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 （日本）
在“多边外交”场合，给红包以及给多少钱是牵涉面子的大问题
这是我来中国后第一次在南方过年。春节期间，广东的宴会很多，而有一件事让我这个常住北京的外国人特别感到困惑，就是所谓的“红包”。
每见到一位长者，他们都会拿出一个红包给我，而且至少有100元。我向相熟的朋友打听为什么，朋友说，在广东，过春节的时候，凡是未婚的人，不管年龄有多大，都可以拿红包。
这似乎是个风俗，但渐渐地，我发现，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红包不仅是个礼节问题，在“多边外交”场合，给红包以及给多少钱是牵涉面子的大问题。
我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说过以“未婚”为标准给红包的事。在日本，大人确实给孩子压岁钱，假设两个家庭互相拜年，每方都是两个孩子，父母们就会给对方的孩子们压岁钱，一般都是5000日元左右（约300多元人民币）。这靠的是默契，纯属民间风俗。而孩子到了大学阶段，大人一般就不给了。
有一天中午，在餐厅的高级包间跟广东本地企业的几位老板吃饭。在甚至都没有问我有没有成家的情况下，他们就拿出了红包。我很不好意思地鞠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说“谢谢，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万事如意”。
突然间，有个老板的孩子进来了，据说是初二学生，个子很高，也很帅。那位老板很自豪地说：“这是我的儿子！儿子，你给叔叔们拜个年！”儿子只是点了点头，甚至都没说过年好之类的话。下一刻，所有的老板都站起来，把红包扔给了这个小朋友。而这个初二的孩子连“谢谢”都没说，就心安理得地接收下来。
又一眨眼的工夫，孩子把所有红包都收好就消失了，甚至也没说“叔叔再见”。
这一瞬间发生的事，让我沉思了很久。孩子大概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出场并不是真的拜年来的，而只是替父亲收一下红包。叔叔们给红包，大概也并不是出于多喜欢孩子，而是通过给孩子红包来跟他爸爸巩固关系，为新年的生意做个铺垫。而且，我感觉，“叔叔”们好像是随时都准备着红包，放在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的。
这一切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礼仪和民俗的范畴。我原来就对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深有体会，此次春节让我进一步加深了感受。
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关心孩子的成长。中国的媒体常常批评现在的孩子缺乏生存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社会责任感等等，但看到大人们把春节这一最传统的节日都视为牟利的机会，把孩子的作用工具化，孩子的问题，恐怕就不能责怪他们自己了。
之后我到了香港，一些香港长辈们也给我红包。还是很不好意思，但打开一看，里面只放着10港币，至多是20港币，比广东的红包少了10倍，心安了不少。一个老总悄悄地告诉我说：“香港人给红包的意思是个‘吉利’，里面多少是无所谓的，一般都是10或20港币。”
哦，原来如此。在春节即将过去的此刻，在同样属于中国的香港，拿到这样一些“便宜”的红包，让我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加藤嘉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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