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一

　　姜文生于1963年1月5日，出生地是唐山。他的父亲是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母亲是小学音乐教师。他打小是在姥爷家长大，姥爷是唐山人，在湖南开过煤石厂，经过各种辗转之后终于重返唐山。这是一个大家庭，他有五个姨、两个舅，他受到的爱护格外多。尽管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因为出身问题，生活过得不是那么扬眉吐气，但他在家人的呵护下，得以健康成长。 他后来回到了父母身边，但父亲是工程兵，得四处跟着工程走，从南到北，从东往西，直到1973年才在北京定居。不过，军队大院的生活给了他另一种收获，在那里，他感受并且学会了“男性的美、豁达和幽默感”。何况他还有一个那么牛的母亲，不管什么出身，不管别人投来的目光如何，“永远挺胸抬头地活着”，“不关心挣钱，没有虚荣心”，对他从没有世俗标准上的要求，只关心他是不是健康，是不是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

　　在那么大的时代巨变之中，保持这种心态非常不易，姜文比较幸运，得以避免畸变。刘索拉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说：“关键不是富有，而是变成一个心理正常的人……变成健康、正常、明朗的人……不是人物还能活得高兴，这个心态是最好的心态。”对国人来说，那分明是最紧迫的任务。

　　他生性活泼，甚至有顽劣的嫌疑，在周围人的暗示下又自认“长得丑”，却因为常看电影和话剧，渐渐喜欢上一种与这些特征貌似很远的东西——表演。中学毕业，他先考北京电影学院，落榜，第二年又考中央戏剧学院，又险些落榜，幸亏中戏的张仁里老师看出他的潜质，力主破格录取他。

　　21岁，中戏毕业，进了青艺。毕业九个月，他主演了陈家林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后》，他扮演溥仪，潘虹扮演婉容。接下来，是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他扮演秦书田，刘晓庆扮演胡玉音。然后是法国导演亚可·杜夫曼的《花轿泪》，他和秦怡合作。二十出头，接连出演的三部戏都是和大导演或名演员合作，而且要扮演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他毫无怯意，场上场下，没有一丝犹疑沮丧之意。

　　他的明亮，就在这里，在性格中的热情主动，在从不认为自己的存在需要理由。拍《芙蓉镇》，他访问右派，写角色诠释，给他扮演的秦书田设计了许多动作和细节，例如扫街时的“华尔兹”；拍《红高粱》，他设计了“颠轿”等几场戏，和张艺谋的讨论近乎争执；后来拍《本命年》，也是如此。

　　二

　　他的明亮，还在于感官的发达，在于对自己性灵的捕捉。《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最典型的例子。这部电影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被人久久难忘，是因为它呈现了一种微妙的感官记忆，是气味、颜色、情绪联动后的记忆，那种记忆，是没有时间性的，也是当时的国产电影极度欠缺的。为了捕捉这种感官记忆，第一次当导演的姜文用了极为奢侈的方法来达成目标。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只有六万字，姜文改编后的剧本却有九万字，演员被封闭集训，电影耗时耗资都非同寻常，1993年8月23日开拍，到1994年10月12日才第一次内部放映，1995年9月才上映，整部电影耗资1000万元人民币，用了25万尺胶片，在当时都是大手笔。

　　他要精确的颜色，道具飞机的颜色不对，就染飞机，马小军跳烟囱那场戏，烟囱的颜色不对，染烟囱。米兰家的地，本是水泥地，他为了拍出“凉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换上木地板，因为“中国电影对声音并不重视，只刚刚懂得视觉的重要，因为没有经历过摇滚的时代，对于多声道的声音、对于复杂的声音、对于强烈的声音和安静的对比、对于声音的层次都不讲究”。

　　后来的《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也是这样，那双凉鞋，那列费尽周折才找到的火车，都体现着这种精确。这种精确和别人不一样，不是为了忠于所谓的现实，而是为了忠于自己的感官记忆。

　　“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展现一个个深邃微妙的性灵”，“我总是把一个人当作八个人来演，这样才能演出人物的丰富和立体”，他这么说。

　　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久驻记忆，甚至成为记忆一部分的原因，“烧荒草的味道”已经成为某种特别的表述，进入一代人的秘典。

　　他的明亮，还在于对人有深情。拍《阳光灿烂的日子》，他替夏雨“做汗”（用喷雾器制造汗水），站在夏雨面前，扯着他的衣领，就是个大哥的样子。夏雨拍游泳的戏，腿被冻僵了，他亲自上去揉夏雨的腿。2002年6月20日，刘晓庆身陷囹圄，被捕的当天晚上，他去拜见律师，组建律师团，帮她申诉。

　　达斯汀·霍夫曼曾这么评价他：“如果中国人都是你这样的，那我已开始改变对中国的印象。我过去一直不了解中国。”

　　他的明亮，还在于他始终像个青年，以一种青年的方式去生活，去爱，去膜拜青春。尽管，15岁那年他就被比自己大的军人叫过“叔叔”，尽管，他一直在扮演比自己老的角色，一次次进入一颗颗老灵魂。

　　三

　　他喜欢和青年人聚在一起，不管电影里还是电影外，这或许是部队大院生活的投影。电影里，《让子弹飞》、《太阳照常升起》都是青年人聚在一起的故事，电影外，他也喜欢把青年人聚在一起。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演员选定后就被送到北京附近的良乡，在部队汽车团的招待所里封闭训练，过了一个多月“文革”时期的生活，唱语录歌、“斗私批修”、看纪录片，还得训练游泳和骑自行车。一切都照着部队的作息来，纪律非常严格。扮演童年马小军的九岁的小演员韩冬回忆：“就连戴手表、花零钱等都是不允许的。”所有这些，激发出的却是浓郁的青春气息。扮演马小军父亲的王学圻加入剧组后，“明显地感觉到一股迥异于其他剧组的气氛：年轻，充满朝气”。

　　约翰·列侬在26岁那年接受采访时说：“在人们的想象中，美国曾经是一个年轻人的聚集地。年轻人在美国，而其他人在别处。”他始终试图在电影内外聚起一个年轻人的国度，把陈腐朽烂的都弃绝在外。

　　理解了这种明亮，才能理解他那种富有争议性的政治态度。他并不排斥那个时代，是因为那个时代成就了他的明亮，他是借助这种明亮去理解过去，以个人记忆为出发点去看待时代，不夸大也不歪曲。在他看来，那个时代就是他电影里的那个样子，天空格外蓝，树木格外绿，鲜花铺满铁轨，月光洒满山林，篝火边的烈酒格外香醇，男人女人格外生气勃勃，英雄神龙见首不见尾，只留下带着枪眼的军装。

　　个人的明亮，和时代的幽暗，矛盾又和谐地凝结在他身上，也凝结在他的电影里。2011年，上海一个国际学校放映《阳光灿烂的日子》，放映结束后一个女孩问他：“那段年代，那么多人不幸福，你的记忆里为什么这么快乐？”他回答：“我看得出，现在你也很快乐，可能等你长大了再回头看，你才知道你现在是多么快乐，但又生活在一个多么糟糕的年代里。”

　　韩松落

　　（吴宇天摘自《八小时以外》，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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