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逝者是一种公民教养

　　2011年7月22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北京时间21时20分），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遭炸弹袭击，造成包括首相办公室在内的多座政府大楼严重受损。

　　此后不久，一名枪手伪装成警察向奥斯陆一青年营地内的集会者肆意开枪射击。截止到23日，两次袭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至少91人。

　　7月29日，挪威全国下半旗为76名遇难者致哀。

　　为逝者哀悼，为生者祝福，已成为灾难后的基本共识。但是，灾难之后，如何启动公共哀悼仪式，何时哀悼，怎么哀悼，这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追思逝者需合适之地

　　挪威血案的公共纪念活动，7月30日在首都奥斯陆大教堂举行——还有什么地方比教堂更适合于举行追思死者的仪式呢？

　　教堂是一个为生死两界提供通道的空间，是死者在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与生者再次短暂相聚的地方。

　　任何仪式都必须在合适的地方举行才能体现出它的含义，仪式的精髓便在于它与那个举行仪式的特定地方的联系。

　　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在《荒蛮的思维》中写道：“一位土著思想家曾透彻地说过，‘一切神圣的事情都必须有它们合适的地方’。可以说，正是因为在合适的地方，事情才变得神圣。……如果只是从表面或从局外来看，再精致的仪式也会显得没有意义。”

　　一些更私人、更自发的哀情表达仪式往往会出现在灾难死亡发生的地点，人们在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会短暂驻足，献上一束鲜花，摆上一支蜡烛，或是一张手写的卡片。

　　尊重逝者需反思灾难

　　那些被怀念的死者一般都是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公众关注的灾难事件的受害者，媒体总是第一时间向公众通报灾难死亡的使者。

　　几乎所有的死亡仪式都蕴含着人类对死亡的本能拒绝，拒绝把死亡接受为生命周期的终结。人们在生者留下死亡痕迹的地方短暂驻足，献上鲜花、蜡烛、卡片，就像在墓前留下祭品、默默祷告一样，表达的是一种信念：人的生生死死都不应该是孤单的。

　　死亡本来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

　　在古代，人类对死亡的神秘恐惧只能找到宗教的表达，即使是天灾人祸、战争、法律的惩罚等等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由于其发生频繁，人们也已经习惯将它看作是正常的死亡。如果是天灾人祸，人们会归咎于命运的不济；如果是法律的处死，人们会看作是咎由自取。

　　今天，人们不再这样看待死亡，他们要追究非正义、不正当的非正常死亡的责任。

　　600万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和许许多多其他死于人道灾难的受害者，还有那些死于重大人为事故和灾祸的遇难者们，他们的死亡因此与地震海啸或其他纯自然灾难造成的死亡有了区别。

　　哀悼逝者需公共表达

　　在古代，怀念死者的最隆重的仪式是保留给那些在战场上捐躯的将士们的，平凡的生命在英雄的眼里并没有值得一提的价值。

　　今天，人们对平凡的生命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当骇人听闻的人为死亡灾难一下子发生到许多人身上的时候，国家也会为这样的死者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这种隆重的仪式往往和以前缅怀阵亡将士的仪式一样，会需要有人来作一个特别的讲话。

　　在西方，在纪念死者的场合所作的讲话叫作“演说”。演说本身就是一种纪念死者的仪式，或是仪式的一部分。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记录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上的演说时，曾经这样描述纪念的仪式：在同一个冬季中，雅典人依照他们每年的习俗，对于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人，给予公葬。

　　公葬的仪式是这样举行的：在葬礼的前两天，死者的遗骨运来了，安置在一个事先建筑好了的幕篷中，人们可以自愿拿出各种祭品向死者致祭。他们举行丧葬游行，用四轮车子载着柏木棺材。每个部落有一个棺材，同一个部落成员的遗骨都放在一个棺材里。

　　在游行时，他们还抬着一个装饰好了的空柩架一起走：这是为那些在战争中失踪而尸体没有找着的人设的。凡是愿意的，不论是公民或外国人，都可以参加这个游行，和死者有关系的妇女在坟墓前致哀。“遗骨埋在公葬地，这是郊外风景最美的地区。”

　　告慰逝者需公布真相

　　伯里克利的演说不只是要赞美英勇的死者，而更是要提醒生者，他们应该为什么样的共同生活方式而努力并感到自豪。

　　伯里克利具有伟大的政治家智慧，他告诉雅典城邦的公民们，赞美死者应该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公共的纪念应该有公共的内容。

　　赞美死者一定不要过分，“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务中，有一些是他自己也可以做的。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

　　伯里克利所作的是为生者的公共演说，他说的是民主的公共生活传统带给雅典城邦的光荣和自豪。

　　2011年1月8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了枪击事件，众议院女议员吉福德在一家超级市场出席活动时，遭人近距离枪击，头部中弹，事件中另有11人中弹，其中5人死亡。12日，奥巴马总统在图森就枪击事件发表演说，这是一个在美国人感到震惊而且羞耻的时刻的演说，它的目的不是要赞美议员吉福德或其他受害者，而是要面对一个与全体人民有关的道德危机：美国正在变成一个仇恨文化盛行的国家。

　　残酷的灾难事故死亡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当这种死亡的灾难发生时，媒体和公众应该关心的不是受害者可以得到多少赔偿，而是如何对灾难发生的整体原因作一次灵魂搜索，公布真相。它未必给我们带来荣耀和骄傲，但却可以让我们变得清醒和冷静。

　　为了生者能够有更好的未来，我们应该以这样的心情追思灾难事故的死者。

　　徐贲

　　（严亚楠摘自《新京报·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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