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如：建筑要能给人希望

　　陈浩如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生长于艺术世家。祖父和弘一法师李叔同曾是同事，父亲则是著名的油画家。他自幼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中成长，所以即便在15岁那年随父母移居纽约，如今的陈浩如依然对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研究保有浓厚的兴趣。“我从小喜欢读小说，梦想当作家，后来却做了一个‘杂家’。”陈浩如觉得建筑师就是一个“杂家”，什么都要学、都要懂，因此他认为40岁以下没有真正的建筑师。而尽管已年满40，他仍然定位自己是一个“不断学习中的建筑工作者”。

　　从高中起，陈浩如开始接受纯美式教育，曾就读于纽约大学建筑系，毕业之后留在纽约各种类型的建筑事务所工作了8年，画图、复制，迎合客户需求，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老鼠，被放进带跑轮的笼子里，可以跑得很快，但却始终跑不出这个笼子”。于是，当在自己的家乡有一个独立做项目的机会时，陈浩如便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杭州。3年之后，在好朋友王澍的邀请下进入中国美院建筑系任教，并从此决定留在杭州。十余年间，陈浩如先后完成了萧山通策广场、南宋御街改造项目、宁波鄞州文化活动中心等10多个建筑设计，近几年，他又开始同杭州的几位产品设计师一起做材料研究和家具设计。现在，陈浩如正在忙一个临安太阳村的猪圈设计，是个纯竹架构的建筑，这也是之前做竹材质研究之后的实践。陈浩如说：“建筑除了能够解决问题，还要能给人希望。猪圈设计听上去也许很普通，但它却可以做得很有意义。”他设计了一个可伸缩的建筑结构，由10个石墩作为支点，棚顶为竹构架，5组猪圈连成一体，俯瞰像一个机场，远看又跟连绵不绝的群山遥相呼应。陈浩如认为，这个猪圈给人的希望在于，它完全就地取材，竹、茅草、石头，连人工都是太阳村的村民。做这样一个建筑，能让整个村子尽快恢复快要失传的手工艺，也让生态农业的概念传播到了村民的心里。在陈浩如看来，建筑师不可以单单关心“生存”二字，做建筑的造型师，而是首先要做一个社会人。这个不一样的猪圈设计，其实是从建筑的角度对城市与农村关系进行新的探索。

　　《精品家居》=R

　　陈浩如=C

　　R：你现在的状态是一边在西湖边（中国美院）教书，一边在凤凰山脚做自己想做的设计，是不是感觉自己十年前回到杭州的决定很明智？

　　C：周末还能去临安的村落里吹吹风（笑）。当然，我当初回来就是因为拿到了独立做项目的机会，这对于有做建筑师理想的人来说，非常难得。刚回到国内的时候，做的东西还比较商业，一半建筑师一半画图家的日子给了我不少锻炼。积累至今，能有这样一个工作室，算是我理想的状态吧。

　　R：这个工作室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C：是啊，整个艺术园区都是我盖的。这里本来是一个被弃用的空地，有人找我来策划设计一下，效果不错，所以我自己也搬过来了。其实做建筑跟做艺术一样，找到生存空间的同时也要寻找创作的机会。不可能突然有个人给你一块理想的地方，让你无忧无虑、没有限制地进行设计，现实往往是建筑师要在各种交集的外力之间，找到一个可以生存，并且可以创作的空隙。

　　这个工作室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所在的凤凰山，是宋徽宗最喜欢的地方，他曾经喜欢到要在汴京造一座山一个园子，把整个凤凰山的景都移过去，就是著名的艮岳。搬到这样一个好的环境、大的空间来，我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项目，除了建筑以外，还和其他设计师合作，比如室内、家具或者建筑的某个部分。山顶工作室的理想状态是可以分成几个小工作室，搞音乐的、搞艺术都可以来，大家聚在一起，还可以做跨界设计或者跨界合作。艺术本身就是相通的，我爷爷也是画家，但他那时候上学读的是“图音系”，画画和音乐是一个门类，其他艺术形式也一样是相通的。

　　R：杭州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好像特别适合培养出艺术家来？

　　C：用通俗点的话讲，杭州是个接地气的城市。在这里，人和自然相依为命。自然就像盆景一样，哪儿是人造的花园、哪儿是原始的自然，是没有明确界限的，一定要划出边界，那就得通过河道——西湖、钱塘江、大运河。所以在这里生活，和真正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大城市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纽约、上海，那里完全是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组成的，而没有人和自然，因此而产生出一种脱离土地的感觉，不像杭州这么接地气。我很喜欢赖特，他作为抵抗欧洲现代机能主义建筑的主要力量，提出了“广亩城市”的概念，反对工业化，把人从大城市里释放出去。而建筑，必须要跟土地发生关系，不能老是漂浮着，只有土地才会让人觉得舒服，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剥离开来。

　　R：你最近在做的“太阳公社”猪圈设计也是一种对建筑、人与自然的探索吗？

　　C：是的。这个房子很有意思，它没有地基，现代建筑要求底下一定要有地基，但是中国的江南建筑是没有地基的，要保护农田。

　　所以我们就做了10个石墩，上面用竹构架连成一片，靠自重来稳定。这个建筑构造分两层，底下的1.2米是跟猪有关的；而侧栏之上到屋顶的巨大空间，因为整个建筑要横跨8米没有柱子，它的结构决定了它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又恰好保证了猪圈的自然通风。从理论上讲，这座建筑可以随时被拿走，把砖头一搬，就可以完整地把这栋建筑移到其他地方去。

　　经过这个项目，我突然意识到，竹子其实是一种庄稼，是受人控制的。

　　如果人觉得竹子是有害的，那它就会被砍光，然而，人认为竹子是有益的，因此它变成了人与大自然交流的工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安吉、临安大片的竹林，它们几千年的存在也是依靠人类的介入，建筑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建筑，应该是一个生态循环体系。

　　R：你同时受到中西文化的影响，也体验过两种不同的设计环境，能否谈谈你的感受？

　　C：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在纽约SOHO区的一个建筑事务所里给人画图，之后几年陆续待了10家事务所，各种类型的都有。大大小小的事务所虽然同在一个行业，但性质是天差地别的。大公司里面，有人可能就画一个楼梯，有人可能很幸运，专做整体方案，但他其实也就是一个造型师，做了方案以后就不能跟进了，这种氛围事实上跟国内的设计院很像，进去就开始熬。但是我对我的学生说，进了设计院也一定要保持一颗好奇心，时刻为即将到来的机会作准备。当下中国的设计市场机会很多，比我10多年前的情况好多了，大家首先明白建筑是干嘛的，慢慢也明白了设计的价值，对设计师开始尊重，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不过也可能很快陷入另外一种极端，像西方成熟的设计市场那样，流程过于专业化，缺乏独立的艺术创造。

　　R：有没有对你影响很深的建筑师或者艺术家？

　　C：有很多啊。在每个不同的时期会受到不同大师的影响。最初选择学建筑，安藤忠雄算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大学期间，受到StevenHoll的影响，他最好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扎哈（ZahaHadid）、卡拉特拉瓦（SantiagoCalatrava）、妹岛和世等等都曾经对我产生过影响。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普利兹克奖的获得者，不过去年我在ETH（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遇到卡拉特拉瓦的老师，他跟我说，他们在得奖之前的作品更好。好像是这样，人往往都是对自己还不够确定的时候，设计出来的东西更好。

　　撰文_杜雪坤 图_山顶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