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沉陷区阴云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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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3-16 09:30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四川攀枝花报道
在执法的过程中，他总是会接到说情的电话。有不少是各级领导打来的，告诉他“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从轻处罚”等等
2月21日，是四川省攀枝花市最近一次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联合行动刚刚结束的第二天，成群结队的非法开采的矿工们又上工了。他们穿梭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简陋煤洞里，在采空区几近废弃的屋舍边搭起灶台。这些矿工，有许多是从云南的昭通、巧家及四川的凉山州等地过来的，也有本地人，而从未露面的“老板”委托着一些组织者，经营着“产供销”一条龙的盗采行业。
就在这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太平矿区摩梭河上，一辆运送“私煤”的大卡车不慎碾垮了被盗采者挖空的河道，连车带人陷入地下。
山上的农民们对这些私挖滥采者怀着说不清楚的情感：一方面，私挖盗采会加重采空区的土地塌陷，制造各种各样的地质危险；另一方面，在水土流失严重，基本已经没法经营农业的山上，他们间或为这些人提供租房，收取开挖场地费用甚至为他们运输煤炭以谋生计。
从摩梭河到花山村，从大宝顶到小宝鼎，许多村民都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也很想离开这环境污染严重、失去耕作能力的地方。他们的房屋多有开裂变形，道路时有塌陷，近几年尤其严重，牲口都曾掉进深不见底的裂洞里。然而，等了一年又一年，能够搬走的人依然是少数。
冒险生存
太平乡龙潭村，上小学五年级的仇茂芹蹲在自家坑坑洼洼的院子里洗衣服。她家房子的裂缝一年比一年多，晚上睡觉的时候，地下深处常常传来轰隆隆的开采爆炸声，墙上和房顶上不时有灰土震落。乡政府来排查过之后，在她家大门上打上了“采空区危房，严禁靠近”的标语。跟小村落里其他几户人一样，他们在2009年虽然拿到了1200元的临时过渡安置费，但是却都还没有搬走。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河边村干坝塘，73岁的张国珍指着严重倾斜的院墙对《瞭望东方周刊》说：“2008年地震之后，政府让我们把墙上的裂缝都补了一下，之后让我们自己找地方搬，但是我们哪里有钱搬家，搬到哪里去？”她说她不识字，不知道自家房子墙上印着的“采空区危房严禁靠近”几个大字是什么意思。
坐落于四川南部、金沙江边的宝鼎矿区已经开采了近半个世纪，根据攀枝花市国土局等单位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资料，多年来大规模的开采，已经造成了56.36平方公里的宝鼎矿区全面出现程度不一的土地沉降、塌陷情况，并在局部引发滑坡等地质灾害，这一区域内的农村和城市居民共有7万余人。尽管从2005年开始，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已经开展了煤炭采空沉陷区的治理工作，实施了部分最为危重地区居民的搬迁，但进度仍然不足以赶上日益扩大的沉陷加剧、范围扩大和民众日益迫切的需要。根据政府的计划，要争取在2015年前使沉陷区的居民基本得到妥善安置。
除了国有大煤矿川煤集团的攀枝花公司之外，还有60多家民营煤矿企业在这里生产经营，他们获准开采国有大矿规模化开采剩余下来的“边角余料”，在节约资源的同时，缓解这个区位偏远、运输不便的钢铁城市在能源上的紧缺。然而，由于竞争的激烈和利润的驱使，这些企业超层越界违规开采的现象时有发生。自从2003年左右煤炭价格上涨以来，非法采煤的人也日渐增多。国有企业开采之后留下的保安煤柱都常常被偷挖，直接导致地面房屋、设施严重受损。
