唐自己觉得，“没那么多，但我想一百首上下大致是有的”。
所谓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为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提到新诗，不可略过胡适。胡适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坚决提倡白话文的是他，率先以现代汉语书面语写新诗的也是他。唐德刚和胡适是有些渊源的，虽不是胡适正式教过的学生，但也算是私淑弟子。上世纪50年代初，闲居纽约的胡适，常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看书报，与在那里工作的唐德刚成为忘年之交。在一次闲谈中唐德刚问胡适：“什么叫做新诗？”胡适答说，新诗就是“要用有韵味的语文，写出你心里的意思，要避免陈词滥调，要不怕俗语俗字……”。
或许，唐德刚对新诗的热爱多少源自胡适的点拨。而1954年，由唐德刚等几个中国留学生在纽约自发组织的专写新诗的小社团 “白马文艺社”，也算是对“恩师”的某种回报。
恬淡无欲的业余组织
在中国知识分子“战后”于纽约成立的文艺团体中，最早的是林语堂于1951年创立的“天风社”，由其二女儿太乙主编《天风月刊》。唐德刚和太乙是哥伦比亚大学同学和好朋友，千字5美金的稿酬吸引着他和其他“多产作家”踊跃尝试新诗、小说、散文、传记和随笔等多种体裁。
可惜，林语堂因应聘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之职，全家离开纽约，“天风社”被迫结束。唐德刚索性牵头组织了“白马文艺社”，约几个住在纽约爱好文艺的人周末相聚，谈文说艺。
“白马文艺社”中，“白马”取玄奘白马印度取经之意，特加上“文艺”二字，为防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被人误会作别的理解。“白马社”没有会章、口号和入社资格，存在的年月也不过四五年，却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白话新诗发展史上独特的一笔，它也长久地留在了当年那些白马社友的心底。
唐德刚在其回忆胡适的文章中，就多次把“白马社”写了进去--“它是个不声不响的朋友们之间的纯友谊小组织。它没有20年代‘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乃至后来‘新月派’、‘语丝派’那种挺胸膛、拍脯子十分自负的习气。它也没有30年代‘左联’那种‘怨诽而乱’的满肚皮不平之气。它只是个恬淡无欲的业余组织。它和它前辈那些文艺组织的不同之点是前者是职业性的，后者是非职业性的。职业性的就有欲，非职业性的就无欲。在美学上，无欲的形象比有欲的形象就要美得多了。”
“白马社”成立后，胡适对其产生了极大兴趣。如唐德刚所说，胡适关注和喜欢“白马社”，毫无名利可图，只是性情和兴趣使然。“胡先生喜欢读新诗、谈新诗和批评新诗。而白马同仁竟是一字号的新诗起家。”“林先生去后，胡先生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前辈和导师。”
据唐德刚后来回忆，当年“白马社”成员中，最得胡适赞许的要算入社时仅二十出头的女诗人心笛（浦丽琳）。30年代初，心笛生于北京清华园，在南京和台湾上中学，1950年赴美读大学，先在新英格兰，1954年转往纽约。大学期间，心笛就用此笔名，向《少年中国晨报》（旧金山版）投稿。心笛的诗在报上刊出后，恰好被胡适读到，胡适曾通过报社给心笛转来一封鼓励她的英文信。报社编者转信时，建议心笛写信向胡适致谢并“拜胡先生为老师”。心笛接信后既感激又不安，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没有资格去“打扰”先生，几次提笔，又数度放下，那封“致谢兼拜师”的信最终没有写成和发出。此后多年间，心笛与胡适在不同场合都有过几次短暂见面，她每次都得到亲切鼓励：“你写得很好，要多写写，该多写写”，“把你的稿子整理整理，拿来给我看看，可以出一个集子”。
