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腐终结强拆

　　在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中，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在落马的官员中，相当一部分曾经担任地方一把手，还有数位曾担任省会城市的主要领导，如李春城、季建业、张田欣、毛小兵等，而且在他们的任内，还曾经因善于经营城市而颇有政声。如李春城在任职成都市委书记期间，就创造过城市建设的“成都模式”；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人送外号“季挖挖”；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在主政普洱市之时被称为“拆迁大佐”；前不久落马的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在昆明城市经营上也有大手笔。比较典型的，还有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梳理其从政经历可以发现，万庆良从蕉岭、揭阳、广州一路走来，其施政思路也一脉相承：大搞强拆，几乎把整座城市修理一遍。在他主政之地，几乎都换了一座新城。

　　经营城市这个概念，大体于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在本世纪开始得以迅速推广。作为一种促进城市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经营城市在当时的背景下可以说是一种改革创新。突破陈旧僵化的计划体制下的城市管理模式，以市场化为导向，吸纳民间力量参与城市建设，极大拓宽了城市发展空间。在此思路之下，更由于许多颇具改革意识和敢于创新的地方主政者的大力推动，“经营城市”很快就显现出让人惊讶的效果：城市面貌在很短时间内焕然一新、地方经济各项指标飞速发展、市场繁荣且充满活力。

　　但是，城市建设领域腐败多发暴露出作为一种发展方式的经营城市存在的弊病：经营城市其实是一种带有浓郁计划经济思维的发展思路，在实施中往往是政府主导，无视市场。相关利益方结成利益同盟，形成食物链，共同分食巨大的利益。这导致资源的错配或无效低效配置，不但不能达致“帕累托最优”，反而会造成城市资源及其社会总效用的巨大浪费甚至耗损。人们屡见不鲜的因工程招投标和层层转包中的暗箱操作而导致工程巨大损失的新闻，足以佐证这一点。过去十多年房价飙升，以及出现的种种浮华、腐败现象，均与城市改造过程中不平衡的利益分配有关。正常的城市拆迁不仅变成拆旧城建新城，更展现出无视人们意愿的暴戾强拆，且不断酿成血案。

　　表面看，拆迁和城市的重新布局只不过是一种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的方式，但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方式和手段背后的主导力量是不受约束的官员意志，而且往往是一把手的意志。在一些地方，规划根据长官个人意志而制定和随意修改，“土皇帝”思维左右了城市化进程，贪大求洋，盲目超前，在工程超投标中，暗箱操作，私相授受，甚至主动设租，为腐败创造条件。那些落马贪官的上升陨落，几乎脱不出这样的轨迹。

　　目前反腐正在逐步深入，可以预料，今后还会有许多拆迁官员、项目官员落马。那么，能否以反腐为契机，让城市和经济发展方式重回正常轨道？反腐能否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反腐能否终结强拆？

　　我们有理由抱以期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强力反腐的同时，改革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中央政府正按照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改革清单，渐次推开各项改革。比如，国务院连续出台措施，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划定各省权力清单等；放开一些垄断领域，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更多地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直接干预去处理经济问题。

　　反腐还有为改革清障的作用。当前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阻力，不仅在于利益集团、守旧势力的羁绊，还在于既有惯性没有得到切实扭转。有的官员仍在观望，有的官员虽试图变革，却囿于多方掣肘而难以行动。近期，国务院派出8个督查组，分赴中央27个部门和16个省份，对“稳增长、调结构、抓改革、惠民生”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查，其动因之一，就在于许多政策措施落实缓慢，出现了政策“肠梗阻”。反腐的有序持续深入，显然有利于扫清改革障碍，有助于改革措施的逐步落实，从而让改革可以顺利推进。

　　目前的很多腐败行为，都是与旧的发展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温床。因此，反腐需要与发展方式转变并行推进。要根除城市建设中存在的腐败，需要改变过去经营城市的做法。特别重要的是，要把城市经营纳入制度化、科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夯实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制度基础，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群众团体、科研智库乃至普通公民在重大公共决策中的作用，恪守城市建设中的公平、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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