攀枝花市政府副秘书长唐平对本刊记者说：“采空区的搬迁安置，难度太大，国家没有统一的政策，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能力也有限，最主要是资金上的缺口太大。我们曾经为了采空区治理收取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但是没收多久，这个权限就被省里收上去，征收的煤调基金被用于煤补电。采空区的问题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迫切地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多方面的重视和协调解决。”
国有企业的擦边球
早在2003年，川煤攀枝花煤业公司就已经开始启动采煤沉陷区治理项目的国债资金申报工作，并聘请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宝鼎矿区的小宝鼎、大宝顶、太平、花山、沿江等沉陷区进行鉴定评估。根据这次评估，这几个地方城乡居民住宅受损量总计5000多户，受灾人口16000余人，急需搬迁的就有2654户、8465人。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对宝鼎矿区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有关问题进行批复，总投资22760万元，进行2003年底前被鉴定为沉陷区范围内的治理工作。其中，国家出资50%，四川省政府出资20%，市政府、攀煤及城镇搬迁居民各承担10%。
2007年，四川省发改委对攀煤公司上报的沉陷区综合治理方案进行了批复。
2009年，由攀煤负责的动力站等安置点建成，获得搬迁安置的居民与之前评估报告上的人数有所出入，一方面是因为几年来沉陷区范围有所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攀煤将这个国债项目的投资集中用于大宝顶烂泥箐2000多户职工的整体搬迁安置。
在烂泥箐，一些攀煤的职工告诉本刊记者，烂泥箐是压煤区，整体搬迁之后，攀煤公司才好开挖下面储量几百万吨的优质原煤。这些优质的原煤，是多年前开采后留下的煤柱。烂泥箐的确也属于沉陷区，存在土地沉陷的问题，迟早也要搬迁，但是搬迁的大多数居民并不是急需搬迁的受灾群众。如果按照国家发改委及四川省发改委“专款专户专用，严禁挪用挤占”的要求，攀煤公司有违规之嫌。
2009年，随着搬迁工作的逐步推进，烂泥箐的压煤开挖已经开始。
多位政府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攀煤公司打了一个“擦边球”，如果不是以关系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沉陷区治理为由，肯定难以申请到国债资金。而遗憾的是国家已经为宝鼎矿区的沉陷治理工程进行了投资，所以即便沉陷区问题加剧，可能也再难以同样的理由申请第二次国家拨款。
川煤集团攀煤公司沉陷区治理办副主任侯永贵对本刊记者说：“攀煤从上世纪60年代建立以来，就是‘先生产，再生活’，那时候相当艰苦，遗留下许多历史问题和包袱，还承担了企业办社会的责任，以前煤价低的时候，连年亏损，负债累累，最近几年才有所好转。沉陷区的治理和搬迁工作上，企业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尽管资金压力大，也在努力推进，目前已经完成3000多户的安置。”
他告诉本刊记者，土地沉降和破坏性的塌陷是两个概念，国有大煤矿几十年来的大规模正规开采，肯定会造成采空和土地下沉，但是因为开采的时候严格规范，留了足够的煤柱，所以土地是缓慢整体下降，重要建筑和设施下面，也是不会开采的。而私挖滥采和私人煤矿的超层越界开采，则会造成极具破坏性和危险性的土地塌陷、建筑物受损。
“多头管，多头不管”
仁和区太平乡花山村的农民张朝芳等人告诉本刊记者：“以前太平矿在这里采煤，是留了大煤柱的，但是后来私人企业锦联公司来把煤柱挖掉了，我们的房子严重受损，我们去找企业闹了许多次，发生了好几次冲突，后来政府出面协调，让企业出钱补偿，按照每平米500元的价格赔，先拿一半，等搬走了把原房屋拆掉之后拿另外一半，让我们自己找地方搬。因为补偿的钱不够在城里买房，也不知道能搬到什么地方，所以多数人也都还没有搬家。”
在宝鼎矿区这一带，西区、仁和区及攀煤公司的管辖范围犬牙交错——由于行政区划的历史原因，同一片土地上，农村居民属于太平乡，属仁和区管；城镇居民属于西区；地下的煤炭资源原本是国有煤矿的，但是后来，政府让把“边角余料”出让出来，让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来开挖，而这些小企业，有属于仁和区的，也有属于西区的？？