在“白马社”还未成立时，胡适有天拿出《少年中国晨报》上刊登的心笛的小诗让唐德刚读。那时唐并不认识心笛，倒很喜欢诗人心里的意思。他觉得诗中，“有爱、有恨，想家，也忧国，有微笑，有暗泣，充满着矛盾、充满着情思，一股脑倾斜在那些小诗中，写得恬淡新奇，把新诗老祖宗胡适读得笑眯眯。”唐德刚后来还曾把这段故事写进为心笛诗集《贝壳》（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所作的长篇诗序中。
心笛入“白马社”，大概与胡适早前对她诗歌的欣赏和推荐有关。多年以来，心笛不仅对胡适的恩泽深记于心，同时也对唐德刚颇为敬重。2009年末唐德刚辞世，心笛撰文感慨：“斯人已逝，一切皆成绝响，好在书在文在。唐教授对我的新诗鼓励极大，他是我诗路上的知音与贵人。”
结在异域的诗果，何其凋零
作为“白马生活”的亲历者，如今年近80的心笛，其心底对往事的美好记忆，几乎成了今人了解“白马社”仅存的一扇窗。近些年来，心笛也多次撰文，回忆当年那些诗友。
心笛记得，最早的白马社友不过6人。“仅有顾献樑 、唐德刚、何灵琰、马仰兰、艾山（林振述）和我。” 而后来以《五四运动史》一书闻名中外的周策纵教授那时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做研究，他听到“白马社”写新诗的消息后，有时竟远道搭火车来参加聚会，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又一匹白马。心笛还记得，“‘白马社’开始没多久，波士顿的黄克孙领先带女友参加了我们的小小聚会。耶鲁大学的诗人黄伯飞不久也参加了‘白马社’，后来与会的人多了，有蔡宝瑜、鹿桥、周文中、王方宇、陈其宽等人。”
每到周末，“白马社”的成员们便乘车辗转汇集到曼哈顿80街上一个朋友开的小店中。“几把椅子围坐，开始时连杯茶都没的喝，厚着脸皮彼此朗诵各式各样的新诗。”心笛常坐在屋角，静静地听，看“他们”吵吵闹闹。那时的心笛把每周参加“白马会”，看成和赴教堂礼拜没有两样。“社友都是极有才华的人，虽然当时尚无名气，却都是有实质的人士。”
1959年秋，心笛搬去新加坡的南洋大学，“白马社”似也开始疏散起来。后来她自新加坡再度回到美国，忙于生活，只感觉“白马社”岁月“一如隔世”，“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过去，是太久太远的人与事了。”然而，“白马社”的社友们却没有忘记这个“把诗写得恬淡新奇”的小姑娘，那时心笛的父亲浦薛凤应邀在美国大学教书，在参加学术研究会议的场合，昔日“白马社”的成员总向他问起心笛的消息。1977年冬，一份台湾寄给父亲的《传记文学》杂志，被邮局转到心笛家。“打开封套，信手翻开，我的笔名与旧作两首，映入眼中。竟是唐德刚教授写的《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那篇文章。”
其实，在心笛心底除了对胡适、唐德刚感念至深，“白马社”中的周策纵教授也被她视作难得的良师益友。两人还曾合编过一本《白马社新诗选--纽约楼客》，该书于2004年在台湾出版，收录了艾山、黄伯飞、周策纵、李经（卢飞白）、唐德刚、心笛六位当年诗社成员的280余首新诗。
《纽约楼客》能够最终出版，其间的波折与艰辛唯有当事人自知。其实，50年代中后期，时任白马社长的顾献樑曾应聘赴台，和唐德刚商量，想在台湾出版一本白马同仁的新诗合集，于是唐交上自己的诗稿。不料此事后来流产，诗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据心笛回忆，周策纵教授在1980年代也有意编撰一本《海外新诗钞》。只因教学与研究极忙，出书之事被搁浅。一直到了1998年，当周策纵得知心笛任职的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藏书并不丰富、有待发展时，竟把他珍贵的中文书近万册，全部捐赠出来。周策纵、心笛，以及当时也迁居至南加州的黄伯飞教授，因这书缘在分别四十年后再次见面。再见到，心笛提议不如由她帮助周策纵整理完成“新诗诗集”。
