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路径选择与成功经验

　　长期以来，有关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的争论，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其实，没有哪一种模式是独立存在的，也不存在哪一种模式一定就好的问题，关键是看是否存在该种模式适应的条件。比如，江苏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就与“政治约束”的松紧和反复相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私营经济只能成为“补充地位”并纠缠于意识形态争论时，浙江是民营经济起步和快速发展时期，江苏则大力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私营经济升格为“并存”和“共同发展”地位时，浙江处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时期，江苏则借助于浦东开发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目前，以外资开放为代表的江苏模式和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浙江模式，正在逐渐走向融合。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江苏民营企业的规模远大于浙江；浙江的外资规模尤其是浙北的外资规模现在也很大。以2011年为例，500强中，江苏有118家企业入围，上榜企业的营业总收入达19082.46亿元，占500强营业总收入的27.32%；上榜苏企资产总额达13454亿元，占500强资产总额的22.87%，两项指标的绝对额和占比均位居全国第一。

　　区域的模式选择，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省际竞争的外部驱动力和存量改制的内在驱动力，是两大主导因素。两种模式的路径选择和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第一，制度创新和变迁是全面解读模式选择的总纲和逻辑主线；第二，改革开放是全面提升模式经济实力的动力之源；第三，企业加入集群、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为模式发挥作用提供最重要的交流平台和载体；第四，根据市场变化选择主导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是模式发展壮大的动态特征；第五，通过各种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优先增长来引导产业空间均衡布局，是两种模式发展作用的保障措施。

　　制度变迁是全面解读模式选择的钥匙

　　从根本上讲，区域发展的模式选择和结构变迁，除了区位条件的改善之外，最为本质、最为核心的要素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在早期的计划经济年代，江苏和浙江的产业发展主要是服从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需要，但在转轨经济的早期，江苏主要是模仿性、次生性的创新，浙江更多的是带有原创性特点，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江苏原生性创新的特征开始显现。

　　江苏模式的路径选择带有三个根本性特征：一是整体产业发展紧紧围绕赶超政治而展开；二是整体产业布局主要围绕重工业优先战略而展开；三是社队企业及乡镇工业的崛起和发展。一方面表现为社队企业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利用上海星期天工程师，帮助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突破和企业组织结构创新。

　　与江苏社队企业和乡镇工业模式不同，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模式，不仅市场机制灵活，对江苏模式的苏南乡镇企业模式长期存在倒逼压力，促进了江苏企业改制。江苏通过吸收外国资本和发展民营经济，不少企业抢上了登陆证券市场的“头班车”。证券市场特有的“江阴板块”现象，就是一个好的例证。

　　江苏模式的成功，正是一次次成功的抓住了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再到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并重，并借助上市公司资本平台等重大机遇。江苏模式的演绎，三个方面的因素不能忽视，一是改革中对最小政治风险的选择，二是强势政府的有力推动，三是次生性制度创新的灵活运用。

　　与江苏模式不同，浙江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民本经济，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全面超过江苏乡镇企业，浙江企业家逐步横扫全中国。江苏民营经济则起步普遍较晚，可以说在1997年之后，才真正起步发展民营经济。不过，江苏是在已经积累了庞大的集体资产基础上，根据既定的制度约束，来加快对乡镇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走出了一条催熟“次生型”民营经济、保持经济增长在全国领先地位的捷径。

　　如果说江苏在发展外资经济问题上，历来把广东和上海作为竞争参照系的话，那么，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从1996-1997年开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各级地方政府，甚至省委省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主要领导的讲话，都表明江苏一直紧紧盯着浙江。正是这种赶超意识和竞争意识，推进了政策创新和制度改进。

　　改革开放是提升模式实力的动力之源

　　改革开放对于江苏模式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是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创新和突破，还体现在它成功的利用国际制造业外包的机遇，适时的实现了经济腾飞。

　　在当时，有一项轰动全国的草根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改革，就是“一包三改”，即实行经理厂长为主的承包责任制，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此外，任期目标责任制和内部审计制度，也是颇有影响力的改革举措。正是这些改革举措，解决了乡镇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对于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不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短缺时代，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体制上的某些缺陷，但对政府过多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未能进行有效的约束。由于当时的乡镇企业经营权承包做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产权虚存的问题和弊端，厂长和经理负盈不负亏，尽管后来通过延长任期责任制，通过技术性改良等措施，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在此期间，温州个体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给苏南乡镇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温州私营经济崛起之后，苏南乡镇企业被迫开始改制，政府却成了改制的最大阻力，因为改制削弱的是乡镇和村的权力。以当时的锡山市为例，乡镇企业晚改制一年，集体资产每年将流失几十亿元。