在采空区治理和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上，西区、仁和区和攀煤公司也是划分各自的“责任田”：非攀煤职工的城镇居民部分由西区负责，农村和农民部分归仁和区负责，攀煤负责自己的企业职工及家属这一块。
不管是仁和区还是西区，负责煤炭资源管理和采空区移民等工作的政府官员均告诉本刊记者，行政区划上的特殊性，大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比如说，西区的企业把农民的房子挖塌了，或者是仁和区的企业把城镇居民的房子挖塌了，协调起来都更麻烦。
曾经有西区摩梭河街道办的官员去干涉一些人员的违规开采行为，而这些人却以他们是仁和区管理为由拒绝管理。
仁和区政府移民安置办分管采空区移民安置工作的张朝军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政府对于沉陷区农民的安置政策还没有出来，所以解决农民迫在眉睫的问题只能是去找企业协商，谁造成的谁负责，但行政区划上的特殊性却给协商工作增加了障碍。
攀枝花市国土局执法监察支队副队长于海对本刊记者说：“这种行政区划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多头管，多头不管’，也给私挖滥采者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不仅是行政区划，各职能部门的情况也是类似。就以防止私挖盗采为例，不仅是国土局有职责，煤管局、公安局都有责任。这样，反而让责任主体不甚清晰。而利益的牵涉，更让许多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前仆后继”失足的官员
自从煤价上涨以后，攀枝花不仅迎来了私营煤矿的规模化发展，也开始承受越来越沉重的私挖滥采冲击，在高额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灰色的链条逐渐显现。在近年来一次又一次的专项行动和行业整顿过程中，不少官员相继受到处理，从西区政府领导班子，到区里的“打私办”，从煤管局干部，到国企的高级技术人员？？
正如民众所指责：不是谁都有本事私挖滥采，不是谁都能获得哪里有煤柱的信息和图纸。仁和区国土分局副局长田俊告诉本刊记者，他们的工作责任重、压力大，在执法的过程中，他总是会接到说情的电话。有不少是各级领导打来的，告诉他“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从轻处罚”等等。
与此同时，“打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有些招聘的“打私”人员，就是冲着能有灰色收入来的，他们反而成了一些非法开矿者的保护伞。
受到处理的官员也有人有不同看法。比如前仁和区煤管局局长余建新，他告诉本刊记者说：“我坚持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他说，自己是“运动式”整顿的受害者，当初“双规”他，是因为要以他为突破口，让他交代市里面和省里面领导的问题。
余建新说，现在宝鼎矿区管理的无序混乱，是政府的不作为，不管怎么说责任主体的多样化，最终的协调责任都在政府。最简单的是属地管理解决行政区划弊病的问题，比如西区和仁和区在太平矿区行政区划最分不清楚的一带，也是违规违法开采问题最严重的一带。而只要把行政区划的历史遗留问题一口气解决了，让企业属地化管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他认为，政府存在“故意不解决”的嫌疑——因为这样就有了渔利的空间。
涉黑嫌疑
攀枝花国土部门和“打私”联合执法队的多位官员向本刊记者证实：目前宝鼎矿区的私挖滥采行为已经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行业生态链，人员成分也比较复杂，分工细化，有着很强的运作机制和反侦查能力，有涉黑的嫌疑，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公安机关的认可。
仁和区“打私”联合执法队的公安民警金树华告诉本刊记者：“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有大约200个人，负责监视我们10多个人的打私联合执法小组，我们的车一出去，就有人跟踪。每次的打击行动，抓获的人几乎都是下苦力的，很难抓到幕后老板。我们掌握了一些可能是幕后老板的嫌疑人，并且汇报给了公安局，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被采取措施。”