出版社出版诗集，是无利可图的。于是，心笛向南加大图书馆申请了一笔奖助研究金来贴补费用，黄伯飞教授也协助申请到另一笔奖助金。付印前，心笛觉得应在《纽约楼客》上印周策纵为编审以示尊敬，“但周教授不肯，一定要印为合编。”一生写了不少好诗的周策纵，有生之年竟没结集出版过一本诗集。《纽约楼客》中收入他诗作七十一首，是首次将他大量的新诗放在读者前。然而，让心笛觉得遗憾的是，“他的《海燕》一诗被印漏了下半首。而唐德刚教授的新诗，很多也都散失了。”
笛声悠长伴君行
如今，年近80岁的心笛仍在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任职。少有人知道她是诗人，更少有人知道她是当年“白马社”硕果仅存的成员。校园里，她总和来往的师生亲切打着招呼，言语亲雅自然。有人说，心笛身上那种传统诗人和文人气质多少源自当年“白马社”的熏陶。
几十年来，心笛一直默默写诗，也陆续出了几本诗集，虽流传不广，但心笛依然如故，慢慢地品，细细地思，静静地写，从未停笔。在旁人看来，诗歌只是心笛的“业余”爱好，她作诗也不过是利用生活的缝隙或边角--“在上下班的公路途中，有时车辆挤塞，行速慢或停停顿顿时，我往往会寻报纸，或抓起超级市场包菜物的纸口袋，七斜八歪地，把闪过心头的感想，零星地涂写下来。”
正是这种“自然而然”的写作方式，即便“脏碟碗催人老”的厨房，在心笛笔下也可变成不寻常的诗歌园地：“一只成天炒菜煮饭焦了底的锅，一架吸尘器、锅中翻滚的饺子、屋角的冰箱以及炉灶旁的厨妇，都可牵手时光、负担、单调或感叹等，径自迈步走进诗乡。”其实，心笛这种“由心而发”的“业余”写作，倒是和“白马社”的“纯友谊、非职业”一脉贯通--“业余”自然也“无欲”，故而能长久和延续。
多少年来，人们撰写海外华文文学史时，多将“白马社”漏掉，对其一无所知或忽视。于是有人感慨，好在心笛一直在写，从她的诗中，我们才有幸了解“白马社”所追求的“诗歌纯净的美感”，一如胡适所言--“用有韵味的语文，写心里的意思”。而这种追求，或可看作是“五四”精神在海外的绍续，亦是海外学子家国情怀的寄托。
冰心早年就曾评价过心笛诗歌中的家国情怀：“她用祖国的文字，像潺潺的流水般自由畅快地写出她心里的生活中的忙迫和因怀乡和寂寞而引起的淡淡的哀愁。她的《移植》中末一节就说：啊中国的幽兰/只放香在中国古老的土地/祖传的傲骨和气质/使你永感移植的苦凄。”
冰心是心笛父亲的老朋友，抗战胜利后在南京见过“这聪明俊俏的小姑娘”。相别三十多年后，1983年心笛随美国的访问团回国，特意拜访了冰心。1984年，心笛再次回国，专门在冰心家做客，她们朝夕相处了三个星期。1991年心笛的诗集《摺梦》在香港出版，冰心还曾为其撰写序言。
时光荏苒，近些年，眼见当年“白马社”的诗友周策纵、黄伯飞、唐德刚等人纷纷离世，哀伤的心笛也唯有以他们共同热爱的新诗表达对故人、对友情的深思追念：一个个/就这么不见了/像秋冬的落叶/冷雾里/回归大地//寒寒暑暑/匆匆忙忙/绿绿黄黄/跌跌落落/冷雾季节里/悄悄消失//曾点亮火光/唱动人的歌/高声笑过哭过/终空寂凋零/一个又一个/像秋冬的落叶/回归大地/没说再见……
还好，有默默写诗的心笛。在当年的白马一匹匹飞天而去后，“悠长的笛声”还可为中国新诗历史上被忽略的那片空白做一点交待，也正因此，才不至使其淹没于历史的尘埃。
心笛 诗海拾贝
《纽约楼客》：
大雨已至/风声烦凄/纽约的尘埃死不去/楼头旅客空泣//关在砖墙灰檐里/闹声杂乱不齐/铁门掩不住愁容/小窗吐不完叹息//风为何风/雨为何雨/人为何人/谜就是谜//恨就在/手摸不着天/脚也不常踩着地
《笛》：
年少时/曾爱用纸做只笛/在无人的林中/让稚心吹唱小曲//年长后/连年奔路倦与疲/笛儿闷不出声/静藏旅客行装里//如今是/气衰发灰日西移/取旧笛/轻试几声破曲
《贝壳》：
来自海底的深处/却沉默无言/褪了色的光彩/诉说着当年/浪涛冲淡的纹路上/仍倔示强坚/在沙粒闪烁的梦幻里/带我走近了海边
《散工后》：
硬街头/点着一二三四五个水龙头/失去荣耀的阴沟/吐着白气/没声没形没嗅//铁样的门锁着/铅样的窗关着/钢骨水泥墙围着/这是散工后纽约市的大楼//抬起头/一窄片死灰的天/朝前顾后/没树没鸟没狗
……
文｜邓炘炘
2009年10月26日，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去世于美国旧金山家中。消息传入国内，引起史学界巨大震动。唐德刚在中国大陆地区以作家、口述历史学家闻名，他的《胡适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梅兰芳传稿》、《史学与红学》等著作广受好评。但鲜有人知的是，唐德刚还是一位活跃的新诗诗人。有人估计，唐德刚生前大概“有诗三百首”，不过唐自己觉得，“没那么多，但我想一百首上下大致是有的”。