　　2000年，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全面完成。几乎在同时，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正在发生另一种嬗变，以外资模式为主的新苏南模式悄然兴起。可见，新苏南模式不仅仅是外资模式，也是乡镇企业的华丽转身。在改制中，不少企业通过吸收社会资本成功上市。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江阴起了个大早，乡镇企业转为民营后，不少企业赶上了上市早班车。

　　江苏外资模式的关键问题是，本土企业严重依附于外资企业，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GDP的增长，但往往存在着技术升级上的巨大障碍，出现了丰收中的贫困现象。2000年以后，江苏开始反思经济发展速度高、老百姓可支配收入低，浙江经济总量较低、居民收入高的事实，开始学习浙江模式，加速发展本土民营经济。

　　产业集群是区域模式发挥作用的平台

　　众所周知，浙江模式的企业具有“行商”特点，江苏模式的企业普遍具有“坐商”风格。江苏的企业更适合给跨国公司代工，浙江企业以自我创业为主。例如著名的娃哈哈，其产业链提升的路径是，由卖水买瓶，到卖水又卖瓶，再到卖水卖瓶，又生产制瓶流水线与模具。

　　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的一个重要共同特点是，为了提高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生产体系的经济循环程度，两地政府均加大了开发区建设的力度，产业集群成为区域模式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本土企业快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是两种模式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重要的“转型制度”形式。

　　市场变化引领产业发展是模式的关键

　　在主导产业发展方面，江苏走过了一条与浙江完全不同的大规模制度变迁之路。与浙江市场自由选择模式相比，江苏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与浙江以民营企业自发为主模式不同，江苏模式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由于江苏的地方政府处于强势地位，有效地推动了江苏的经济发展。另外，在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需求和政策供给方面，江苏与浙江有着本质的差别。主要体现在：

　　首先，虽然政治约束在两地的制度转型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民营经济，在过去的20多年发展历程中，始终在风雨坎坷的政治变化中坚持发展、不断壮大。即使在政治约束最严厉的1989-1991年间，中央先后3次派调查组到温州调查私营经济问题，地方政府都能顶着压力，组织有关方面有策略的向中央调查组汇报情况，使得调查组最终得出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肯定意见。在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1979-1982)和快速发展阶段(1983-1992)大约13年中，江苏基本上处于“没有大动静”状态，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改进，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贡献。

　　其次，在大规模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路径上，浙江的私营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本经济，即由老百姓而非政府创造的民有、民营、民享的老百姓经济，地方政府充当了降低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摩擦成本”的角色。浙江民营经济模式的制度创新，始终具有原生和先发性。江苏模式制度变迁路径的特点是，它客观地选择了一条注意规避政治风险、充分利用选择机会集合和模仿学习效应，并力求在模仿学习中延伸、扩展和创新先行者经验的制度变迁之路。

　　再次，与浙江民营经济模式具有原生性的特点相比较，江苏民营经济模式主要是在原有体制中强行成长起来的“次生型”形态，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使得江苏模式更多的带有非市场经济的痕迹，政府主导性因素比较明显。受此约束，身为近代工业的摇篮的苏南地区，对上海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产生了先天性的依赖，制造业高度发达，但服务业相对较弱。

　　最后，两种模式虽然在发展的路径、时间、方法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但存在殊途同归的发展前景。江苏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力量一直很强，浙江自下而上的政策创新和创业能力较强，企业家精神也很强劲。不过，江苏人擅长模仿创新和经验总结，由于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作为“公共产品”的近似于免费的充分利用，使得两种模式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殊途同归趋势正在加速。

　　软硬件基础设施配套是模式成功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是长三角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江苏和浙江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而在后期阶段，城市群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有所不同的是，浙江民营资本经济推动的私营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出需要地方政府发挥引导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织规模经济和抵御市场风险等功能，以提高区域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率；而江苏以地方政府推动的私营经济发展模式，也急需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减少政府干预，重点培育自下而上的区域创新能力。两者的创新方向是趋同的，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民本经济。通过各种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优先增长，来统筹协调并引导产业空间均衡布局，是两种模式成功的重要保障。

　　（作者为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区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A024）