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遗症值得关注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金融,危机,后遗症,关注
  • 发布时间:2010-03-24 14:37
  一场大病急救成功,但是急救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包括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主权债务风险加剧等。这些后遗症加大了中国经济外部风险的复杂性。

  文|陈凤英

  世界经济正步入后危机时期,后遗症开始逐一浮现,全球经济复苏应能持续,W型的二次衰退可以避免,中国经济仍可望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但外部环境较之前更加复杂,全球流动性再次泛滥,正诱发新的资产泡沫,西方债务货币化,恐酿成高通胀恶果,由此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全球流动性过剩迫在眉睫

  为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和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发达国家以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巨资救市刺激经济,虽制止了金融崩溃与经济大萧条,但催生新一轮流动性泛滥,且发达与新兴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都创出历史新高。特别是,后危机时期发达经济复苏基础脆弱,结构调整艰难。面对高失业、重债务与庞大赤字,政府的唯一选择是继续宽松货币政策。这将导致本已过剩的流动性更加严重,并呈现长期化趋势。

  最近,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警告,2010年可能成为一个危险年份。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资产泡沫可能成为下一个脆弱链条。他认为,最大泡沫在亚洲,可能演变成新一波全球经济危机。据统计,2008年7月至2009年9月,流入亚洲的热钱达到5030亿美元,近期流入规模与速度更快。关键是,一旦美联储升息,美元掉头走强,全球资本流向逆转,将引发高风险资产价格集体崩盘,亚洲恐怕首当其冲。当年,日元套利资金持续涌动与急速抽逃,直接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今天,美元套利资金规模更大,亚洲面临的挑战亦更严峻。

  去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难免最受热钱“追捧”。最近《福布斯》选出七大迫在眉睫的金融泡沫,包括黄金、房地产、新兴市场、美国国债、大学学费、交易所买卖基金和铜价,认为未来十年金融危机可能由此引发,其中多半与中国相关,特别是房地产泡沫巨大,在未来十年陷入金融危机的风险不容忽视。近年,热钱大量涌入香港,“金融大鳄”索罗斯亦移师香港,在京、港两地分设代表处和办事处,主要瞄准人民币资产。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不变,但面临资产泡沫膨胀、人民币升值压力、宽松政策掉头难等棘手问题,决策者应该密切关注美元走势、美联储利率政策、国际资本流向,同时谨防国内资产泡沫化与长期化。

  主权债务风险正在蔓延

  国际主权债务风险已被迪拜债务危机捅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资产安全风险上升,威胁主要来自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美元资产面临被“蒸发”危险。迪拜债务危机爆发,不仅预示海湾奇迹破灭,也昭示金融危机幽灵犹存。希腊、墨西哥、波罗的海国家的主权评级陆续被调降,英国、西班牙等也被国际评级机构警告,有人预测,美国主权信用等级在未来4年可能遭调降。

  危机使西方经济债台高筑,并呈现长期化趋势。一是财政赤字空前,而且以结构性为主。OECD报告预测,2010年其成员国的平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上升到8.3%(2009年为8.2%),比危机前的2007年高7个百分点,2011年将略降到7.6%,但英国、冰岛仍达到12.5%和11.6%,美国和日本各为9.4%。鉴于后危机时期发达经济体潜在增长呈现减缓趋势,其四分之三财政赤字源自结构因素而非周期衰退,预示这些国家的高财政赤字将趋于状态化。二是政府债台高筑,而且净外债飙升。举巨额债务救市,使发达国家深陷债务泥潭不能自拔。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的平均政府债务将超过GDP规模达到103.5%,比危机前的2007年高出30个百分点,日本和美国则达204.3%和99.5%,2014年将增至245.6%和108.2%。与历史不同,后危机时期国际主权债务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受损方则以新兴市场,尤以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东亚为重。我们面临的主权债务风险不仅来自发达国家偿债能力下降,关键是其偿债意愿减弱。鉴于发达国家货币多为硬通货,债务又以本国货币标价,故此主权违约风险不大,但通过央行增发货币,让债务货币化,以通胀与货币贬值,就能达到稀释债务的目的。因此,未来主权债务风险实质上将是通胀风险。估计,2010年全球通胀压力不会太大,但发达国家赤字与债务长期化,预示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上涨,未来发生超级通胀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去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增到2.4万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美国债、机构债、公司债与股票等)已超1.4万亿美元。危机使美国财政赤字庞大,政府债务难维系。据统计,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42万亿美元,占GDP的10%,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白宫预测未来10年将达到9.2万亿美元。IMF预测,2014年美国政府债务率将增至108.2%,远远超过60%警戒线。尤其是,当前美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呈现结构性与长期化趋势。

  解决债务不外乎四种途径:一是高经济增长,以降低负债率;二是高通胀率,以稀释实际债务;三是增加税收偿还部分债务;四是对部分债务实行违约。历史上,美国曾经动用过上述所有手段。二战后,美国曾用9年时间、以4.5%的年通胀率,成功将债务率由1946年的108.6%降到1955年的59.3%,降幅达到45%(当时债权人以内为主)。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一手操控日本持有的美元资产,以压日元升值,并提高通胀率,让日本为其债务埋单,结果达到既扼制日本经济崛起又维护自身霸权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今天,中国面临的形势比日本当年更加复杂,奥巴马政府具有“赖债”条件(高债务、高赤字、低增长、低通胀)与动机(外国债权人、中国经济崛起、美元霸权遭挑战及其他政治意图)。事实上,美联储已经采取行动,让债务货币化,未来再通过通胀,把债务转给债权国。有鉴于此,未来全球高通胀可能性很大,中国不但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而且遭遇美元资产“缩水”威胁。

  “捧杀”与“扼杀”风险并存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捧杀”与“扼杀”风险并存。今年世界经济可望温和复苏,几乎所有地区均呈增长态势,但发展风险与不确定性颇大,尤其是西方经济呈现无就业复苏,使中国外部环境愈益复杂。

  危机中,中国经济增长部分抵消西方衰退的冲击,中国对外投资适度弥补全球资本不足,成为全球反危机与抗衰退“英雄”,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危机后,中国经济加速跃起,影响迅速上升,被提前推到国际舞台中心,机遇不言而喻,但挑战史无前例,全球亦无做好准备。近期,舆论热议中国GDP规模将超日本,继美国后居世界第二,“捧杀”与“扼杀”、“崩溃论”与“威胁论”此起彼伏。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刚刚将“中国崛起”列入过去十年全球15则新闻事件之冠,美国《新闻周刊》则将“中国崩溃”列为2010年十大变化之二。一方面,西方舆论疯炒中国产能过剩,加剧全球竞争,拖累世界复苏,旨在为新一轮针对中国贸易与货币战造势。另一方面,西方政要联手借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压中国强制减排,未果后污中国“扰乱”会议,扮演“破坏”角色等。美国学者克鲁格曼还狂叫“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可见,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使全球尤其是西方措手不及,心态极其矛盾复杂。此现象将伴随中国和平发展全过程,特别是未来十年。

  后危机时期,中国正处于全球转型的风口浪尖,成为各种新旧矛盾的汇聚点,上压下顶将引发摩擦四起,合作与竞争均史无前例。为避免重蹈日本覆辙,我们须认清任何“捧杀”或“扼杀”背后用意,坚持立足本国经济,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充分做好应对外部风险准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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