所谓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为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提到新诗，不可略过胡适。胡适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坚决提倡白话文的是他，率先以现代汉语书面语写新诗的也是他。唐德刚和胡适是有些渊源的，虽不是胡适正式教过的学生，但也算是私淑弟子。上世纪50年代初，闲居纽约的胡适，常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看书报，与在那里工作的唐德刚成为忘年之交。在一次闲谈中唐德刚问胡适：“什么叫做新诗？”胡适答说，新诗就是“要用有韵味的语文，写出你心里的意思，要避免陈词滥调，要不怕俗语俗字……”。
或许，唐德刚对新诗的热爱多少源自胡适的点拨。而1954年，由唐德刚等几个中国留学生在纽约自发组织的专写新诗的小社团 “白马文艺社”，也算是对“恩师”的某种回报。
恬淡无欲的业余组织
在中国知识分子“战后”于纽约成立的文艺团体中，最早的是林语堂于1951年创立的“天风社”，由其二女儿太乙主编《天风月刊》。唐德刚和太乙是哥伦比亚大学同学和好朋友，千字5美金的稿酬吸引着他和其他“多产作家”踊跃尝试新诗、小说、散文、传记和随笔等多种体裁。
可惜，林语堂因应聘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之职，全家离开纽约，“天风社”被迫结束。唐德刚索性牵头组织了“白马文艺社”，约几个住在纽约爱好文艺的人周末相聚，谈文说艺。
“白马文艺社”中，“白马”取玄奘白马印度取经之意，特加上“文艺”二字，为防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被人误会作别的理解。“白马社”没有会章、口号和入社资格，存在的年月也不过四五年，却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白话新诗发展史上独特的一笔，它也长久地留在了当年那些白马社友的心底。
唐德刚在其回忆胡适的文章中，就多次把“白马社”写了进去--“它是个不声不响的朋友们之间的纯友谊小组织。它没有20年代‘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乃至后来‘新月派’、‘语丝派’那种挺胸膛、拍脯子十分自负的习气。它也没有30年代‘左联’那种‘怨诽而乱’的满肚皮不平之气。它只是个恬淡无欲的业余组织。它和它前辈那些文艺组织的不同之点是前者是职业性的，后者是非职业性的。职业性的就有欲，非职业性的就无欲。在美学上，无欲的形象比有欲的形象就要美得多了。”
“白马社”成立后，胡适对其产生了极大兴趣。如唐德刚所说，胡适关注和喜欢“白马社”，毫无名利可图，只是性情和兴趣使然。“胡先生喜欢读新诗、谈新诗和批评新诗。而白马同仁竟是一字号的新诗起家。”“林先生去后，胡先生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前辈和导师。”
据唐德刚后来回忆，当年“白马社”成员中，最得胡适赞许的要算入社时仅二十出头的女诗人心笛（浦丽琳）。30年代初，心笛生于北京清华园，在南京和台湾上中学，1950年赴美读大学，先在新英格兰，1954年转往纽约。大学期间，心笛就用此笔名，向《少年中国晨报》（旧金山版）投稿。心笛的诗在报上刊出后，恰好被胡适读到，胡适曾通过报社给心笛转来一封鼓励她的英文信。报社编者转信时，建议心笛写信向胡适致谢并“拜胡先生为老师”。心笛接信后既感激又不安，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没有资格去“打扰”先生，几次提笔，又数度放下，那封“致谢兼拜师”的信最终没有写成和发出。此后多年间，心笛与胡适在不同场合都有过几次短暂见面，她每次都得到亲切鼓励：“你写得很好，要多写写，该多写写”，“把你的稿子整理整理，拿来给我看看，可以出一个集子”。
