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资格处理国民财富？

　　——从留着辫子的改革看余额宝之争

　　1916年5月，中国银行（前身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的门前人头攒动，挤兑的队伍排到了几条街外，时任分行副总经理的张公权在日记中写道：“余自寓所到行，距离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

　　第一天，提现者两千多人，第二天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第三天是周六，本该休息，为应付兑现，银行照常开门，并登报公告以安人心。

　　周末一过，挤兑者锐减到100多人，风潮渐渐平息。

　　不久前，为摆脱北洋政府财政枯竭的窘境，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主动请缨，向袁世凯建议，把由他控制的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政府所用。

　　两行为政府买单，已连续三年滥发钞票。此番合并的消息传出，立刻在京津引起恐慌。

　　挤兑之下，银行库存告急。对总统府的颟顸气恼不已的国务院为稳住金融，下令两行停止兑现。

　　命令到沪，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的宋汉章和他的副手张公权竟公然抗命。

　　在张公权看来，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日后便无法营业了。因此，在他的竭力说服下，宋汉章盘点了库存，又同汇丰等十家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并遣人去南通向张謇求助。

　　于是，同交通银行遵照“停兑禁提”的命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银行的来者不拒，而宋汉章与张公权也因此名动一时，被媒体称许为“有胆有略的银行家”。

　　经此一役，中行上海分行誉满天下，存款滚雪球般与日俱增。张公权再接再厉，开始谋求中国银行的民营化。

　　彼时黎元洪上台未久，段祺瑞作为国务总理重新组阁，梁启超被任命为财政总长。

　　在梁的支持下，张公权启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立董事会和股东会，扩大招募商股。

　　截至1922年，民营资本已占中国银行股本总额的99.75％，昔日的中央银行竟就此实现了民营化，并一跃而成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信誉最好，占全国银行总资本五分之一的明星企业。

　　由此可见，银行存在的意义不是与民争利，阻挠改革，而是使金钱的融通更有效率，惠泽普罗大众。

　　起风了

　　1872年春，28岁的盛宣怀步履轻快地走进刚刚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的府邸，呈上自拟的《轮船招商局章程》。

　　在这份近代中国第一部规范的公司章程中，盛宣怀首次提出“官督商办”的理念。不久，被李鸿章称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挂牌营业。

　　曾几何时，上海的沙船运输业欣欣向荣。从南往北输漕粮，自北向南运大豆，一艘沙船一年可往返七、八次，获利颇丰。

　　上海港鼎盛时期有沙船5000艘，水手10多万人。

　　然而，随着《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沿海港口次第开放，无论是速度、载重、安全还是价格都全面超越沙船的西洋商轮蜂拥而至，将传统的沙船客、货运输逼到了穷途末路。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上海，更多的洋轮纷至沓来，沙船业雪上加霜。放眼望去，黄埔滩上搁浅着成百上千条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腐烂。

　　绝望的船主联合向官府呈文，恳求将漕运生意划归中国沙船专营，外商不得插手。

　　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被呈文里的一段话打动了：如果沙船业破产，不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还可能激起民变，进而威胁到朝廷的漕粮运输线。

　　李鸿章把呈文转给负责外交和通商的总理衙门，并极力推动此事，终于得到回复：招商集股，购买洋轮，组建中国自己的轮船公司。

　　不难看出，船主和船工的死活根本不在朝廷考虑的范围之内，庙堂的关注点只集中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但不管怎样，洋务运动兴起以来，第一家非军工、从事民用业务的现代公司轮船招商局总算敲锣打鼓地开张了。

　　按照章程，户部拨款20万串钱作为开办企业的资本，“以示信于众商”。

　　然而，由于章程没有对商股的权利和义务作明确的界定，却蛮横地规定：招商局由政府管理，政府只收取官利，不负责盈亏。

　　这挫伤了胡雪岩等巨商投资招商局的积极性，引资陷入困顿。

　　拖到年底，招商局不得不进行首次改组，重拟条规，强调凡持有股份者都能享受分红。同时，李鸿章还砸重金从英商在华开设的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挖来航运业名望最高的两个CEO唐廷枢和徐润，分别充任总办与会办，而为招商局的草创奔走已久的盛宣怀只能屈居第三，充分体现了一个垄断国企思危求变的诚意。

　　唐廷枢受过系统的英式教育，时人称其“讲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在他主持下，怡和洋行曾先后开辟上海至福州的轮船航线及上海对马尼拉的航运，获利颇丰，以至于竞争对手旗昌洋行的老板在一封信中评价道：

　　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唐廷枢），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徐润则是最早预见长江航运重要性的买办。在他建议下，宝顺从香港购进一艘“总督号”，稍事装修后投入长江航运。该轮客货两用，还可拖带4艘钩船，每条能载货600吨，从上海到汉口一个来回便收回了所有成本。