就在不久前，金树华和另外几名联合执法队的成员执行任务时遭到人身攻击，他整个人被推落进路边的河沟里。
仁和区国土局副局长田俊对本刊记者说，国土局门口长期有人蹲点、放哨，执法队员常常被要挟、跟踪，常常接到匿名电话恐吓，就连汽车修理厂为执法队换车牌的老板都遭到恐吓：“不准给他们换牌号！”
就他们所掌握的线索，现在矿山上的黑煤矿甚至已经有了“分片包干”的势力范围划分，比如说，这片山上的煤归我收，那片山上的煤炭归你收。
攀枝花市国土局执法监察支队副队长于海告诉本刊记者，这里面的事情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每一次整顿行动，有官员落马了，有“受贿者”下课了，但是却没有怎么看到“行贿者”受到处罚。
他说，目前让他感觉到最困惑的地方，就是单靠行政执法，已经难以抵御“很强大”的这股势力。特别是在取证上，特别困难。在打击私挖盗采的工作中，急需司法的更多介入。
最近的这一次春节期间大规模的打私行动，他们就是联合了多个职能部门，下了决心要打击到幕后的老板。已经有两起案子送四川省国土厅鉴定，刑拘了当事人。
然而，这里面刑拘的人，可能都还是受雇的组织者，并不是最后台的老板。
指标外的死亡数字
四川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攀西监察分局办公室主任陈建告诉本刊记者，因为煤层条件和机械化程度等原因，宝鼎矿区比较北方等地的煤矿而言，百万吨死亡率相对偏高。正规的企业还能有较好的设备保障，但是那些违规违法开采的就毫无安全保障了，私挖滥采非常危险。
就在2010年的1月，攀西煤监局还接到一起误以为是正规煤矿企业矿难的举报，有一名矿工死亡，但是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这是私挖滥采行为造成的事故。
这样的矿难，是不会统计入安全指标中去的。也就是说，煤监局并不掌握非法采矿的死亡数字。
2010年2月21日，在宝鼎矿区的矿山上，矿工李世伙告诉本刊记者，在正规企业打工，一月收入大约在3000块到4000块之间，为私挖滥采的老板打工，每天都能赚三四百，所以，有不少农民甘愿冒这样的风险。
“但是，打这样的工却一点保障都没有，老板从来不露面，出了事一般是私了，赔个10万元，老板如果没实力，也可能出事之后就跑了。我们这里每年因为私挖滥采死的，差不多都有10多个到20多个，2009年8月的时候，前进乡还发现了4具尸体，老板已经跑了？？”
……
在执法的过程中，他总是会接到说情的电话。有不少是各级领导打来的，告诉他“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从轻处罚”等等
2月21日，是四川省攀枝花市最近一次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联合行动刚刚结束的第二天，成群结队的非法开采的矿工们又上工了。他们穿梭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简陋煤洞里，在采空区几近废弃的屋舍边搭起灶台。这些矿工，有许多是从云南的昭通、巧家及四川的凉山州等地过来的，也有本地人，而从未露面的“老板”委托着一些组织者，经营着“产供销”一条龙的盗采行业。
就在这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太平矿区摩梭河上，一辆运送“私煤”的大卡车不慎碾垮了被盗采者挖空的河道，连车带人陷入地下。
山上的农民们对这些私挖滥采者怀着说不清楚的情感：一方面，私挖盗采会加重采空区的土地塌陷，制造各种各样的地质危险；另一方面，在水土流失严重，基本已经没法经营农业的山上，他们间或为这些人提供租房，收取开挖场地费用甚至为他们运输煤炭以谋生计。
从摩梭河到花山村，从大宝顶到小宝鼎，许多村民都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也很想离开这环境污染严重、失去耕作能力的地方。他们的房屋多有开裂变形，道路时有塌陷，近几年尤其严重，牲口都曾掉进深不见底的裂洞里。然而，等了一年又一年，能够搬走的人依然是少数。
冒险生存
太平乡龙潭村，上小学五年级的仇茂芹蹲在自家坑坑洼洼的院子里洗衣服。她家房子的裂缝一年比一年多，晚上睡觉的时候，地下深处常常传来轰隆隆的开采爆炸声，墙上和房顶上不时有灰土震落。乡政府来排查过之后，在她家大门上打上了“采空区危房，严禁靠近”的标语。跟小村落里其他几户人一样，他们在2009年虽然拿到了1200元的临时过渡安置费，但是却都还没有搬走。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河边村干坝塘，73岁的张国珍指着严重倾斜的院墙对《瞭望东方周刊》说：“2008年地震之后，政府让我们把墙上的裂缝都补了一下，之后让我们自己找地方搬，但是我们哪里有钱搬家，搬到哪里去？”她说她不识字，不知道自家房子墙上印着的“采空区危房严禁靠近”几个大字是什么意思。