在“白马社”还未成立时，胡适有天拿出《少年中国晨报》上刊登的心笛的小诗让唐德刚读。那时唐并不认识心笛，倒很喜欢诗人心里的意思。他觉得诗中，“有爱、有恨，想家，也忧国，有微笑，有暗泣，充满着矛盾、充满着情思，一股脑倾斜在那些小诗中，写得恬淡新奇，把新诗老祖宗胡适读得笑眯眯。”唐德刚后来还曾把这段故事写进为心笛诗集《贝壳》（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所作的长篇诗序中。
心笛入“白马社”，大概与胡适早前对她诗歌的欣赏和推荐有关。多年以来，心笛不仅对胡适的恩泽深记于心，同时也对唐德刚颇为敬重。2009年末唐德刚辞世，心笛撰文感慨：“斯人已逝，一切皆成绝响，好在书在文在。唐教授对我的新诗鼓励极大，他是我诗路上的知音与贵人。”
结在异域的诗果，何其凋零
作为“白马生活”的亲历者，如今年近80的心笛，其心底对往事的美好记忆，几乎成了今人了解“白马社”仅存的一扇窗。近些年来，心笛也多次撰文，回忆当年那些诗友。
心笛记得，最早的白马社友不过6人。“仅有顾献樑 、唐德刚、何灵琰、马仰兰、艾山（林振述）和我。” 而后来以《五四运动史》一书闻名中外的周策纵教授那时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做研究，他听到“白马社”写新诗的消息后，有时竟远道搭火车来参加聚会，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又一匹白马。心笛还记得，“‘白马社’开始没多久，波士顿的黄克孙领先带女友参加了我们的小小聚会。耶鲁大学的诗人黄伯飞不久也参加了‘白马社’，后来与会的人多了，有蔡宝瑜、鹿桥、周文中、王方宇、陈其宽等人。”
每到周末，“白马社”的成员们便乘车辗转汇集到曼哈顿80街上一个朋友开的小店中。“几把椅子围坐，开始时连杯茶都没的喝，厚着脸皮彼此朗诵各式各样的新诗。”心笛常坐在屋角，静静地听，看“他们”吵吵闹闹。那时的心笛把每周参加“白马会”，看成和赴教堂礼拜没有两样。“社友都是极有才华的人，虽然当时尚无名气，却都是有实质的人士。”
1959年秋，心笛搬去新加坡的南洋大学，“白马社”似也开始疏散起来。后来她自新加坡再度回到美国，忙于生活，只感觉“白马社”岁月“一如隔世”，“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过去，是太久太远的人与事了。”然而，“白马社”的社友们却没有忘记这个“把诗写得恬淡新奇”的小姑娘，那时心笛的父亲浦薛凤应邀在美国大学教书，在参加学术研究会议的场合，昔日“白马社”的成员总向他问起心笛的消息。1977年冬，一份台湾寄给父亲的《传记文学》杂志，被邮局转到心笛家。“打开封套，信手翻开，我的笔名与旧作两首，映入眼中。竟是唐德刚教授写的《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那篇文章。”
其实，在心笛心底除了对胡适、唐德刚感念至深，“白马社”中的周策纵教授也被她视作难得的良师益友。两人还曾合编过一本《白马社新诗选--纽约楼客》，该书于2004年在台湾出版，收录了艾山、黄伯飞、周策纵、李经（卢飞白）、唐德刚、心笛六位当年诗社成员的280余首新诗。
《纽约楼客》能够最终出版，其间的波折与艰辛唯有当事人自知。其实，50年代中后期，时任白马社长的顾献樑曾应聘赴台，和唐德刚商量，想在台湾出版一本白马同仁的新诗合集，于是唐交上自己的诗稿。不料此事后来流产，诗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据心笛回忆，周策纵教授在1980年代也有意编撰一本《海外新诗钞》。只因教学与研究极忙，出书之事被搁浅。一直到了1998年，当周策纵得知心笛任职的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藏书并不丰富、有待发展时，竟把他珍贵的中文书近万册，全部捐赠出来。周策纵、心笛，以及当时也迁居至南加州的黄伯飞教授，因这书缘在分别四十年后再次见面。再见到，心笛提议不如由她帮助周策纵整理完成“新诗诗集”。