　　此后，徐润又为宝顺购置多艘江轮，在上海建成唯一一座能容纳海轮的大船坞，并陆续开通了上海到横滨、长崎的航线，每年进出口总值高达数千万两白银。

　　为引入完整的西方管理模式，李鸿章让唐、徐二人放手去干，并答应其提出的“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的要求，剔除官办因素，按照“买卖常规”招募股份。

　　新的章程出台后，股票转而深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很快便招到50万两民资。招商局仿照洋行“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

　　中国第一家具有规范公司产权制度的股份制企业正式诞生。

　　由于运营方针从之前官方制定的“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改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招商局的主营业务放到了客货运载上，同洋商爆发了激烈的竞争。

　　彼时，势力最大的旗昌和太古联手订立了“齐价合同”，垄断航运业务。而招商局则在唐、徐二人的悉心运作下同洋行打起了价格战，短短4年时间便把旗昌逼到绝境，100两面值的股票跌至70两，其股东会最终决定退出航运业，把公司转卖给招商局，开价220万两。

　　当时的招商局只有11艘轮船，总资本额不过75万两，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无奈之下，唐、徐找盛宣怀商议，后者大为赞许，并表示愿意出面筹款。

　　盛宣怀先找到李鸿章，答复是“费巨难筹”；又找到两江总督沈葆桢，对方正在筹备福建船政局，也以“无款”拒之。

　　盛宣怀并不气馁，奔走于京沪之间，再三向李鸿章晓以利害，终于说动其拨银50万两。又同沈葆桢反复磋磨，借到50万两。

　　带着勉强凑齐的100万两，盛宣怀同旗昌谈判，软硬兼施，终于使其同意先支付120万两，余款分五年还清。

　　招商局一口吃下旗昌，成为中国水域内最大的轮运企业。此后，利润连年翻番，截至1881年，还清所有欠款后，还盈余100多万两，成为清政府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民用国企，其轮船试航远至伦敦与旧金山，全球为之侧目。

　　举朝因此眼红。

　　早在1877年就有御史上奏说“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亟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得到许多官员的响应。

　　李鸿章当即反驳，在强调了招商局之于国家富强的意义后，耐心普法，说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也。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

　　由于李鸿章的坚持，收归国有之议不了了之。

　　1880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接过大旗，继续黑招商局，上奏说“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

　　此番弹劾，呼应比以往强烈得多。李鸿章深知最受反对派忌恨、最为朝廷担心的，是商办企业对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因此，他列举了招商局几年来的成就，证明正是该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得出“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乎国体商务者甚大”的结论。

　　遣词用“中华”而非“华商”，说明其深悉朝廷对私人获取巨额利益仍心存警惕，故刻意回避。

　　接着，他开始讲道理，说政府应遵守早先订立的章程，如果“朝令夕改，则凡事牵掣，商情涣散，已成之局，终致决裂，洋人必窃笑于后，益肆其垄断居奇之计。是现成生意，且将为外人所得，更无暇计及东西洋矣！”

　　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朝廷要信守前诺的立论基础并不是政府必须尊重“契约论”，而是一旦违约、生意受损的后果将是洋人垄断得利这种“民族大义”的口号。因为李鸿章清楚，向无法制观念的清廷是不会把跟私人订立的条约放在眼里的。

　　杯盘狼藉

　　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招商局再次有惊无险。

　　然而，即使是李鸿章，也于奏折中一再表明，对招商局并非“官不过问”，仍要尽到督管之责。

　　红线若隐若现。

　　1882年，招商局重金猎来原太古CEO郑观应，委以帮办之职。

　　郑观应是个思想家，后来写了本《盛世危言》，疾呼改革，惊动光绪帝，启蒙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国人。

　　对官僚插手的警觉，郑观应比唐廷枢和徐润更为敏感。他曾言：“官之与民，声气不通”，工厂企业“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盈或亏，莫敢过问“。

　　在他撺掇下，三人达成共识，联名给李鸿章打了一份报告，希望将局中剩余官款“依期分还，利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自认，请免派员。”

　　这就挑战李中堂的底线了。

　　他再开明，办企业的目的也是富国强兵，顺便给自己治下的北洋找一块稳定的财源。而招商局一旦民营，便彻底失去了控制，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更何况，唐廷枢和徐润也非无可指摘，一边经营着招商局，一边还创办了物流公司长源泰与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仁济和，关联交易极多，难免给人上下其手的观感。