坐落于四川南部、金沙江边的宝鼎矿区已经开采了近半个世纪，根据攀枝花市国土局等单位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资料，多年来大规模的开采，已经造成了56.36平方公里的宝鼎矿区全面出现程度不一的土地沉降、塌陷情况，并在局部引发滑坡等地质灾害，这一区域内的农村和城市居民共有7万余人。尽管从2005年开始，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已经开展了煤炭采空沉陷区的治理工作，实施了部分最为危重地区居民的搬迁，但进度仍然不足以赶上日益扩大的沉陷加剧、范围扩大和民众日益迫切的需要。根据政府的计划，要争取在2015年前使沉陷区的居民基本得到妥善安置。
除了国有大煤矿川煤集团的攀枝花公司之外，还有60多家民营煤矿企业在这里生产经营，他们获准开采国有大矿规模化开采剩余下来的“边角余料”，在节约资源的同时，缓解这个区位偏远、运输不便的钢铁城市在能源上的紧缺。然而，由于竞争的激烈和利润的驱使，这些企业超层越界违规开采的现象时有发生。自从2003年左右煤炭价格上涨以来，非法采煤的人也日渐增多。国有企业开采之后留下的保安煤柱都常常被偷挖，直接导致地面房屋、设施严重受损。
攀枝花市政府副秘书长唐平对本刊记者说：“采空区的搬迁安置，难度太大，国家没有统一的政策，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能力也有限，最主要是资金上的缺口太大。我们曾经为了采空区治理收取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但是没收多久，这个权限就被省里收上去，征收的煤调基金被用于煤补电。采空区的问题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迫切地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多方面的重视和协调解决。”
国有企业的擦边球
早在2003年，川煤攀枝花煤业公司就已经开始启动采煤沉陷区治理项目的国债资金申报工作，并聘请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宝鼎矿区的小宝鼎、大宝顶、太平、花山、沿江等沉陷区进行鉴定评估。根据这次评估，这几个地方城乡居民住宅受损量总计5000多户，受灾人口16000余人，急需搬迁的就有2654户、8465人。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对宝鼎矿区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有关问题进行批复，总投资22760万元，进行2003年底前被鉴定为沉陷区范围内的治理工作。其中，国家出资50%，四川省政府出资20%，市政府、攀煤及城镇搬迁居民各承担10%。
2007年，四川省发改委对攀煤公司上报的沉陷区综合治理方案进行了批复。
2009年，由攀煤负责的动力站等安置点建成，获得搬迁安置的居民与之前评估报告上的人数有所出入，一方面是因为几年来沉陷区范围有所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攀煤将这个国债项目的投资集中用于大宝顶烂泥箐2000多户职工的整体搬迁安置。
在烂泥箐，一些攀煤的职工告诉本刊记者，烂泥箐是压煤区，整体搬迁之后，攀煤公司才好开挖下面储量几百万吨的优质原煤。这些优质的原煤，是多年前开采后留下的煤柱。烂泥箐的确也属于沉陷区，存在土地沉陷的问题，迟早也要搬迁，但是搬迁的大多数居民并不是急需搬迁的受灾群众。如果按照国家发改委及四川省发改委“专款专户专用，严禁挪用挤占”的要求，攀煤公司有违规之嫌。
2009年，随着搬迁工作的逐步推进，烂泥箐的压煤开挖已经开始。
多位政府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攀煤公司打了一个“擦边球”，如果不是以关系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沉陷区治理为由，肯定难以申请到国债资金。而遗憾的是国家已经为宝鼎矿区的沉陷治理工程进行了投资，所以即便沉陷区问题加剧，可能也再难以同样的理由申请第二次国家拨款。