出版社出版诗集，是无利可图的。于是，心笛向南加大图书馆申请了一笔奖助研究金来贴补费用，黄伯飞教授也协助申请到另一笔奖助金。付印前，心笛觉得应在《纽约楼客》上印周策纵为编审以示尊敬，“但周教授不肯，一定要印为合编。”一生写了不少好诗的周策纵，有生之年竟没结集出版过一本诗集。《纽约楼客》中收入他诗作七十一首，是首次将他大量的新诗放在读者前。然而，让心笛觉得遗憾的是，“他的《海燕》一诗被印漏了下半首。而唐德刚教授的新诗，很多也都散失了。”
笛声悠长伴君行
如今，年近80岁的心笛仍在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任职。少有人知道她是诗人，更少有人知道她是当年“白马社”硕果仅存的成员。校园里，她总和来往的师生亲切打着招呼，言语亲雅自然。有人说，心笛身上那种传统诗人和文人气质多少源自当年“白马社”的熏陶。
几十年来，心笛一直默默写诗，也陆续出了几本诗集，虽流传不广，但心笛依然如故，慢慢地品，细细地思，静静地写，从未停笔。在旁人看来，诗歌只是心笛的“业余”爱好，她作诗也不过是利用生活的缝隙或边角--“在上下班的公路途中，有时车辆挤塞，行速慢或停停顿顿时，我往往会寻报纸，或抓起超级市场包菜物的纸口袋，七斜八歪地，把闪过心头的感想，零星地涂写下来。”
正是这种“自然而然”的写作方式，即便“脏碟碗催人老”的厨房，在心笛笔下也可变成不寻常的诗歌园地：“一只成天炒菜煮饭焦了底的锅，一架吸尘器、锅中翻滚的饺子、屋角的冰箱以及炉灶旁的厨妇，都可牵手时光、负担、单调或感叹等，径自迈步走进诗乡。”其实，心笛这种“由心而发”的“业余”写作，倒是和“白马社”的“纯友谊、非职业”一脉贯通--“业余”自然也“无欲”，故而能长久和延续。
多少年来，人们撰写海外华文文学史时，多将“白马社”漏掉，对其一无所知或忽视。于是有人感慨，好在心笛一直在写，从她的诗中，我们才有幸了解“白马社”所追求的“诗歌纯净的美感”，一如胡适所言--“用有韵味的语文，写心里的意思”。而这种追求，或可看作是“五四”精神在海外的绍续，亦是海外学子家国情怀的寄托。
冰心早年就曾评价过心笛诗歌中的家国情怀：“她用祖国的文字，像潺潺的流水般自由畅快地写出她心里的生活中的忙迫和因怀乡和寂寞而引起的淡淡的哀愁。她的《移植》中末一节就说：啊中国的幽兰/只放香在中国古老的土地/祖传的傲骨和气质/使你永感移植的苦凄。”
冰心是心笛父亲的老朋友，抗战胜利后在南京见过“这聪明俊俏的小姑娘”。相别三十多年后，1983年心笛随美国的访问团回国，特意拜访了冰心。1984年，心笛再次回国，专门在冰心家做客，她们朝夕相处了三个星期。1991年心笛的诗集《摺梦》在香港出版，冰心还曾为其撰写序言。
时光荏苒，近些年，眼见当年“白马社”的诗友周策纵、黄伯飞、唐德刚等人纷纷离世，哀伤的心笛也唯有以他们共同热爱的新诗表达对故人、对友情的深思追念：一个个/就这么不见了/像秋冬的落叶/冷雾里/回归大地//寒寒暑暑/匆匆忙忙/绿绿黄黄/跌跌落落/冷雾季节里/悄悄消失//曾点亮火光/唱动人的歌/高声笑过哭过/终空寂凋零/一个又一个/像秋冬的落叶/回归大地/没说再见……
还好，有默默写诗的心笛。在当年的白马一匹匹飞天而去后，“悠长的笛声”还可为中国新诗历史上被忽略的那片空白做一点交待，也正因此，才不至使其淹没于历史的尘埃。
心笛 诗海拾贝
《纽约楼客》：
大雨已至/风声烦凄/纽约的尘埃死不去/楼头旅客空泣//关在砖墙灰檐里/闹声杂乱不齐/铁门掩不住愁容/小窗吐不完叹息//风为何风/雨为何雨/人为何人/谜就是谜//恨就在/手摸不着天/脚也不常踩着地
《笛》：
年少时/曾爱用纸做只笛/在无人的林中/让稚心吹唱小曲//年长后/连年奔路倦与疲/笛儿闷不出声/静藏旅客行装里//如今是/气衰发灰日西移/取旧笛/轻试几声破曲
《贝壳》：
来自海底的深处/却沉默无言/褪了色的光彩/诉说着当年/浪涛冲淡的纹路上/仍倔示强坚/在沙粒闪烁的梦幻里/带我走近了海边
《散工后》：
硬街头/点着一二三四五个水龙头/失去荣耀的阴沟/吐着白气/没声没形没嗅//铁样的门锁着/铅样的窗关着/钢骨水泥墙围着/这是散工后纽约市的大楼//抬起头/一窄片死灰的天/朝前顾后/没树没鸟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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