　　一直觊觎总办宝座的盛宣怀觉得机不可失，当即密报李鸿章，诋毁唐、徐办事无能，有两大罪状：一是聘请洋人管事，不合大清体统；二是任用私人，局中同事多为亲戚。

　　其实，盛宣怀所云，在当时的民企实属常事，但在体制内看来，却是乖谬悖理。

　　不久，上海爆发金融危机，曾挪用招商局16万两公款炒房的徐润东窗事发，李鸿章委派盛宣怀严肃查处。

　　在给朝廷的奏报中，盛宣怀建议对徐润革职处理，并如数赔偿。徐润提出，自己在招商局11年，仅领薪水2.5万两。而作为出资股东，按章程他可提取两成分红，能不能用这笔钱抵消所欠局款。

　　结果遭到断然拒绝。

　　徐润职权被夺，股权尽失，倾家荡产。次年，唐廷枢也被调离招商局，盛宣怀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总办”。

　　上任之后，他当即宣布朝廷将“派大员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等委任状下来，众人发现所谓的“督办”正是盛宣怀自己。

　　时人以“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讦盛，其言不谬。

　　一手官印、一手算盘的盛宣怀逼迫其他私人股东一一撤股，至1890年，民间资本占招商局资本总额的百分比已锐减到巅峰时期的一半。而盛宣怀则在公司内部编织了一套完全以自己为核心的垂直控制网，形成“盛股独多”的局面。

　　自此，国营企业的一切弊端开始在招商局身上淋漓尽致地呈现。

　　首先，体制僵化，管理混乱，挂名分肥的冗员越来越多，没人再对企业的利益负责。

　　其次，贪污成风。在航运业务中，夹带私货，少报客位，捏造开支成了公开的秘密。

　　最后，政府把招商局当成了提款机，以各种名目摊派，甚至外国官员到华访问，也命其出船免费护送。

　　此外，还有层出不穷的“捐款”项目。仅盛宣怀本人，便以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为名，要求招商局每年捐款8万两。

　　郑观应在1909年算了笔账，招商局历年的各类“报效”费用高达130万两，相当于公司总股本的三分之一。

　　很快，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中的优势便消失殆尽。太古、怡和卷土重来，再度横行于中国江海。

　　更可笑的是，为了照顾招商局，李鸿章原本专门给予其漕运以政策性扶持。但逐渐连漕运业务也出现亏损（至1911年已净亏100万两），军队纷纷转投洋商怀抱，私下与之签订装运军饷的合同……

　　天下大势，逆之者亡

　　1884年是招商局的分水岭。

　　这一年，盛宣怀夺权，国进民退。而与此同时，日本则传出一条可资参照的新闻：明治政府将其最大的造船企业、几乎与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以1日元的象征性价格“出售”给民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

　　此即后来的三菱株式会社。

　　明治维新之初，日本设立工部省，同洋务运动一样，怀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衷，掀起了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浪潮。

　　但与天朝不同，日本朝野很快便意识到官办企业弊端太大，必须改弦更张，推行民营。首相伊藤博文曾撰文阐述，说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就应该出售给民间商社。

　　然而，国企私营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对国有资产被贱卖给一些有势力的商人，日本国内舆论大哗，骂声四起，甚至曝出各种政治丑闻。

　　但阵痛之后，私营化的公司均通过裁员和追加投资等措施扭亏为盈，不仅解决了就业，更成为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中流砥柱。

　　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中日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对此，经济学家杨小凯反思道：

　　洋务派官员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亚当·斯密的名著《The Wealth of Nations》被翻译为《国富论》，而更准确的译法是王亚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民贫国衰，民富国强，这个更看重自己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的思想家念兹在兹的其实是国民的财富。

　　1914年，以“天下票号之首”的日升昌宣布破产为标志，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古城迁至上海。

　　半年后，上海银行在宁波路的一个石库门房子里开张，资本7万银元，职工仅8人，总经理是34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陈光甫。

　　他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

　　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1000元还是100元，我们都要热情接待。”

　　陈光甫道：“你们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我们还是要热情接待。”

　　上海银行不是第一家民资银行，却是首家同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银行。陈光甫一反将揽储对象定位于政府、企业和有钱人的惯例，把目光对准了普通市民，破天荒地推出“1元账户”，即只要有一元钱，便可开户，上海银行因此被同行讥笑为“1元银行”。

　　然而，正是这种平民理念让陈光甫别开天地，20年间迅速拓展了80多家分行，甚至在美国和英国都设有分支机构，成为首屈一指的金融巨头。

　　《圣经》有云：“你要引领谁，就得伺候谁。”没有服务意识，不懂仆人理论的企业终将被历史所淘汰。就像撒切尔夫人所说的那样：“领导跟美女是一样的，如果老想提醒别人‘你是’，你就肯定不是。”

　　从这个角度看，领导不是高高在上的定义，而是众望所归的人心。

　　当年，《大公报》在报道日升昌倒闭的新闻时写道：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

　　互联网时代一日千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