川煤集团攀煤公司沉陷区治理办副主任侯永贵对本刊记者说：“攀煤从上世纪60年代建立以来，就是‘先生产，再生活’，那时候相当艰苦，遗留下许多历史问题和包袱，还承担了企业办社会的责任，以前煤价低的时候，连年亏损，负债累累，最近几年才有所好转。沉陷区的治理和搬迁工作上，企业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尽管资金压力大，也在努力推进，目前已经完成3000多户的安置。”
他告诉本刊记者，土地沉降和破坏性的塌陷是两个概念，国有大煤矿几十年来的大规模正规开采，肯定会造成采空和土地下沉，但是因为开采的时候严格规范，留了足够的煤柱，所以土地是缓慢整体下降，重要建筑和设施下面，也是不会开采的。而私挖滥采和私人煤矿的超层越界开采，则会造成极具破坏性和危险性的土地塌陷、建筑物受损。
“多头管，多头不管”
仁和区太平乡花山村的农民张朝芳等人告诉本刊记者：“以前太平矿在这里采煤，是留了大煤柱的，但是后来私人企业锦联公司来把煤柱挖掉了，我们的房子严重受损，我们去找企业闹了许多次，发生了好几次冲突，后来政府出面协调，让企业出钱补偿，按照每平米500元的价格赔，先拿一半，等搬走了把原房屋拆掉之后拿另外一半，让我们自己找地方搬。因为补偿的钱不够在城里买房，也不知道能搬到什么地方，所以多数人也都还没有搬家。”
在宝鼎矿区这一带，西区、仁和区及攀煤公司的管辖范围犬牙交错——由于行政区划的历史原因，同一片土地上，农村居民属于太平乡，属仁和区管；城镇居民属于西区；地下的煤炭资源原本是国有煤矿的，但是后来，政府让把“边角余料”出让出来，让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来开挖，而这些小企业，有属于仁和区的，也有属于西区的？？
在采空区治理和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上，西区、仁和区和攀煤公司也是划分各自的“责任田”：非攀煤职工的城镇居民部分由西区负责，农村和农民部分归仁和区负责，攀煤负责自己的企业职工及家属这一块。
不管是仁和区还是西区，负责煤炭资源管理和采空区移民等工作的政府官员均告诉本刊记者，行政区划上的特殊性，大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比如说，西区的企业把农民的房子挖塌了，或者是仁和区的企业把城镇居民的房子挖塌了，协调起来都更麻烦。
曾经有西区摩梭河街道办的官员去干涉一些人员的违规开采行为，而这些人却以他们是仁和区管理为由拒绝管理。
仁和区政府移民安置办分管采空区移民安置工作的张朝军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政府对于沉陷区农民的安置政策还没有出来，所以解决农民迫在眉睫的问题只能是去找企业协商，谁造成的谁负责，但行政区划上的特殊性却给协商工作增加了障碍。
攀枝花市国土局执法监察支队副队长于海对本刊记者说：“这种行政区划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多头管，多头不管’，也给私挖滥采者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不仅是行政区划，各职能部门的情况也是类似。就以防止私挖盗采为例，不仅是国土局有职责，煤管局、公安局都有责任。这样，反而让责任主体不甚清晰。而利益的牵涉，更让许多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前仆后继”失足的官员
自从煤价上涨以后，攀枝花不仅迎来了私营煤矿的规模化发展，也开始承受越来越沉重的私挖滥采冲击，在高额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灰色的链条逐渐显现。在近年来一次又一次的专项行动和行业整顿过程中，不少官员相继受到处理，从西区政府领导班子，到区里的“打私办”，从煤管局干部，到国企的高级技术人员？？
正如民众所指责：不是谁都有本事私挖滥采，不是谁都能获得哪里有煤柱的信息和图纸。仁和区国土分局副局长田俊告诉本刊记者，他们的工作责任重、压力大，在执法的过程中，他总是会接到说情的电话。有不少是各级领导打来的，告诉他“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从轻处罚”等等。
与此同时，“打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有些招聘的“打私”人员，就是冲着能有灰色收入来的，他们反而成了一些非法开矿者的保护伞。
受到处理的官员也有人有不同看法。比如前仁和区煤管局局长余建新，他告诉本刊记者说：“我坚持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他说，自己是“运动式”整顿的受害者，当初“双规”他，是因为要以他为突破口，让他交代市里面和省里面领导的问题。
余建新说，现在宝鼎矿区管理的无序混乱，是政府的不作为，不管怎么说责任主体的多样化，最终的协调责任都在政府。最简单的是属地管理解决行政区划弊病的问题，比如西区和仁和区在太平矿区行政区划最分不清楚的一带，也是违规违法开采问题最严重的一带。而只要把行政区划的历史遗留问题一口气解决了，让企业属地化管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他认为，政府存在“故意不解决”的嫌疑——因为这样就有了渔利的空间。
涉黑嫌疑
攀枝花国土部门和“打私”联合执法队的多位官员向本刊记者证实：目前宝鼎矿区的私挖滥采行为已经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行业生态链，人员成分也比较复杂，分工细化，有着很强的运作机制和反侦查能力，有涉黑的嫌疑，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公安机关的认可。
仁和区“打私”联合执法队的公安民警金树华告诉本刊记者：“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有大约200个人，负责监视我们10多个人的打私联合执法小组，我们的车一出去，就有人跟踪。每次的打击行动，抓获的人几乎都是下苦力的，很难抓到幕后老板。我们掌握了一些可能是幕后老板的嫌疑人，并且汇报给了公安局，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被采取措施。”
就在不久前，金树华和另外几名联合执法队的成员执行任务时遭到人身攻击，他整个人被推落进路边的河沟里。
仁和区国土局副局长田俊对本刊记者说，国土局门口长期有人蹲点、放哨，执法队员常常被要挟、跟踪，常常接到匿名电话恐吓，就连汽车修理厂为执法队换车牌的老板都遭到恐吓：“不准给他们换牌号！”
就他们所掌握的线索，现在矿山上的黑煤矿甚至已经有了“分片包干”的势力范围划分，比如说，这片山上的煤归我收，那片山上的煤炭归你收。
攀枝花市国土局执法监察支队副队长于海告诉本刊记者，这里面的事情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每一次整顿行动，有官员落马了，有“受贿者”下课了，但是却没有怎么看到“行贿者”受到处罚。
他说，目前让他感觉到最困惑的地方，就是单靠行政执法，已经难以抵御“很强大”的这股势力。特别是在取证上，特别困难。在打击私挖盗采的工作中，急需司法的更多介入。
最近的这一次春节期间大规模的打私行动，他们就是联合了多个职能部门，下了决心要打击到幕后的老板。已经有两起案子送四川省国土厅鉴定，刑拘了当事人。
然而，这里面刑拘的人，可能都还是受雇的组织者，并不是最后台的老板。
指标外的死亡数字
四川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攀西监察分局办公室主任陈建告诉本刊记者，因为煤层条件和机械化程度等原因，宝鼎矿区比较北方等地的煤矿而言，百万吨死亡率相对偏高。正规的企业还能有较好的设备保障，但是那些违规违法开采的就毫无安全保障了，私挖滥采非常危险。
就在2010年的1月，攀西煤监局还接到一起误以为是正规煤矿企业矿难的举报，有一名矿工死亡，但是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这是私挖滥采行为造成的事故。
这样的矿难，是不会统计入安全指标中去的。也就是说，煤监局并不掌握非法采矿的死亡数字。
2010年2月21日，在宝鼎矿区的矿山上，矿工李世伙告诉本刊记者，在正规企业打工，一月收入大约在3000块到4000块之间，为私挖滥采的老板打工，每天都能赚三四百，所以，有不少农民甘愿冒这样的风险。
“但是，打这样的工却一点保障都没有，老板从来不露面，出了事一般是私了，赔个10万元，老板如果没实力，也可能出事之后就跑了。我们这里每年因为私挖滥采死的，差不多都有10多个到20多个，2009年8月的时候，前进乡还发现了4具尸体，老板已经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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